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读两《唐书》《唐会要》等书，有事涉唐代史学且相互抵牾者，则随手抄录，略作考辨。凡此，得数十条。其中，已有不少在我所写的论文中予以采用；也有一些是近年来学术界同好的论著中已经提出了的。近日拾掇旧稿，从所余部分中拣出十条，多是琐碎细事，不具重要性质，但仍有辨证之必要。今予以发表，对史学研究者、古籍整理者与出版者，或许可以有一点参考的作用。
一、唐俭和庾俭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记分工撰述而涉及周史者谓：“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唐俭可修周史”。唐俭，《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作庾俭，《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选任》和《全唐文》卷二《修魏周隋梁齐陈诏》均同。
按：两《唐书》之《唐俭传》，不载其曾任太史令之职。庾俭，两《唐书》无传，然于《天文志》《傅仁均传》均明载其在武德年间任太史令事。《隋书》卷七十八《庾质传》亦谓：庾俭，“义宁初，为太史令”。由是，《唐大诏令集》所载唐俭当是庾俭之误。
二、《旧唐志》误记《梁书》卷帙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正史类”著录：“《梁书》三十四卷，谢吴、姚察等撰；又五十卷，姚思廉撰。”
按：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六卷，今存，此云“五十卷”，误。
三、晁公武关于《周书》的误载
《郡斋读书志》卷五“正史类”记：“《周书》五十卷。右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贞观中，德棻请撰次，而诏德棻与陈叔达、唐俭成之。”
按：晁氏此记，有三误。一，“德棻请撰次”，系武德四年（621年），而非“贞观中”。二，德棻在贞观十年（636年）撰成《周书》，其合作者乃岑文本、崔仁师，而非陈叔达等。以上，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和《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三，庾俭，误作唐俭。
四、《氏族志》卷帙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贞观）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
按：《氏旅志》，久佚。《唐会要》卷三十六、《旧唐书·经籍志上》“谱牒类”及《高士廉传》等均作100卷，此记“一百三十卷”，误。
五、礼部尚书与吏部尚书
《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记：“（太宗）及诏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牒，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云云。
按：查《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记其于贞观五年（631年）“入为吏部尚书”，随即奉诏撰《氏族志》，且终生不曾任礼部尚书之职；《新唐书》本传、《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资治通鉴》等亦均为吏部尚书。此记“礼部尚书”，非是。
六、唐太宗褚遂良问对年代
《贞观政要》卷七《文史》记：“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按：这是一次很有名的问对，其影响亦甚大。关于问对年代，两《唐书·褚遂良传》所记不甚明确，但却明载褚遂良之为谏议大夫是在贞观十五年（641年），问对事则记于其为谏议大夫之后。又，《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书为“（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公正》书为“贞观十六年四月”，《资治通鉴》记于“贞观十六年”之下。要之，当以《唐会要》等书所记为是。
七、唐修《晋书》撰人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记，贞观二十年（646年）参与重修《晋书》者21人，其中有“主客郎中卢承基”。《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晋书》条下，则无卢承基而有赵弘智，与《唐会要》相异。
按：卢承基，只于《新唐书》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有以下记载：“承基，主客郎中。”此外，两《唐书》中别元记载。赵弘智，两《唐书》有传，与令狐德棻等同为太子承乾属官；后太子废，亦同坐免（参见两《唐书·太宗诸子传》），旋又同时被起用（参见两《唐书·许敬宗传》）。据本传及《新唐志》记载，他还参与过“六代史”、《艺文类聚》《五代史志》的撰述工作，并有《赵弘智集》20卷传世。又，参与重修《晋书》诸人“并推（令狐）德棻为首”（《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与德棻政治遭遇及撰述经历颇为相同的赵弘智参与此役，是很自然的事情。准此，当以新《志》录著《晋书》撰人为是。而两《唐书·令狐德棻传》记参与重修《晋书》者均为18人，当未以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位监修计算在内。
八、唐初国史
《唐会要》卷四十三《史馆上·修国史》记：“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中书侍郎李义府、崇贤学士刘允之、著作郎杨仁卿、起居郎李延寿、秘书郎张文恭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所记略同，唯撰者增加“起居郎、弘文馆直学士顾裔（胤）”。
按：《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云：“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30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恭仁，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50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又《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附《顾胤传》亦谓：“顾胤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物五百段。”又，《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记曰：“至（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由是乃知：其一，唐初国史，姚思廉为草创者；其二，显庆元年（656年）所成，是在姚思廉所撰30卷的基础上“缀以后事”，撰成50卷，两者合计，当为80卷，上引81卷者，误；其三，顾胤参与了上述后50卷的撰述工作，《唐会要》阙书；其四，显庆四年（659年）所成实录20卷称“添成一百卷”者，即指上述80卷所言，此亦可证“八十一卷”之误。
九、总章三年十月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载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末署诏书颁发时间为“总章三年十月”。《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记其事曰：“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能者，皆不得预于修撰。”《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则明确记载上述颁发时间为“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按：上署“总章三年十月”，疑系沿《旧唐书·高宗纪》之误；然后者却也明载总章三年（670年）三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咸亨元年”，故三月以后实为咸亨元年。为避免纪年上的混乱，《新唐书·高宗纪》与《资治通鉴》均不书总章三年，而在咸亨元年（670年）三月之下分别载明：“大赦，改元”，“赦天下，改元”。而《资治通鉴》更在“咸亨元年”下注明：“是年三月，始改元。”这在纪年上就更加准确了。要之，高宗朝本无“总章三年十月”之说，《简择史官诏》的颁发时间，当以《唐会要》所记为是。
十、刘知幾领国史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云：“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
按：刘知幾（子玄）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至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卒，首尾20年，故《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说他“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大致不错。《新唐书》本传说“且三十年”，实误。
[1] 原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2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