从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不同思想道路可以看出，科学的实践观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展开，而人的实践活动蕴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意识的关系；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始终表现为“人”、“意”、“物”三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三种关系和三种因素实质上就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历史规律性，历史规律不可能脱离主体活动而成为独立的实体，但又不依主体的意识为转移，并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总体方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在自为运动着的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正是实践，一方面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改造、创造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实践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历史领域中陷入唯心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则使历史观从唯心主义的樊篱下解放出来，并且消除了“精神的历史”与“物质的自然”对立的神话，填平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鸿沟。

对于历史，只从客体的方面，把它当作自然界一样去研究，不可能把握历史的特质——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只从主体的方面去研究，不把历史看作一个客观的过程，抹杀其内在规律，这正是唯心主义的陈腐观念。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理论基础，从实践出发去把握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而发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了人的存在方式，发现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句话，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

这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任务就是揭示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如果把实践问题仅仅限制在认识论范围，而排除在历史观之外，那么，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逆向位移，即转向唯心主义历史观或自然主义历史观。

恩格斯看到了实践观点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所以，他从劳动出发理解人类历史，并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1]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劳动开始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使人们“互相结合起来”[62]，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推动着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的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63]

不难看出，恩格斯把劳动——实践的根本形式看作人类历史的根基，不仅是人的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人的社会关系、智力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抓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邃本质：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改造、认识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创造和认识自身——他们的肉体组织、社会关系和思维结构。正因如此，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64]。恩格斯的这一见解正是马克思始终强调的观点，即人类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换言之，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恩格斯没有看到实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但是，恩格斯的确没有把劳动、生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去揭示实践的内在结构。在对唯物史观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也仅仅把实践概括为“实验和工业”，甚至或多或少忽视了实践作为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例如，恩格斯晚年强调“交互作用论”，即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思想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此来批判经济唯物主义，阐明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但是，恩格斯没有充分说明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没有深入阐述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这正是恩格斯“晚年通信”未能阻止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在第二国际泛滥的原因之一。弗兰尼茨基认为：“实践的观点不仅克服了沉思的观点，而且带来了根本的历史尺度，而这一点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没有充分强调。但他也从来没有完全忽略掉。”[65]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普列汉诺夫继承了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基础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他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66]。通过实践，“‘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67]。所以，漠视人的实践活动、具体的人的行动，唯物主义就是“枯燥的、灰暗的、悲惨的”[68]。这些见解堪称精辟，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普列汉诺夫就有可能全面而正确地揭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把这些宝贵的思想加以充分地展开。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实践更多地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又主要是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普列汉诺夫对实践的理解是狭隘的，他未能把实践观和历史观结合起来。尽管普列汉诺夫看到了实践观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重要性，但在具体论述唯物史观时，实践观仍在他的视野之外。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重要发现就在于，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因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在用经济解释历史现象之前，经济本身首先需要得到解释。经济并不是关于历史的最后解释，“它本身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69]，因此，生产力才是对历史的最终解释。唯物史观正是在生产力中找到了对全部历史现象，包括经济关系和知识观念的合理理解；唯物史观的成功契机在于，不是从心理学而是从经济学解释社会形态与人类思想的演变，是“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以经济史来说明观念的历史”[70]。

普列汉诺夫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批判相当精彩，对经济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他没有看到实践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只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说明观念，实际上是把经济必然性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生产力决定经济关系，但生产力并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而独立自存的实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就是人们的实践能力，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本质力量。“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71]在历史观中，没有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根本的相互作用了。这种相互作用构成实践活动的根本内容，从根本上说，整个人类历史正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历史现象，包括生产力不仅生成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且只有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哲学不能追溯到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远的地方了。

普列汉诺夫未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没有把生产力理论与科学的实践观统一起来，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地阐述生产力本身的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为了避免用精神或知识来解释生产力本身的运动、变化、发展，普列汉诺夫走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

这表明，普列汉诺夫虽然没有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却走向了自然主义历史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星空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太阳的单独运动规律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行的解释仍旧通行着托勒密的理论。

在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时，列宁认识到，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历史领域中陷入唯心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同时，黑格尔的实践观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72]这就是说，不把实践引入对人类历史的分析，就不可能“加深和发展哲学唯物主义”。列宁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唯物史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列宁又把“一般唯物主义”看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明确提出了“推广运用说”，即“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并认为马克思就这样“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73]。而作为唯物史观“下层”，即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认为“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在列宁看来，“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74]。显然，列宁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唯物主义了，并在更多的场合把这种一般唯物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把列宁的“推广运用说”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75]。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问题在于，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自然观。斯大林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76]。不难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为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77]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行过程。

问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所以，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能“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78]，得到的却是唯心史观。费尔巴哈也是这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9]

撇开自然观能否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不说，斯大林的观点也包含着致命的理论错误，即斯大林所理解的自然存在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斯大林实际上是在孤立地考察自然环境，而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深刻内涵，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的重要意义，从而犯了一个费尔巴哈式的错误。

同时，斯大林还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理论上的特殊性，才使马克思唯物主义有别于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其他形态的唯物主义。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把“决不可把思维与思维着的物质隔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具体地说，斯大林把马克思对于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评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未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相分离、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且带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以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必然使实践的观点被彻底排除在唯物史观之外，并使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

在我看来，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不是从外部的需要中产生的，而是唯物史观本身的主导逻辑，深深地扎根于这一科学历史观的本性之中。把科学的实践观排除在外，或者仅仅把它作为一个一般观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暴露出种种困难和弱点。为此，越来越多地哲学家回到了马克思那里，力图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引人注目的是，这种“重建”方兴未艾，在各种“建构”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预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将会“洛阳纸贵”，成为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50—251、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9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3—12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52、369、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1] [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00、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0、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3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55、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5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8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50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9]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Ⅲ，1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60]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6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9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8页。

[65]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676页。

[6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47页。

[6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16页。

[7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1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2] 《列宁全集》第55卷，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3] 《列宁全集》第18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4] 《列宁选集》第2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5] 《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6] 《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7] 《斯大林选集》下卷，435、436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