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史学以其独特的路径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历史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春秋》《左传》这两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诸华或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尽管人们在夷、夏关系上存在种种不同的认识，但对于各族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上从事征伐、会盟而建立起来的联系，人们都是承认的。晋国统治回顾春秋前期的历史，称秦、狄、齐为“三强”[22]。秦国在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3]，西戎成为秦国政治实体的一部分。而晋国在悼公时采纳魏绛“和戎”主张，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政治局面，在晋文公称霸之后晋国“于是乎始复霸”[24]。春秋末年，在鲁国，“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25]。像这样一些各族间的重大活动和密切联系，当时的史官多有记载而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史家还记下了孔子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的史实：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对答如流，说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26]孔子说的“学”，不仅仅指官制，而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文化概念。孔子曾产生了要到“九夷”地区去居住的想法，或许与此事有关。《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反映了孔子对于各族间的界限也有一种很开阔的认识。

上面所讲的，是有关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问题。史学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民族溯源问题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大一统时代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朝代。怎样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怎样认识这个历史的源头？这是史学家们所面临的新的历史问题。扩大来说，这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上的大问题。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其首，这在司马迁来讲，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写历史，要“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自然是他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里详细地说明了他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的原因。他说：学者们“多称五帝”，孔子的言论、事迹中也有关于他的弟子问到《五帝德》和《帝系姓》二书的事情，读《春秋》《国语》可知其对《五帝德》《帝系姓》的发挥，而他本人在各地的访问考察时“长老”也都能说一些关于黄帝、尧、舜之事，虽所说不尽相同，“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个事实表明：自春秋末年以来到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古史的追寻已逐渐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有关黄帝的传说，以致从“学者”到民间“长老”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态，从而给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的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态，并反过来对中国史学以至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清代以来一些史家从信史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很有意义的考证工作；但是，《史记》问世以后所产生的这个文化影响，确是真切的事实。黄帝，同时还有炎帝，并称“炎黄”，成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象征，这也有了久远的历史。《史记》记载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这是一幅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民族史画卷，其中有些记载超出了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27]。这样一个多民族历史格局在史学上的反映，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其中10篇志叙历代典章制度，大多从黄帝或神农讲起。《汉书》又创《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首叙伏羲、炎帝、黄帝。《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史”的奠基之作，直至清初修成《明史》，历代正史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连续不断的重要记录，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史内容，在民族文化的观念形态上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唐初君臣在规划撰写前朝史时，承认北齐人魏收所撰写的《魏书》的正史地位，并称赞它“已为详备”。同时，唐初史臣奉诏撰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其中《周书》同各史一样，也处于正史地位。《魏书》记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东魏史事，《周书》记鲜卑族宇文部所建北周史事，它们被尊为正史，反映了人们在文化观念上对民族关系的新认识。《周书》称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28]，称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29]。《隋书》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室韦，契丹之类也”。又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30]在唐初史家看来，这些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炎帝和黄帝时代。唐初史家重撰《晋书》，以“五胡十六国”史事写入《晋书·载记》，是把它视为东晋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一改南北朝时期史家的“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31]的做法，贯穿“天下一家”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唐史家杜佑撰《通典》200卷，记历代典章制度，所述“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32]在“通古今之变”上同司马迁《史记》相仿佛。《通典》这部史学名著在民族文化上具有突出的价值：它提出了“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33]的认识。杜佑以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阐说了“中华”“华夏”革除“旧风”的过程，又从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说明“中华”“华夏”同“夷狄”在社会风俗方面产生区别的原因。他认为：“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34]。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杜佑上述论点，有的是不足取的；他仅仅从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华夏”和“夷狄”文明发展的差别，也是不全面的。但是，杜佑的上述见解中，包含了“中华”“夷狄”文化同源的论点，包含着不是从民族“本性”而是从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说明夷夏之别的论点，包含着“中华”也曾经像“夷狄”一样落后只是后来才变得进步的论点，这是当时的人们在民族文化观上所能达到的最先进的认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盛大的唐王朝，史学家不论是在具体的历史撰述上，还是在观念形态上，都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与唐高祖在故汉未央宫置酒大宴群臣，“上皇（唐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与侍臣在翠微殿总结经验，讨论他在政治上成功的原因。他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他却能“爱之如一”，作为获得政治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36]对此，当然不应仅仅从他们的政治家的气度去说明，还应当考虑到历史文化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民族观念的影响。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这固然是唐王朝政治上强大的反映，同时这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符号。

