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逐步认识

近年来，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就是有些历史工作者，由于不了解中国史学，所以在讲到中国史学的时候，常常跟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比如，过去经常有人讲，中国史学动辄言必称三代，今不如古，所谓“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等等。这些话，从今天看来都不妥当，也不正确，而且也早就受到了批评。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外的人来讲这些话，尚情有可原；但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这就不合适了。这种情况说明，有些人包括部分史学工作者，还不了解史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

史学史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反思的学科。它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了解史学史，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养。不了解史学，一旦涉及评价问题，就同我们研究史学史不了解历史一样，难免出错。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一个丰富的遗产，我们要高度重视。在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中，有许多优良传统。今天来重温这些优良传统，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优良传统对于促进当前的史学工作，对于我们从事这项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说，史学遗产中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261]我们讲的是优良传统。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并非都是好的，它有过时的，有落后的，有的在今天看来甚至是错误的。这些我们都要清楚，不能说好就都好，说不好就全不好。我们对中国史学传统里面的优秀部分，要特别加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对不好的传统，我们也要了解，要能够说明它，要引以为鉴，但它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要继承优秀的东西，作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养料，这是研究史学史的基本宗旨。优良的史学传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史学的一部分，是史学遗产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以前，人们关注得很少。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白寿彝先生于1961年8月发表的《漫谈史学传统三事》一文。[262]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63]讨论的重点，一个是求真的传统，另一个是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里具有根本性质。不求真，不成其为历史学；不致用，这个历史学就是没有用的历史学。从史学史上看，古往今来，没有脱离社会的历史学。按我的理解，它们反映了历史学的两个基本属性，即前者反映了历史学的学术属性，后者反映了历史学的社会属性。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分别是《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264]，《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265]，《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266]和《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267]。这几篇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

“传统史学”这个名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是法国年鉴学派用来称呼19世纪兰克史学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范围。中国在“**”之前好像没有这个名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涌进中国来，中国一些史学工作者借用这个名词往中国史学上套，引起了很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史学”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史学都是传统史学，时间断限离现在最近。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妥的。针对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光明日报》约我写了《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主要阐明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史学传统。我认为，所谓中国传统史学当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在1840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由于社会的变动而在历史观念、史学的社会目的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开始由古代走向近代。因此，我们把1840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称为古代史学或传统史学。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也提出了几点认识。

1991年，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两次给我写信，替《西北大学学报》约稿。他给我出的题目，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一位大学校长，为学报约稿，这样的校长也不多见，我不能不应命撰文。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如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而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这是我第二次接触这个问题。

我第三次接触这个问题，是在2001年。当时《中国文化报》组织了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来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问题。这个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讨论所得则出版了三大本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应邀参加了这个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的想法就是要从史学传统里面来讲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惩劝宗旨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审美要求传统等，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历史运动来看待人文精神，我们也不可能撇开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学来讨论人文精神，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应受到必要的重视。这就是我在《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2004年，我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的要求，给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同行们做了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叫作《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了中国史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遗产问题，二是传统问题，三是当前发展趋势。这三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只讲遗产和传统，不讲当前趋势，难于认识中国史学之得失和当前史学趋势之由来，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对史学发展之责任；只讲当前趋势而不讲遗产和传统，那当前的史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史学史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中国史学的遗产和优良传统的看法讲出来，给同行做参考，共同为推动当前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的认识轨迹。这个轨迹说明，即便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随着时代背景、社会要求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断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第五篇文章，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及以往研究的再认识。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这是自孔子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268]而有明确的记载。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礼法；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种礼法是久已有之的传统了。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这个礼法的现象。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书法无隐”的齐太史兄弟[269]，就是破坏这个礼法的突出事例。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有可能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礼法，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270]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71]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的。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72]

