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人类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因此，史学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品格。

一、史学和时代

讨论史学和时代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做些历史考察。按照李大钊的说法，从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语言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所记的动机不会相同，但它都“是现实发生的各个情形的记述”[187]。这种“纪录的历史”，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书，不论从内容来看，抑或从史学家记述的动机来看，都是现实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史学家们所记的动机各有侧重，如道德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等，但这不过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不同方面的表现罢了。此外，根据王国维的考察，在中国，“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者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88]。这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与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史学和现实的这种关系，必然赋予史学以时代的品格。是否可以认为：史学家和史著，只要达到了某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能够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从而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那么，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十分清楚的。

从达到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来看。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著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正史”之冠冕，显示了封建社会初期史学家总结以往全部历史的胆识和才力。隋唐皇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唐初所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及《晋书》《南史》《北史》等八史，不再全盘承袭前代史书中存在的民族歧视的陈旧观念，反映了政治统一局面下“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时代精神。司马光撰成“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其所记史事的评论，说明史学家对于政治上的兴亡成败的认识已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这都是史学家从认识历史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从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来看。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史学家敢于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竭精覃思，撰成鸿篇巨制。这样的著作是历史变动的记录，也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以谋取长治久安之策，是当时统治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陆贾、贾山、贾谊等人都对此有所建树。司马迁的《史记》，着重点也在于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唐人所撰的《隋书》《贞观政要》等，在总结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安史之乱后，唐代中衰，杜佑不回避现实，公然宣称他撰《通典》的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宋、辽、西夏、金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南宋史学家纷纷撰述当代史，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近代，救亡图存的史学思潮的兴起，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及魏源把撰述史书看作为对付外国侵略者而作，更反映了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脉搏丝丝相扣，息息相关。近百年来，史学成为革新、变法以至革命的有力的舆论之一，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从史学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来看。这不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史学家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的表现。一部《史记》，不仅在历史的记述上是空前的，而且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也是空前的。刘知幾的《史通》是第一部系统地评论纪传体史书编纂方法的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有关史学作用、史家修养、作史原则等方面的理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做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作者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尝试，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著作。它们产生于三个不同的时代，旨趣自然殊异，然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都异常鲜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89]史学的时代精神当然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基础，它除了受到这里所阐述的普遍法则的制约外，还受到它所研究的对象即历史本身的制约。必须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史学的时代精神，是指的那些多少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及其本质的史学家和史书才能具备的。古往今来，凡以歪曲历史为能事者，其所为既非“史学”，当然亦无从谈论史学的时代精神。

二、史学的时代精神和史学工作者

如果上面的说法可以的话，那么史学工作者如何在自己的研究和撰述中更好地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自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史学上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有些史学家认为史学与时代相关联的认识和实践，是出于不同程度上的自觉的意识和要求，并以此作为治史的旨趣和神圣的使命。清人龚自珍在《尊史》中认为：史职所以受到尊重，并非因为它具有记述史事，褒贬善恶的职能，而是尊重史学家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史学家没有思想和精神，不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人和事，那么他们所讲的、所写的不是不着边际的梦呓，就是毫无生气的废话，于社会又有何益。这是关于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自觉的认识。第二，史学的时代精神表现出特有的丰富性。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家层出不穷，史学的时代精神往往因人、因时而各呈异彩。具体说来，史学的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史学家对于某个时代的总结，或是反映时代变革中的社会要求，或是在重大历史变动后为社会探索新的出路等；而且还表现在有的史学家着眼于人物行事，有的注重于制度沿革，有的关心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有的更重视史学自身的总结和提高等。总之，史学家在反映时代风貌上是有广阔的领域的。

