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兢逝世1230周年[1]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中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曾被唐人誉为“当今董狐”。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一直流传至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今年（1979年），是吴兢逝世1230周年。笔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示对他的一点纪念。

一

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2]。他的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正是处于“贞观之治”之后，唐皇朝继续兴盛发展的时期。

吴兢所生活的年代，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所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新唐书·吴兢传》说他“少厉志，贯知经史”，可见他从年轻时候起，就立志钻研史书。吴兢读书是非常刻苦的，《旧唐书·吴兢传》称赞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吴兢一生读了许多书，他不仅是一个大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大藏书家。吴兢曾经把家里的藏书编了一个目录，题名《吴氏西斋书目》。丰富的藏书，对他一生从事史书的研究、著述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吴兢为人“方直寡谐比”，刚直正派，不好交往，朋友不多，“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这两个人对青年时期的吴兢影响很大。魏元忠深沉有谋略，不轻易动容。他原名“真宰”，曾经“以诸生见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谢即出，仪举自安。帝目送谓薛元超曰：‘是子未习朝廷仪，然名不虚谓，真宰相也’”[3]，后因“避武后母讳”，才改名“元忠”。魏元忠在武则天时，“为来俊臣所构。将就刑，神色不动”，后宣诏免死，“诸囚欢叫”，元忠“亦不改容”[4]。其为人深沉刚毅如此。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尤其难得的，是他“雅有知人之鉴，凡在品论者，后皆如其言”；武则天时居相辅之位，“每以用人为先”，“则天以为知人”[5]。吴兢与魏元忠、朱敬则为友，自然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

历史的环境、家庭的条件、社会的影响，所有这些，与吴兢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家，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魏元忠、朱敬则是很了解吴兢的。他们对他“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魏元忠在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6]，位居相辅；朱敬则在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累迁正谏大夫，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7]，亦居相辅。吴兢开始担任史职，也就在这一时期。

由于魏元忠、朱敬则二人的荐举，从此，吴兢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生涯。

二

吴兢担任史官以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曾经参与了朝廷的一系列著述工作。任职期间，他同大史学家刘知幾结成知己。当时，刘知幾“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8]可见，吴兢与刘知幾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特点和长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简赅。吴兢写历史，叙事简明而准确，因而被人们称为“良史”。我们从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来看，他的史笔的确是非常洗练的。可惜吴兢的著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今天已经无法更具体地了解他的“叙事简赅”的特色了。

第二，直书不讳。在中国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直书”与“曲笔”这两种传统。在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史官许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记事阿曲”[9]。武则天、唐中宗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史事，“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10]。这些，都是唐代史学中的典型的曲笔。与此相对立的，还有一些坚持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等，都是主张“善恶必书”，直书无讳的。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对史学上的“直书”与“曲笔”做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史家直书，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1]；而曲笔作史的人，其实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12]。在史学上的这种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中，吴兢是一面坚持直书的旗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刘知幾是从理论上对“直书”与“曲笔”做了总结的史学家，而吴兢则是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了直书原则的史学家。

这里，我们举出两件事情，来说明吴兢直书不讳的精神。

第一件事情，是吴兢对武三思等人的抵制。如上文所说，武三思、张易之等在武则天、唐中宗时监领史事，曲笔作史。吴兢对他们是十分鄙夷的。为了不使自己同流合污，吴兢便别撰国史，和他们分道扬镳。开元十四年（726年），吴兢在给唐玄宗的奏疏中，揭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他说：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13]

由此可以看出：在武三思等人利用权势，对历史任意进行践踏的时候，吴兢却洁身自好，不阿附权贵、与世沉浮，并能以极大的毅力和奋发的精神，“潜心积思”，分别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裁撰写唐史。这不仅在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劳动。吴兢的这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件事情，是吴兢对张说的抵制。武则天长安年间，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阻下，乃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唐玄宗时，吴兢与刘知幾重修《则天实录》，乃直书其事。时值张说为相，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故“世谓今董狐云”。下面是《唐会要》对此事的一部分记载：

（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按：指刘知幾——引者）修实录，论魏齐公（按：指魏元忠——引者）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按：时刘知幾已故——引者），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4]

吴兢始而能秉笔直书，继而又敢于承担责任，不徇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他之被称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这两个特点，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三

吴兢不仅以“董狐笔法”闻名当世，而且他还是一个极其热爱史学的人。这固然与他长期担任史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吴兢把自己的一生都和史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称得上是一个爱史成癖的人。