但是，从“书法无隐”到“直笔”和秉笔直书，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是从主动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代是对于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来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书法无隐”是按照伦理的观念即周礼来追求的，而秉笔直书是按照事实本身来要求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书法无隐”的原则和秉笔直书的要求混为一谈。周礼是一个伦理价值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事实判断的准则。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周礼的影响，而以历史事实为历史撰述的追求了。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73]追求历史撰述的真实，就成为秉笔直书的发展方向了。这是优良传统。“书法无隐”和秉笔直书，代表了史官和史家的一种精神。史官们为了“书法无隐”，为了维护周礼的原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一些史家为了秉笔直书，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求真的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

求真和秉笔直书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秉笔直书，一般是指当世史家记录当时的事情，侧重于历史记载；求真，一般是指后人编撰历史的过程中要求历史之真，侧重于历史编撰。在坚持求真的原则方面，历代史家有许多典范。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不但参考了当时的档案和先秦人的文献，而且进行了广泛的漫游和考察活动。他的漫游和考察所得，是他后来撰述活动的很重要的准备。这些都是为了求真。唐初，史家李大师看到南北朝时候史官所写的一些史书不完备，而且“往往失实”，历史观念上也没有贯彻大一统的思想，就决心加以改正，试图“编年以备南北”[274]。后来，他的儿子李延寿继承他的遗志，撰成《南史》《北史》，从隋唐统一的局面出发，以南北对峙代替了华夷对立，纠正了以往史书中的一些明显的曲笔和错误。这些也都是为了求真。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同时，又作了《考异》30卷。《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资治通鉴》相辅而行。这也是为了求真，而且坦然地把求真的路径告诉人们。两宋以后，考据之风越来越盛，至清乾嘉时代而盛极一时。这个传统被此后的史家继承与发扬，从崔述的《考信录》到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从顾颉刚的《古史辨》到今天一些以考据见长的史学家的研究等，都坚持了求真的史学传统。

求真的目的是要存留信史。追求信史，取信于后世，这既是史学家的崇高责任感，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信史”这个概念较早见于《文心雕龙·史传》。追求信史的传统的形成，是和历史认识的特点相联系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成为过去，不可能重复出现。人们认识历史，只能依靠流传下来的文献、遗物、遗址以及其他各种实物资料，据此尽可能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或者说“复原”当时的历史面貌。这种“复原”不是原原本本、百分之百的复原，所以它就难免有缺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们在认识上也不可能十分全面、十分周到地看待历史。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复原”和认识，就像人们认识真理一样，是一个逐渐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书不可信，其理由是史书中存在曲笔，也存在篡改史书的情况，所谓“‘实录’不实”之说，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典型例证。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绝对的和片面的看法。因此，对这些问题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尽管中国史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既有史家个人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或许有可能避免，但时代的局限性则是个人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如果只看到有的实录曾被修改过就说“实录不实”，或者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这是不符合中国史学实际的。如果这种片面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呢？我们又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史呢？我们应该看到，追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些优秀史家，以至于大部分史家都以之为毕生的追求。

三、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以及史书内容与形式相协调的传统

中国史书体裁之丰富，也是世所罕见的。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是其中的四种主要体裁，其他还有学案体、文征体、笔记等。这些史书体裁在今天来看，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撰述的要求来进行选择。史书体裁的多样性说明，对于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的历史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撰述形式来反映。选择何种体裁，主要根据历史撰述的目的和宗旨。比如，撰写20世纪中国史，可以采用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进行编次；也可以采用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编写；还可以采用综合体，将时间、事件、人物、制度综合起来。这就是史书体裁的多元性以及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协调。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比如，撰写两汉的历史，《汉书》《后汉书》是纪传体，《汉纪》《后汉纪》是编年体，《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是会要体；撰写明代的历史，《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典章》就用了四种史书体裁。这就是史书的内容和形式的互相协调。不同的形式所包含的内容，还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丰富多彩的局面。这种史学传统在外国史学中是少见的。但是，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对这个传统研究得比较少，甚至没有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的发展，要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格和中国的气派。如果我们对这个传统的真谛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那就会大大推进当前历史编撰工作的发展，推进中国史学的进步。