诚然，史学工作者要以史学反映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具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正确认识，并把从时代看历史和从历史看时代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唐代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柳宗元，在史学上亦颇有建树，他的《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都是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社会要求去重新认识历史的代表作品。当然，以往的这类认识还停留在非常朴素的阶段。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史学工作者从时代去认识历史的传统就发展到具有科学理论为其指导的阶段。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90]他还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91]。这些话，阐明了人们从时代看历史并从而获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认为：第一，我们以“新的历史眼光”“新的历史观念”去重新观察、认识、撰写历史，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第二，“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因而人们不断重新认识历史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时代的人“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192]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工作者的认识能力和历史见解也随着提高和发展，他们应当而且能够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这是史学家的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史学家的时代精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从历史看时代，即以历史的眼光来说明时代，并从历史的宝库中提取那些为时代所需要的财富以服务于时代，推动时代的前进。这是史学工作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中国古代哲人有许多重视以古观今的真知灼见，如荀子所说：“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言论，更是无代不有，如司马光说：“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等，都反映出我国史学家十分重视从历史看时代的这种时代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当然要超出前人而达到科学的和更自觉的程度。首先，从历史看时代，是人们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来认识人类社会所必需的。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93]这种认识，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对社会现实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其次，从历史看时代，是人们透彻地洞察现实、有效地改造现实和科学地预见未来所必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表率。他对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理解、透彻的洞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知法国的历史。总之，不论在认识上，还是从实践上，人们都应当十分重视从历史看时代；舍此，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家从时代看历史和从历史看时代的思想，还包含着把“古”“今”“来”贯穿起来看待的见解。司马迁作史是“述往事，思来者”。章学诚认为，史学的作用，一是“智以藏往”，“欲往事之不忘”，二是“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这是很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遗产，经李大钊、郭沫若的阐发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李大钊说：“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194]郭沫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95]毛泽东同志更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而要认真地研究历史、科学地总结历史遗产，用以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这是从科学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结合上来阐述这个问题的。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只在于能够正确地说明历史，还在于以正确的说明历史而自觉地为当今的时代服务，进而为未来服务。这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时代精神。

三、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如何发扬史学的时代精神？这不仅是关系到我国历史科学事业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史学怎样为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为了使史学更好地为当今的时代服务，为了使史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是否有必要注意以下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史学的社会作用应做比较广泛的理解。一般来说，史学无所不包，其社会作用亦无所不在。具体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对于史学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兴趣与要求，史学工作若能从积极的方面不断地与之相适应，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启迪人们自觉地从事当前的历史创造活动，那么，史学的社会作用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从中国史学上看，史学的社会作用其荦荦大者如：为政治统治提供历史经验；为最高统治集团的重大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为国家培养人才；有益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等等。到了近代，史学更成为宣传爱国图强、鼓吹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之一。史家层出不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绝如缕，对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罕有的、文明不曾中断的伟大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作用，大多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是时代所需要的。近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为帝王的统治“资鉴”的，这就把传统史学的社会作用看得过于狭窄了。今天，时代不同了，但我们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它的教育作用，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广泛的理解，这对于增强史学工作者信心，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理论和方法问题。理论和方法是有联系的，但也不应作同等看待。从史学工作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学理论，应处于指导的地位，这是历史科学的灵魂所在。对于这种指导作用的理解，一是遵循其基本原则，二是不拘于它的个别结论，三是用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对促进史学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史学在方法上的不断改进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被普遍采用，都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提出的是，任何方法的采用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一定的理论的指导，不应把方法的作用夸大到超出理论的界限。同时，史学研究的层次不同，具体课题不同，势必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即使对同一层次、同类课题的研究，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孰优孰劣，固然需要做理论的说明，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史学工作者的实践的结果来做判断。

（三）继承和创新问题。借鉴外国史学中一切有益的因素，是史学创新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这一点，许多史学工作者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在努力进行实践。当然，史学的创新不能不涉及史学的继承问题。应当看到，由于史学自身研究的对象所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不论作为叙述的历史（这是大量的），还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做理论的概括或者对于史学自身发展所做的反思，都不能不带有民族的特点。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不仅有地域上的，有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上的，也有民族传统上的。因而，史学的创新也就不能脱离两三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六十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客观基础。这就是说，只有在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才可能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实现史学创新的任务，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而丰富全人类的史学宝库。总之，发掘、总结和批判继承我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舍此则无以谈史学创新。

（四）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的思考。我们面临的时代，是我国正在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的时代，是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突飞猛进的时代。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都在思考、构想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事情。以我的肤浅见识来看，在20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史学工作是否可以考虑着手进行三个方面的工程：第一，大力提倡和扶持这样的研究，即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现实生活中发现课题，提出研究成果，进而为当前的改革工作提供决策的历史根据和可供选择的方案。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件工作，还可以设立不同层次的历史咨询机构，并逐步使之形成网络。第二，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应具有的才、学，识，写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并通过这一工作为21世纪初期培养出高水平的史学工作队伍。为此，在制定规划的时候，有必要把因人设题和全局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要提倡为完成有价值的重大课题而进行协作的精神。第三，组织各方面人才，写一部翔实的20世纪中国史，主要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经历了许多次翻天覆地变动的伟大世纪。对之科学地进行总结，写出这样一部历史，是我们这一世纪的人留给在下一个世纪里生活的中国人的一笔精神财富。它应该列入全国史学的规划。此外，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同样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伟大的史学自应反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史学。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共同努力，肩负起这一时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