吴兢所生活的年代，唐皇朝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比较安定的。但是，宦途的坎坷、家庭的变迁，却也使得吴兢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平静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吴兢来说，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了。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吴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可以这样说，他是把一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撰写唐代历史上面了。

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吴兢参与国史的修撰工作[15]，但由于武三思等“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吴兢不得已别撰《唐史》《唐春秋》。

唐中宗时期，吴兢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不久，吴兢“以母丧去官”。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在“停职还家”期间，也还是“匪忘纸笔”，在继续著述。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吴兢丧满除服，“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次年，吴兢与刘知幾撰《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为此，他和刘知幾都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赐[16]。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吴兢以卫尉少卿的职务，在马怀素的主持下，与韦述等26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17]，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以后，吴兢以父丧而再次解职。“丧终，为太子左庶子”，未重任史职。这使吴兢深深感到不安，因为他在长安、景龙年间开始撰写的《唐史》《唐春秋》还没有完成。于是，他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上疏唐玄宗，反映出他的这种“实深忧惧”的心情，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

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谓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18]

这一段文字表明：吴兢在第二次居丧期间，以及在他停止史事、任太子左庶子期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著述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兢的这一封上疏是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可是他的史稿已经写到开元十四年三月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常刻苦、异常勤奋的史家的形象。吴兢始终是以完成唐史即“皇家一代之典”为己任的，这种历史家的责任感一直在鞭策着他，并促使他最后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要求。当然，要是与他的奋发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所提的要求是太微不足道了。于是唐玄宗敕令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不久，又转至史馆，继续修史，并被封为长垣县男。吴兢撰成《唐史》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了。

可是，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却遭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由于“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所谓“坐书事不当”，究竟指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已无从了解。从吴兢一贯的史笔来看，很可能是因为直书不讳，触犯了唐玄宗或是其他权贵。尽管“诏许以史草自随”，但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和主观精神上的苦恼，都给吴兢完成《唐史》的著述工作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就在这时，“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19]。这一年，吴兢59岁。他从武则天圣历、长安年间参与国史，已有30年左右，至此，终于不得不同唐史的研究与著述工作告别了。对于一个热爱史学的史家来说，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吴兢未能完成《唐史》《唐春秋》的著述，这对他自己来说固然是一大憾事；就是对唐代史学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尔后，虽然吴兢“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唐玄宗天宝初年，又“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然而，这又怎能弥补他在唐史的著述方面所遭到的挫折呢？

吴兢毕竟是一个酷爱史学的史家。唐玄宗天宝初年，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可是他还“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虽年老衰偻甚，意犹愿还史职”。那时，李林甫为相，“嫌其衰，不用”。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以八十高龄，悄然长逝，结束了他的一生。吴兢死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当是他撰述《唐史》的一部分草稿。吴兢晚年著述，“伤于太简”，难免“疏牾”，这是他的缺陷，时人多已指出。

吴兢逝世已经1230年了，但他终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著述的那种认真、顽强的精神，还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四

吴兢的一生，有40多年时间是在著述史书中度过的。他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流传到今天的却只有一部《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一书是吴兢编撰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关于它的成书年代的问题，自宋朝以来，一直是很模糊的。宋人陈振孙说：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20]

陈振孙所言及《馆阁书目》所记，讹误之处，异常明显，但却代表着宋人的权威性的看法。

为了澄清自宋朝以来对于《贞观政要》成书年代的错误认识，也为了更好地对《贞观政要》一书及其著者吴兢进行研究，有必要做出如下一些考证。

其一，关于吴兢是否曾为“卫尉少卿”的问题。《旧唐书·吴兢传》与《新唐书·吴兢传》确未载录吴兢曾任卫尉少卿一事；可是吴兢曾为是职，却是毫无疑义的：

开元五年……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询、卫尉少卿吴兢并（韦）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21]

这是唐玄宗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工作，吴兢以卫尉少卿的职务参加了这项工作，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陈氏所云，未免过于武断。

其二，关于“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确系何人的问题。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曾经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二人为“良相”。陈振孙说是“未详何人”，亦未免过于疏忽。事实上，吴兢提到的这两个人，在新、旧《唐书》里都是立了传的：

《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记：源乾曜于“（开元）八年春，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侍中。……（开元）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迁太子少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22]

据此，可知“侍中安阳公”乃是源乾曜无疑。

又，《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记：“（开元）八年春，宋璟、苏珽罢知政事，擢（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数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明年（按：系指开元十三年——引者），坐与王守一交往，左转台州刺史。复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23]