1984年，我在《安徽史学》上发表了《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275]，主要讨论了从东晋到唐中后期的六七百年中一些史学家在史书体裁上的辩难。辩难的中心问题是编年体优越，还是纪传体优越。刘知幾在《史通》里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劣长短作了精辟的评论。当时的讨论有一个倾向，就是人们认为编年体是孔子制定的，应该严格遵循，而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破坏了孔子的传统，所以应当恢复编年体的崇高地位。有些史家则不赞成这种看法，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篇略带总结性的文章，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可以看作是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276]这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一篇有很高理论价值的文章。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史学史修养，没有对中国史学的深入认识，我们就很难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使今天的历史编撰在体裁上丰富多样，在内容和形式的协调方面做得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

四、讲究史文表述的传统

所谓史文，就是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讲究史文，也就是讲究历史撰述文字的准确、优美，这也是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强调这个传统，并非是说中国史书都写得很精彩，写得引人入胜，而是说这一直是历代史家所提倡和追求的目标，而且中国史学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优秀史著。《左传》写战争、写辞令，《国语》写历史形势，《战国策》写说客辩词，在史文表述方面都各有成就。《史记》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看待，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群相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写战争、写重要的历史场面也极为精彩。《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资治通鉴》写战争，也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传统并有所发展。这个优良传统，也为现代史家所重视和继承，翦伯赞的历史著作，文字表述优美；范文澜历史著作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们在史文表述上的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这充分说明，史文表述之美，增强了史学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史学工作者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不注重史文表述，所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在青年史学工作者中，目前出现的现代汉语表述水平下降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表述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学术质量和文化发展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应该加强语言修养。这一方面要把现代汉语写得流畅、准确，另一方面还要从史学名著里汲取营养，用来丰富我们的语言，把历史著作和文章写得更精彩。史学的发展，最终要反映在历史论著方面，因此史文表述是一个关系到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我们在史文表述上要继承优良传统，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注意提高文字修养。史学名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否研究历史，都应当接触一些史学名著，从中受到熏陶。《史记》是中国史学名著的优秀代表，白寿彝先生就曾反复提倡大家读《史记》。这是因为，《史记》不但是一部有着丰富内容的通史，而且在史文表述上有突出的成就，可读性非常强。当然，《左传》《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也是很好的读本。不过，有些名著部头较大，阅读的时候，不一定通读全书，可以选取其中的精彩篇章来读，关键是要真正读进去。只要真正读进去，不仅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语言文字的修养也会有所提高。

五、明理、明道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以史明理、明道，讲究以史经世致用，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鲜明的优良传统。

这个传统，在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就开始酝酿了。《易·大畜》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德”，不只指道德、品行，还包含有见解、器识之意。将“多识前言往行”作为“畜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历史记载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孟子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是将“义”与“事”“文”连在一起讲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以史明“义”是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史家通过撰写史书，以及在书中发论，来阐明历史发展中所蕴含的道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77]他不赞成“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说法，认为“道”包含在“事”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治乱盛衰，以及世事人情、社会风貌等，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这个认识，同朱熹在读经与读史问题上的尊经抑史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78]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法则的观念。

以史明理、明道的观念是与史家的经世致用之旨密切相连的。杜佑撰《通典》的宗旨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79]它不仅仅记述制度，而且记载了“历代群士论议”。这个“论议”，就是阐明道理，阐明思想，就是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制度的评论。杜佑对此非常重视。朱熹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80]。”这个评价，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柳宗元和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深刻的阐述。人们从史学中认识到的“理”和“道”，是一种历史经验或历史智慧。把这种历史经验和智慧运用到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不但是史学家的追求，也是政治家的愿望。如果说唐太宗所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81]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史学自觉和对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的肯定；那么，毛泽东同志把“历史知识”同“革命理论”以及“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一起，置于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地位[282]，则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家对史学价值的极其深刻的认识。所以说，通过认识历史来明理、明道，充实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智慧，然后用之于实践，这种从具体认识到理论概括、从理论概括到社会实践的方式，就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本方式。史学的经世致用是多方面的：大可裨益治国安邦，小可提高人生修养。前面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对人生修养而言的；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一类的史书，则主要着眼于治国安邦。过去有人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只不过是给君主提供资鉴而已，殊不知史学能够用于资治、资政，那应该是具有很高的价值了。现在也有人说，史学的宗旨就是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不应带有任何社会目的。这种说法，说到底，是对史学属性缺乏全面的认识，是不符合史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所开创的西方史学，还是先秦时期开始兴起的中国史学，一直到今天，无不带有明确的社会目的。