元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及唐王朝的地方。但元王朝对撰写宋、辽、金三朝正史，却十分重视，这与唐王朝又有相似之处。元朝史官在撰写《辽史》时，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按唐修《周书》为据，契丹族所建的辽朝，其先氏系出自炎帝；而按辽朝史官耶律俨所撰《辽志》，其先氏是出于黄帝。对此二说，元朝史官如何抉择呢？他们很豁达也很机智地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写道：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37]

所谓“王畿”“封建”“王政”等用在这里，并不妥当，这是套用了西周的一些政治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史官于两说之中，取早出者为是，而并没有批评另一种说法。这件表面上看来很有趣味的事情，却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史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是辽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二是唐朝史官在民族溯源的认识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元朝史官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多民族历史的更广泛的认同。

从汉、唐、元三朝的史学来看，它对民族文化的发展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说的重要作用，主要是从观念上着眼的。史学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而以政治文化和社会教育最为突出。在这个方面，汉、唐历史和辽、金文化的关系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辽、金两朝的历史上，不止是有金戈铁马，也不只是同两宋的茶马互市，而且有文化，有作为文化一种表现形式的史学。辽、金史学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的特色，又反映出中华民族史学的共同格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和深刻的历史意识。

辽的前身是契丹国。10世纪初，契丹国主阿保机（辽太祖耶律亿）命参与创制契丹国字的耶律鲁不古为监修国史，这或许标志着契丹族运用本民族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开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步。10世纪末，辽朝仿照宋的体制设立了修史机构和记载时事的机构。它于翰林院之下设立国史院，主管修史，史官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于门下省之下设立起居舍人院，主管记述时事、撰写起居注，记事官有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担任史职的，有契丹人，也有汉人。辽朝史官所撰国史，有追述契丹族先人活动的《奇首可汗事迹》《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有记圣宗朝史事的《统和实录》，有《兴宗起居注》《道宗起居注》《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皇朝实录》等，还有耶律俨撰写的纪传体辽史。

辽朝翻译汉文史籍始于兴宗，史家萧韩家奴是知名的译者。史载：兴宗“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38]。兴宗下诏译书，表明他有政治上的远见。萧韩家奴把译书宗旨视作“欲帝知古今成败”，也是有政治远见的表现。他选择、翻译的这3部书，反映出他的历史见识和史学见识。《通历》10卷，中唐时人马总撰，这是一部记述“太古”“中古”以及秦至隋末历代兴亡之事的编年体史书，并取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中的论附于所述帝王史事之后。《贞观政要》10卷，盛唐史家吴兢撰。这书以唐太宗君臣问对论证的形式，写出了唐初尤其是贞观朝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所论贞观君臣的风范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五代史》，此指北宋初年薛居正等所撰《旧五代史》150卷，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史事。这3部书大致反映了自“太古”至五代的史事，可见萧韩家奴选择它们翻译出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萧韩家奴翻译的这几部书，在辽朝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宗时太师耶律适鲁之妹耶律氏，小字常哥，“能诗文，不苟作”。常哥“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她在咸雍年间作文以述时政，其要义是：

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39]

文中说的“四端”指仁、义、礼、智，“五典”指《诗》《书》《礼》《易》《春秋》，“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这是一篇饱含历史经验的政论，或者说是从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政治原则。全文写得凝练、明白，义广意深，在《辽史》中未可多见。所以当辽道宗读到这篇文章时，连连“称善”。常哥读《通历》进而论政的事例，或可说明萧韩家奴翻译汉文史籍在辽朝所产生的影响。

金朝翻译汉文经典、史籍的规模更盛于辽朝。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诏以女直（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40]。金朝译书同科举考试中设立女真字科有关。在这个问题上，金世宗开始颇为犹豫，他对大臣说：“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对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资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世宗君臣终于把女真进士科坚持下来，由此更加推广译书之事，并设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称“译经所”。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新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世宗对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实际上译经所翻译的书，已远远超出《五经》，包括了不少子书和史书。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译出了《春秋》，《诗》和《礼》也在翻译中[41]。

金朝译史跟辽朝略有不同。第一，是更注重于名著，如《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都有长远的历史影响；就是《新唐书》，也因它一时取代了《旧唐书》而负有盛名。第二，是同科举制度的发展相联系，其中包含着较广泛的历史教育的目的。金朝科举考试，在世宗以前的正隆元年（1156年）规定，“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在世宗以后的明昌元年（1190年）进而规定，“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把三史扩大到十七史，这是大幅度地加重了史学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自“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对女真士人应试也相应地提出了史学上的要求。大定年间，世宗至悯忠寺策问徒单镒等，策文是：