据此，亦可知“中书令河东公”乃是张嘉贞无疑。

源乾曜、张嘉贞同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分别任侍中和中书令，这就是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所称的二位“良相”。陈振孙云“未详何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疏忽。

其三，《贞观政要》并非“神龙中所进”。宋人编纂的《馆阁书目》，说《贞观政要》一书为唐中宗“神龙中所进”。这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吴兢于《贞观政要》下署名之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说明《贞观政要》的成书不当早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如前所述，吴兢于是年任卫尉少卿。其次，吴兢于《贞观政要》序中，突出地提到“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二人，这二人为相均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若《贞观政要》为“神龙中所进”，吴兢在序中是绝不会提到他们的。由此可见，《馆阁书目》关于《贞观政耍》系“神龙中所进”的结论，是不对的。

其四，《贞观政要》的成书，当在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在开元、天宝之际。笔者的这个论点的主要根据是：（1）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颂“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良相”。考张嘉贞之封为“河东侯”，事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源乾曜之封为“安阳郡公”，事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可知《贞观政要》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2）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24]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像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而倒很像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3）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这种口气，当然不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或普通的中央官员口中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吴兢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因“坐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后，历任台州、洪州、饶州、蕲州刺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由荆州司马，升到相州长史，说明吴兢在开元末年时期的政治地位又有所提高。唐玄宗天宝初年，吴兢又从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由一个封疆大吏升为恒王李潓（后改名李真）的老师。恒王李潓（真）是唐玄宗第27子，“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25]，地位是很显赫的。《贞观政要》一书，很可能是吴兢在任相州长史及恒王傅这一时期最后写成的。从时间来看，正当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有的论者说《贞观政要》的定稿和进呈大概在开元八年（720年）这一时期，也是欠妥的[26]。

那么，吴兢在《贞观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吴兢着手编纂《贞观政要》一书，可能是在唐玄宗开元前期他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时候，故书成奏进，也就一仍其旧；第二，唐代文人入仕，均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吴兢在署名上保持他早年所任职衔，是完全可能的；第三，吴兢一生酷爱史事，年逾七十，“意犹愿还史职”，因而在《贞观政要》一书上，保留着“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职称，或许正是他的这种强烈愿望的一点反映罢。

五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27]

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作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同有家者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28]

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已经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撰《贞观政要》一书的时候，主要地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此书、作序上表的时候，主要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现实政治方面了。他所作的序和所上的表，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从《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的脉搏。

《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因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个中心，如：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教戒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的总的宗旨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29]

由于《贞观政要》多系“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摄其指要，举其宏纲”而成，所以从思想上来看，并不完全是反映吴兢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但是，吴兢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也是肯定要掺入他的认识和观点，表达他的旨趣和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譬如：吴兢列《君道》篇为40篇之首，正是反映了他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皇朝的关键所在的看法。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借“天下苍生”的名义表达他对唐玄宗的“诚亦厚矣”的期望，也是出于类似这种“君道”的思想。

于《君道》篇中，吴兢“缀集”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封建统治的问题。吴兢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使他感到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作为一个封建史家，吴兢希望唐皇朝永远保持兴盛、强大、富庶、安定，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于《任贤》篇，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歌颂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里，隐约地反映了吴兢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与魏徵有着某些相似的认识。魏徵曾经指出：“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棁栋梁，莫可弃也。”[30]这是包含着不把一个皇朝的兴起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见解，而是看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魏徵是用这个观点来概括隋初的历史；而从吴兢对唐初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观点。

于《君臣鉴戒》篇，吴兢表达了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皇朝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著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政权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在《灾祥》篇中，吴兢引用了虞世南的“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魏徵的“但能修德，灾变自销”的话，也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

在《文史》篇，吴兢列举了唐太宗的“史官执笔，何须有隐”的观点，以及褚遂良、刘洎的“君举必书”的认识。吴兢多年担任史职，被誉为“当今董狐”。上述唐太宗等人的一些观点，自然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共鸣。他提倡直书，反对曲笔，于此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此外，吴兢在第八卷中，列《务农》篇为本卷之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次之，是很有见地的编排，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于第九卷中，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以往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和寄托。再者，太子是“储君”，是皇帝的继承人，事关重大，所以吴兢在第四卷中编撰了《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反映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颇有深意的，其目的当然是希望封建帝王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以上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吴兢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积极因素，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史家和朝廷的诤臣。