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人们最为注重的、探讨最多的有两个：一是求真，二是致用。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两个传统。有的人过去有一种认识：求真，就难以致用；致用，就会歪曲求真，二者不可兼得。这就是说，为了要经世致用就不得不改变以致篡改历史。如果说这是指“**”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自无疑义；或者说这是指历史上有些人故意曲笔作史，也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用史学中的一些现象来概括史学发展的主流和它的本质。求真和致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统一，是求真精神与致用目的在总体上的一致性[283]。我们不应把史学的目的仅仅停留在“求真”上，“求真”本身不是没有目的的，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致用，所以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了解这个传统，有助于对今天的史学研究提出一种具有自觉性的选择。当今的中国史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的研究论题越来越狭小、专门。当题目越做越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顾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当然，我们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即便是很小的题目，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价值的大小不同而已。这种学术价值对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丰富，多少总会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是，我们是否应当考虑：用同样的精力，选择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社会价值的论题，是不是更好呢？我们的历史著作能够有更多的人去读，还是较少的人去读好呢？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当然要选择更多的读者、更大的社会作用。所以“经世致用”的传统，实际上涉及史家的社会责任和史学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思考史学的发展前景时，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经世致用”传统中，有一个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困惑，那就是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史学不能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关系太密切，否则就会失真。这种说法，并非一点历史根据都没有，它是对以往历史教训的一个总结。但是，如果从这个总结中得出一个需要人们遵守的信念或原则，恐怕就不是很恰当的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有价值的史学，常常都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是否可以这样说，所有有价值的史学往往既能够坚持求真的原则，又可以充分发挥致用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许多史书都具有这方面的品格，而《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典型。可以说，事实考察得越精确，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大。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要一讲到这个问题，就只想到“**”的噩梦，只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左”倾的思潮影响下政治和学术的混淆，等等。对于这些历史问题，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开始反思，并不断加以纠正。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应当用理性的精神来看待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要偏执，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里，我要就“**”和史学的关系再说几句。“**”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等，就其本质来看，那不是史学，而是政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借用史学的名义，搬用史学的概念而装饰起来的政治。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史学自身的教训，而是政治权术的表演。

对“经世致用”的不当理解，常常阻碍着史学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它就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进步，影响到我们从事什么研究，选择什么课题。我们一定要在认识上明确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以往的许多教训是值得反思的，但是我们不能丢掉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求真和致用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这个优良传统。