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与否，昔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

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而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42]

这一道策问，涉及殷、周的历史和用人政策，而落实到金朝如何更好地选拔贤者，使“各尽其能”。历史知识、历史见识和政治眼光，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的。经过严格的考试，徒单镒等27人中选。徒单镒后来官至平章政事，主张进士试策时，除“时务策”外，都应考问“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章宗同意他的建议，“诏为永制”[43]。

辽、金两朝在翻译汉文史籍方面，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都显示出很大的热忱。这种热忱固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中华民族的久远历史文化联系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而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各族间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共识。

从制度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辽、金受唐、宋的影响甚多。这里说的，仅限于史学。或者说，是史学对于政治的折射，起到了把汉、唐历史同辽、金政治联系起来的历史作用。

辽圣宗即位之初，马得臣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时圣宗颇认真阅读唐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纪，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名曰《唐三纪行事录》。年轻的辽圣宗留意于盛唐时期三个大有作为的皇帝的事迹，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追求，也说明这三个皇帝在契丹族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辽、金两朝翻译汉文史籍都有《贞观政要》一书，绝非偶然。后来，马得臣见辽圣宗“击鞠无度”，就上书诤谏。他首先说：房玄龄、杜如晦原来只是隋末两书生，如果不是遇到了唐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接着，就从唐太宗怎样“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讲到唐玄宗怎样“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又讲到太宗、玄宗研究经史，“数引公卿讲学”，直到太阳偏西才罢休，“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又讲到“太宗射豕”，有唐俭出来批评，“玄宗臂鹰”，有韩休出来批评，他们“莫不乐从”；最后讲到辽圣宗“以毬马为乐”有三“不宜”，希望他以社稷为重。这是一篇以唐代历史为参照的谏书，从“亲亲”讲起而落脚于“社稷”，说的是过往的历史，却都有情有理。辽圣宗读过这篇上书后，“嘉叹良久”。[44]

金朝的熙宗、世宗也很留意于汉唐的历史经验。熙宗即位之初就同侍臣讨论唐代的历史，《金史·熙宗本纪》记有一次很生动的讨论：

〔天眷二年六月〕己未，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皆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45]

末了，他们还对周成王和周公各有所评论。从熙宗同韩昉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历史影响之深和《贞观政要》这部书的分量之重。韩昉对玄宗、宪宗两朝政治的评价，对玄宗朝从开元之治到天宝之乱的分析，都是很中肯的看法。可以说，这样的讨论是严肃而深刻的。他们所说的“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其书虽简，足以为法”，是把对于历史的认识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了，绝非一般的谈论历史可比。

金世宗喜读《资治通鉴》，大定二十年（1180年），他曾对宰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因爱好读史，他还提拔了一个小官毛麾，他告诉宰臣：“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46]世宗读《通鉴》，重于历代“废兴”和“鉴戒”，并对司马光大为赞赏，说明史学家同政治家的思想相通并不因为民族的差别而受到阻碍。世宗晚年又读两《汉书》，并同臣下有所讨论，《金史·世宗纪下》记：

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更始既害其兄伯外，当乱离之际，不思报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见戚容，岂非人所难能乎。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

这是以极钦佩的口吻评价了汉光武帝的度量，认为这是“大有为者"的气质，而一般“庸主”则不具有这种气质。他又以汉光武同汉高祖相比较，认为：

高祖英雄大度，驾驭豪杰，起自布衣，数年以成帝业，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犹有布衣粗豪之气，光武所不为也。[47]

这一段评论，讲得中肯而又机智，他是委婉地批评了汉高祖即位之后的不改“布衣粗豪之气”。他的这种独立见解，也反映在对唐太宗的评价当中。他对侍臣说：“唐太子承乾所为多非度，太宗纵而弗检，遂至于废，如早为禁止，当不至是。”他由此引申说：“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48]这些话表明了他对于史书的兴趣以及从中得到的教益，他对于“善人”“常人”的概括未免片面，但他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掌握“致治”的办法，无疑是正确的。

辽、金君臣从阅读史书了解汉、唐历史，他们通过认识汉、唐历史上的兴废、盛衰、治乱，来寻求现实统治中的鉴戒、“规法”即参照与模式，这样，他们就把汉、唐的历史同辽、金的政治联系起来，甚至结合起来了。这种联系和结合是一种历史活动，而这个历史活动又是通过史学才能实现的。因此，这种活动也可以看作是史学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反作用。广义地说，它同上面所讲的辽、金翻译汉文史籍一样，都是辽、金两朝史学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辽、金时期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