从《贞观政要》一书中，我们也窥见了吴兢思想中消极的一面。例如，他于第五卷中，罗列了一些关于封建伦理德道的说教；于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以此约束自己；但是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这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自少“博通经史”，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贞观政要》是一本政治历史书，所以它受到最高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视，尤其是某些较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更是把《贞观政要》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后期比较突出的一个封建君主。《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说在李忱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31]，唐宣宗李忱就十分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他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32]。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在封建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独特的成就的。吴兢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这与所谓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吴兢之前是很少见的。“贞观之治”为唐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到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中国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

如果说，“董狐笔法”是吴兢留在史学上的一大遗产的话，那么，《贞观政要》就是他留在史学上的又一宝贵财富。

作者附记 上文刊出后，我读到吴枫先生论《贞观政要》的大作，深受教益。但对于吴文之论《贞观政要》成书年代的看法，却未敢苟同，因撰《〈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一文[33]重申愚见。兹录有关段落，以备参考：

1979年，吴枫同志在《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评〈贞观政要〉》，指出：“《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的成书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是有根据的……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来看，《政要》成书的具体年代，目前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大约是吴兢在史馆任职时，即705年到721年之间编辑的。”这一段话说得比较客观。吴枫同志认为，成书的具体年代，下限不晚于开元九年（721年），与王说同，而把上限推到神龙元年（705年）。其实，“神龙中所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吴兢于《贞观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考吴兢任卫尉少卿时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而在唐中宗神龙年间却不曾担任过此职。因此，《贞观政要》的成书，不会早于开元五年。其次，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为“良相”。考源乾曜、张嘉贞二人为相，均在唐玄宗时期。若《贞观政要》确系“神龙中所进”，吴兢在序中绝对不可能提到源、张二人。

“定稿和进呈”在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的说法，也不可靠。王应麟的这个说法，其假设是：“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据他自己考证，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之时”是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开元九年九月之间。因此得出《贞观政要》上于开元八年、九年的结论。吴枫同志认为，《贞观政要》的著述是经过了若干年的积累才成功的，这是颇有见地的。但他也认为，《贞观政要》的成书，当不会晚于开元九年（721年），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论者只注意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官职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及他们担任是项官职的时间，但忽略了他们二人的封爵（即安阳公和河东侯）及他们获得此种封爵的时间。

据《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源乾曜任侍中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七年（720—729年）；其被封为安阳郡公，是在开元十七年（729年）秋天。据《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张嘉贞任中书令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一年（720—723年）；其被封为河东侯（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为“河东公”），是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后。根据以上事实，《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不可能在开元十七年之前。因为张嘉贞之被封为“河东侯”，事在开元十三年后；源乾曜之被封为“安阳郡公”，事在开元十七年。若《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是在开元十七年之前（譬如，在开元八年、九年），那么，吴兢在自序中只能提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职官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而绝不可能提到他们的封爵名称，即“安阳郡公”和“河东侯”。吴兢在自序中既然同时提到源、张二人的官职名称和封爵名称，则《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十七年后，便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认为，《贞观政要》的成书，当在开元后期至开元、天宝之际。

既然《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末年或开元、天宝之际，那末吴兢为何要在序中着意推崇早已罢相、身殁的源乾曜、张嘉贞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1）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诸相之中，确有可被称道的地方。吴兢对他们表示敬重和推崇，并在序中着意提到他们，是不足为怪的。（2）吴兢撰成《贞观政要》一书，正值李林甫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之时。对于李林甫这样一个“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的宰臣，刚直不阿的吴兢自然不能苟同。他在序中推崇“良相”，正是为了讥刺李林甫这样的“奸相”。玄宗天宝初年，吴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李林甫则“以其年老不用”。这里，除了年岁上的原因之外，必定还包括政治上的原因。所以吴兢在序中特意赞扬源、张二位“良相”，绝不是偶然的。

1988年3月12日

[1] 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吴兢传》记：吴兢卒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时年八十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2页）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记：吴兢卒时，“年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综观二书，知吴兢当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本文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新、旧《唐书·吴兢传》，不一一作注。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9页。

[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3～4344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17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52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14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0页。

[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8页；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3页。

[1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8～452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13]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98～1099页。

[14]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亦略载此事。

[15]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4页）

[16]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4页。

[1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18]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9页。

[1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2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作“六十余篇”。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作“五十余卷”。

[20]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2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1～3072页。

[2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嘉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1～3092页。

[24]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3页。

[2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玄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71页。

[26] 见吴兢：《贞观政要》出版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7] 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8] 吴兢：《上〈贞观政要〉表》，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3页。

[29] 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30]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31]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3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33] 载《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