六、史学家的广阔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

中国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史家，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和广阔的胸怀，而其历史著述的思想动力，则来自作为史家的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个优良传统，自古迄今，在不同时代的优秀史家身上都有展现。司马迁忍受着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极大屈辱，写出了《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要把历史记载下来，使后世之人都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都能够有所思考；《汉书》凡经四人之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帙；杜佑耗费36年心血，撰就《通典》，目的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84]；司马光历时19年，完成了《资治通鉴》，将毕生精力尽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85]的神圣事业；明末谈迁以一己之力著《国榷》，当他“六易稿，汇至百卷”之时，却被盗贼将文稿偷走，他在心痛之余，并未放弃，“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286]；《宋元学案》，从黄宗羲创始到冯云濠为百卷本全书作校勘补正，包含中断的时间在内，大约经历了170年，等等。所有这些，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史家境遇各异，但都是史家的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白寿彝先生说：“过去优秀的史家的可贵精神，就在于不惜长期的辛勤，坚持了工作，甚至拿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他们的后继者也能认真地继续了他们的工作，终于出色地写出了有代表性的巨制，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287]这段话，是对这个传统的很好阐释，也是对史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推崇。白寿彝先生不但是这个优良传统的总结者和阐释者，也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他晚年主持编写的12卷本22册《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成果。这部巨著，历时22年始成，而在全书完成的第二年，他就辞世了。可以说，对史学事业的不懈追求，就是他的生命支撑，而《中国通史》的完成，则奏响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乐章。这正是史家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体现。我们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前辈史家的精神遗产，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史学工作看起来很平凡，不像有的事业那样轰轰烈烈，但若将其放到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去看，其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学习历史的人都成为历史学家，但每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抱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288]这就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七、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家，素有关注史学批评的传统。这一点，大凡熟悉中国史学史的人，都能够知道。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孟子对孔子和《春秋》的评论，《国语》对左史倚相的评论，司马迁对前代史家和《春秋》的评论，班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范晔对班固的评论，张辅关于《史记》《汉书》比较的评论等，历代史家都评论前辈，既肯定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刘知幾《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不但对中国史书的体裁、体例有总结性的精辟的见解，其中也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它所提出的范畴与理论，对中国史学关注批评和理论的传统之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史家对史学批评的关注更为自觉，吴缜的“信史”和“事实、褒贬、文采”之论，曾巩的“良史”之议，郑樵的“会通”之说，朱熹的读史之论，叶适的“史法”之议等，在史学批评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些藏书家的著作，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不只是简单的书目著录，而是包含了很多的史学评论的内容。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出现了批判、总结与嬗变的迹象，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尤其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面世，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度又向前推进了。应当注意的是，乾嘉的考史家们并未限于考据，在史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廿二史札记》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史学确有关注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今后应当充分重视这个传统，总结这个传统的优秀遗产。这是因为，没有史学批评就没有史学理论，换言之，有了史学批评才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这么悠久，当然也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理论。《史通》《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专书；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序、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史学》、龚自珍的《尊史》等，都是史学批评中著名的专文。如果把这些专文汇集起来，将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史学理论遗产。我们应当做这个工作，书名就叫作《中国史学批评文选》。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有力地回应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的观点。

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古人的思考会启发我们的思考和创新。中国古代史家的重要言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对启发我们的理论思考、推进当前的理论建设很有帮助。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人，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当今史学界的学风，反映在史学批评的问题上，是缺乏本来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精神。不规范、剽窃行为是错误的，应当揭露，应当批评；但是学术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切磋，是探讨，是商榷，是辩论，而不是给人以当头棒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商榷的风气确有可以肯定之处，普通的史学工作者可以和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名家商榷，彼此尊重，客观、真诚，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年史学理论之所以发展缓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和史学批评不能够正常开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这个优良传统，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想，首先是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史学批评的专书和专文来好好阅读，从中汲取营养；其次，是要通过书评来参与评论，参与理论探讨。写书评是提高理论修养的手段之一，也是传播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一个手段。书评应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不可扬之过高，亦不可责之过深。白寿彝先生指出，对书中的优点要充分肯定，对书中的缺点，可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以商量的态度与作者共同探讨。他还引用古人的话说，批评应该坚持“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古训。如果大家都采取这种探讨学术的态度，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史学批评的风气，就有利于史学理论的发展，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八、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

中国史学还有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并有丰富的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289]。对这个优良传统，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290]。人们讲得最多的是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三长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以及后来梁启超概括的“德、才、学、识”之论。其实，在刘知幾之前，孟子讲“事、文、义”，已经涉及了史家修养的要求。班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也反映了他们对史家修养的认识。后来，范晔作《后汉书》，对司马迁和班固做了一番评论，反映出他对史家修养的要求。由此可见，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思考，和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一样，也是没有间断的。

