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桃花源”里的启示

在我们讲到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时，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的著名散文《桃花源记》里所写的那些饶有兴味的事情。这篇清新、别致的文学作品给予我们史学上的启示是很深刻的。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大诗人，他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独具风格，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他的散文流传下来的不多，而《桃花源记》（并诗）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全文仅300余字，节录如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邀）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1]

据下文所说，这个渔人从山中出来后，把所见所闻报告了官府；但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人再找到那个“世外桃源”了。

这是一篇文学作品，它寄寓着作者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曲折地反映出作者对其所处社会的抨击；前人已经指出，若要从历史上来考证其所记之有无，那就“殊为多事”了。但是这篇散文以其质朴的文字和思想，道出了史学上的一个真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作者巧妙地安排了秦末之时避乱于此绝境之人的后裔与东晋时期渔人相遇，问对之际，发现居于“桃花源”里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历史进程的意识，他们连两汉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是魏晋了。由此可见，人们要是“忘却”了历史的话，那么也就难以感受到历史的进步，更不用说是积极地促进历史进步了。生活在文学境地里的那些“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人们，于“叹惋”之中还是透露出缺乏健全的历史意识的悲哀。《桃花源记》虽是文学作品，它在这一点上给予人们的启示的确是很深刻的，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本意。

当然，生活在真实的历史活动中的人们，不会有“桃花源”里人们的那种“余乐”和“叹惋”，但对于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存在种种不同的认识，毕竟是常见的事情。秦始皇焚书坑儒，“非秦记皆烧之”，要人们“忘却”历史；隋朝统治者严令禁止私人撰史。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秦、隋两朝都是二世而亡。前一章讲到唐太宗批评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批评隋炀帝“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是有历史根据的。如前所述，唐高祖、唐太宗是自觉地认识到史学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史学家们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胡三省说的“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是关于这种认识的最好的概括。他说的“史学不敢废也”，固然有矢志秉承家学的一面，无疑也有深明于史以载道的一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元代初期人们关于修撰前朝史的言论，就会发现这跟唐代初期人们关于修撰前朝史的言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史载，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提出修撰辽、金二史的建议。王鹗认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2]。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修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这跟唐初君臣关于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言论，大致相仿佛。所不同的是，元初君臣的有关言论，把问题提得更加明确，更具有普遍的认识价值，即史学在记载历代得失兴废之故方面，不应该因任何王朝的兴废存亡而有所改变，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去和“后世”的人们之所以还可能认识“今日”一样，都不能没有史学。换言之，倘若人们对历代得失兴废毫无所知，对历史进程毫无所知，人们也就不可能有促进社会进步的自觉意识。

清人龚自珍是一位极言史学与社会进步有重要关系的政论家、史论家，他一方面从历史上总结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教训[3]，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道理[4]。龚自珍身处封建社会的末世，他从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中认识到，由于人们不了解国情，不熟悉历史，所言或似痴人说梦，或为陈词滥调，都无益于推进社会进步。有感于此，他著《尊史》一文，认为史官之所以受到尊重，不在于他们“职语言，司谤誉”，而在于他们有思想、有见识；人们只有了解国情、熟知历史，才可能有思想、有见识，才可能有益于促进社会进步。这就是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缘故。从胡三省说的“道”到龚自珍说的“道”，主要都是强调治世之道，强调史学对于人们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个道理，当然是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更是那些蔑视历史知识、毫无历史见解和历史远见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其中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