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增强和现代文明水准的提高，一方面包含着对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于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认识、评价、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可以这样来看待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话，那么，历史传统给予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启示当然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作为历史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史学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自亦有其不可忽视之处。

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远的不说，即以20世纪而论——

一个意大利人说：“历史是生活的教师。”[1]

一个美国人说：“历史的长河是源远流长的，重大的人类情感和利益都和保持（或者避免）过去的记忆分不开。无论是令人厌恶的回忆或者是令人渴望的回忆，都影响着人民的历史进程。”[2]

一个英国人说：“革命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历史思想里真正重演那尽管已被他扬弃了的生活时，才能把他的革命看作是一种进步。”[3]

一个中国人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社会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

这里，姑且不论这些论者的历史观的性质怎样，姑且不去考察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和不完全相同的说法，强调了同一个道理：历史和现实生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这是一个深刻的但又极易了然的道理。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曾经激励着无数的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斗、而献身；曾经吸引着许多异国人士的研究、称颂和倾心，以至于把中国誉为全人类的“发明和发现的摇篮”。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使它的子孙为之骄傲，为之兴奋，也赢得世界进步人士的公正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确是生活的教师。

历史教育，首先要认识中国历史。在认识中国历史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握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在十三四世纪以前，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而以科学技术的影响最大。早在上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之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做了如下概括：“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成就都能得到这样崇高的评价。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们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不仅可以证明马克思这一评价的正确，而且还可以由此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李约瑟说：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6]。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尚未完全成书，但已成为世界名作，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证明他的论断不是虚张声势的浮妄之辞。《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认为：“目前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人并不很多”；“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7]。毋庸置疑，没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对世界做出如此众多的奉献的。

第二，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是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不断开拓历史前进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8]这样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只有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反反复复的斗争中才能培育起来。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这样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第三，从民族关系史来看，是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五十六个民族，这是长久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灿烂的、多姿多彩的古代民族文化，直到今天还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示出活力，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教育，还必须对传统史学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估价。这是因为，历史教育是生动的和具体的，它不能脱离传统史学而变成空洞的或抽象的说教。

什么是传统史学？依我的肤浅认识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指的是中国近代以前的史学，也可以说主要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史学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由于社会的变动而引起史学的分化，已经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因此，把近代史学纳入传统史学的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传统史学呢？我以为：中国传统史学，就其整体来说，既有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这是我们要摒弃的；同时，它也有进步性、时代性的一面，还有多样性、社会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不摒弃前者，就不能在理论上和认识上克服传统史学的弊端和缺陷，不能跳出前人的窠臼；不认真地批判继承后者，就不能吸收和发扬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不能光大我们民族的优良史学传统。

由于我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史籍丰厚，内容繁复，这使它能够赋予历史教育以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历史教育在程度上的多层次性。历史教育的对象既然是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它就必须适合于具有不同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的人们的需要。在这方面，传统史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例如，《三字经》，这是蒙学读物；《纲鉴易知录》，这是通俗读物；《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是高级读物。不同水平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关的读物。即以《三字经》而论，前面说到章太炎曾称赞“其叙历代废兴事”，“启导蒙稚者略备"，“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可见《三字经》在“启导蒙稚”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历史读物，既可以作为一般教材看待，也可以看作是高级读物，司马光撰写的《稽古录》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朱熹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是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又说：“《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9]这说明，《稽古录》在当时是一部适合于各种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人阅读的书。今天的历史教育，一方面要适当地利用传统史学所提供的现成材料，当然这必须增写必要的说明和简明的注文；另一方面也要借鉴传统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撰写出新的、不同层次的读物。

第二个特点，是历史教育在内容上的超职业性。历史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而是提高每个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因此具有超职业性。当然，不同专业和职业的人，通过学习丰富的历史典籍，可以得到知识方面、经验方面、道德方面的许多启发，这是无疑的。例如，军事家自然爱读《孙子兵法》和历史上有关著名战役的记载；政治家则更关注历史上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用人纳谏的人，对历史上有关变法、革新、成败兴替之理的记载有浓厚的兴趣；搞水利的，搞交通的，搞农业的，搞矿冶的，搞教育的，搞法律的，等等，都可以从历史的学习中获得专业和职业方面的教益。但是，历史教育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中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它过去和现在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它今后的命运将会怎样，作为民族的一个成员、国家的一个公民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所谓“察古而知今”“鉴往而知来”。对于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分专业和职业的，是人人都需要接受的。传统史学在这方面提供的文献很多，足够人们采择、整理、节选、改编或据以重撰，以充分发挥它在历史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历史教育在效果上具有突出的可接受性。这也是由中国传统史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国传统史学产品丰富，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在世界各国中是罕与其匹的，这是历史教育在社会效果上具有突出的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手法，即历史文学的修养。中国古代史书在写战争、写场面、写人物（言辞、心理、精神、个性）、写社会风貌等方面，都在文字表述上有很高的艺术性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人们屡读不厌，这就大大扩大了它们的流传和社会吸引力。20世纪的人读《史记》，当然不必也不可能产生像茅坤所说的那样的感情和奇特的联想，但它引人的魅力依然存在，人们可以据此而想见当时的人情世态。即使是那些并非属于第一流的历史著作，也不乏这样的魅力。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杨万里说他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感受是：“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10]这话不免夸张，但纪事本末体史书长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述得起伏跌宕，始末了然，亦自有其感人处，当并非虚言。

那么，从现今的读者来说，应当如何看待传统史学赋予历史教育的这种突出的可接受性呢？我认为，李大钊在60多年前讲过的一段话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是这样说的：“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11]这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即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

历史教育，它是史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各级公务员，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历史教育的这种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是由历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的。

历史教育是全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史学在历史教育中处于关键的位置。本书的论述，即是以传统史学为根据，从几个主要问题上揭示出史学的这种重要作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史学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民族，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史学的沉思，定会激发起读者的沉思……

[1]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2] 蓝达尔：《历史学家的身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9页。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0页。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5]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7] 李云飞：《英国通讯·为中国古代文明欢呼》，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26日。

[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10]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通鉴纪事本末》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

[11]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