今天的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史学修养？这是我们应当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我认为，除了传统的“德、才、学、识”的要求之外，还应该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强调文、史、哲的兼顾。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核心的问题是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当代史家修养中最重要的环节。历史研究要做得深入，历史著作要写得精彩，哲学和文学的修养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是哲学研究者，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应当了解一些；我们也不是文学工作者，但要具备基本的文学修养。当史学工作者具备了这些基本的修养时，它们就会自然地渗透到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当中。这种影响，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当历史著作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哲学和文学修养时，读者也会在兴致盎然的阅读当中接受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文、史、哲的结合很重要，史学工作者应以加强史学修养为主，同时注意哲学和文学修养。学问上广博一点，见识上高明一点，这个修养是很重要的。至于提高修养的方式，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广泛阅读、勤写札记等，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积累。

九、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的传统

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依我的浅见，包含人本主义、忧患意识、人生修养、史学审美等方面。

一是人本主义。从《史记》开始，历代史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人的活动。中国古代“正史”基本上是写人的活动，尽管有时候也讲天命，甚至讲一些谶纬、迷信，但总的来说，人的活动是最主要的方面。这就充分突出和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古代史家对于人的这种历史作用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脱离“天命”的发展过程的。“人”脱离“天”而逐渐获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人本主义思想的逐渐发展的过程。不过，关于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样明确地肯定“生人之意”的历史作用，毕竟是不多见的。

二是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一言以蔽之，表现为对于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怀。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许多史家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比如，孔子惧而作《春秋》，就反映了他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写《史记》，于盛世之中看到潜伏的危机，他所记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迷信鬼神，土地兼并，民困财乏，豪强并立，富商巨贾不佐国家之急等诸多社会问题，无不是他的忧患意识的反映；吴兢写《贞观政要》，也是看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在开元末年，特别是天宝年间不断走向衰落的变化，抱有重振贞观之风的大志。宋代积贫积弱，史学家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反映。明清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同样凝重，而鸦片战争以后，史家的忧患意识更加深刻，龚自珍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91]，这是对史家的忧患意识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的最深刻的概括。“良史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是人文精神的深刻体现。

三是人生修养。中国史学非常注重惩恶劝善。惩劝的宗旨是教人走正道，不要走邪道，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惩恶劝善”，“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都是指的这种作用。这种惩劝的方式，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运用史笔的力量，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上进精神。我们今天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自律，是不能脱离史学、脱离读史的。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以至于今天还常常有人提出“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从表面看来，这是史学意识的淡漠；往深层看，这是关于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反映出茫然的一种表现。讲人文精神，就应该讲怎样做人；讲怎样做人，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应该重视读史。

四是史学审美。中国古代史学有鲜明的审美要求。这种审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文史分途，史学依然保持着这种审美要求。从编年体史书的创造、发展，到纪传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后出现，史书不断展现出一种结构之美。史学的真实之美一直是历代史家的追求，其中所渗透着的史家情怀和执着品质，显示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至于在叙事方面的审美要求，更是一些优秀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史家重视叙事，人们也多以“善序事理”“善叙事”的史家为“良史”。然而，作为史文表述来说，“善序事理”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大致说来，史文表述之美可以概括为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含蓄之美等。而要达到这样的审美要求，“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是史家的主要经验和基本修养。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认识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对史事的“体验”和“重塑”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些都反映了史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史学传统中的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来认识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历史撰述中对于多民族历史的活动的反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个历史观念的形成与传播，是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不断发展密切关联的。它从很深的思想层次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是在不断的融合、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坚实的民族凝聚力。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反映。第三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探索中华民族的自强道路方面，有着强烈的和自觉的意识。从魏源开始，一直到黄遵宪、王韬，中国史家的成就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更加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宗旨。进入20世纪，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新史学”派，新历史考证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这是我们中国史学的传统，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对前辈史家的理解和认识，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今天，史学工作者仍然应当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对中国史学中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在当前还应当大力弘扬和发展，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述中国史学的九个方面的优良传统，都是中国史学非常宝贵的遗产，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些优良传统不仅为近代史家所继承、所发扬；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所发扬，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历史的养料和民族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然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不好的东西，落后的东西，这一点毋庸讳言。我们主要的精力，应当用在发掘、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方面。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