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1]

21世纪已经到来，人类历史开始了又一个新的百年的征程。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与新世纪的建设。中国史学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步入21世纪。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此时此刻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年来，人们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亦应有合适的位置。这里说的合适的位置，一是指它应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实际上是否处在应有的位置之上。对于其他学科的情况，不可妄说；对于史学来说，它在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和实际所处的位置，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之所以重要，一则是这个问题的性质非常重要，二则是这些年来史学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太深。这两点，不讨论清楚，其消极影响当不仅仅是关系到史学的发展，还会涉及社会的发展。兹事重大，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乃旧题新议，陈述浅见，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借以祝福步入21世纪的中国史学前程远大，为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一、一个有长久传统的重要话题

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话题。古人虽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它，但他们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意向。在久远的古代，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譬如，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这里一方面说明了史官的职责和记事的原则，另一方面说明应让后人读到合乎“法度”的历史记载，而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君”懂得自律，谨慎地处理政事和其他事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懂得孟子说的这句话的含义：“《春秋》，天子之事也。”[3]其意谓撰写史书，必然包含对有的人和事或是赞扬，或是指摘，使人们有所警示。在西周，这是天子主持下史官们要做的事情。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惧，作《春秋》”，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4]可见，从天子主持撰写史书，到诸侯主持撰写史书，再到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史书，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史书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即西汉前期，司马迁对《春秋》的认识是“《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5]。司马迁强调了“辩是非”“治人”“道义”拨乱反正等，把《春秋》的社会作用阐述得更加清晰了，其主旨则仍在于政治统治的原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还是提出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6]司马贞“索引”解释此话的核心思想是：“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以历史为“鉴”的思想，至晚在西周的政治家那里已经十分明确和深刻；司马迁所说的“自镜”是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为前提，可见他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明“自镜”的价值的。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进而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人们史学意识的深化。

诚然，人们的史学意识，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史学与社会关系的更加密切而不断深化。隋及盛唐时代，这种发展和深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唐初史家把史书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并对每类史书都说明其性质、源流、著述成就[7]。从各类目录名称来看，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而民族、家族、人物、文献积累等，也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了史学内涵的丰富以及它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史家们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8]这里，一是反映了史官的职责和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二是反映了史学的极其广泛的社会作用：历史、天文、地理、人事，都在史学的视野之内；彰善，垂戒，揭示圣人治国安邦的智慧，描述朝代兴盛的风貌，都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表现。

如果说，司马迁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从反映伦理（法度）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到总结历史经验（自镜）的层面；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便是在这些层面上的自觉行动者，同时又进而开辟新的层面，即史学在“树之风声”方面的社会教育层面。如果说，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出了许多天才的发现的话；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就显示出了他们是站在天才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群体，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审视得更加清晰，看待得更加重要。

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两个人是应该特别予以强调的：一个是政治家唐太宗，另一个是史学家刘知幾。

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等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于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他很高兴，并深刻地指出：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

唐太宗对秦始皇、隋炀帝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所持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从“贞观之治”的政治作风和社会面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唐太宗在对待历史经验和对待史学的重视程度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还可以从他与大臣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贞观初年，边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婉拒唐太宗“使遣献鹰”的要求。唐太宗很是感动，送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并致书李大亮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10]唐太宗不仅重视史书的思想、功用，还重视史书的叙述和论议，可见他对于史学的关注和评价是真诚的，绝非随意说说而已。他同大臣虞世南的交往，更是反映出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11]

由此可以看出，虞世南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唐太宗的治国安邦之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辞世，唐太宗感叹地说：“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12]唐太宗时有一个优秀的史家群体，他的这番话，只是表明了虞世南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还破例向史官们提出阅读本朝史的要求，为的是“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13]。他说的“以自警戒”、“得自修改”并非粉饰之词。贞观初年，他撰《金镜》一文，“游心前史”，探讨历代“兴亡之运”。[14]显然，唐太宗的目的，是要在统治集团中树立起一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风气。应当公正地评价，在20多年的贞观政治中，这种风气是树立起来了。贞观末年，他又撰《帝范》12篇以赐太子李治：“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还反省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15]。这里，我们不来对“贞观之治”作具体评价，也不就唐太宗自己所说的“所缺”“深过”做具体分析，我们只是要说明：史学始终伴随着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并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源泉之一和政治决策的参照之一。唐太宗曾在《修晋书诏》中以赞叹的口吻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6]这句话，凝聚了他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全部认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有鲜明的职责感和突出的理性色彩。刘知幾指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在这里，刘知幾合乎逻辑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因有“竹帛长存”，后人才得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由此进而辨别“贤”与“不贤”或“思齐”，或“自省”，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史学于是发挥出了广泛的和重要的作用。“生人”（生民）和“国家”都应当重视史学的这种作用。重复地说，这个道理是从人的认识途径上说明史学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作用，已经把“生人”（生民）放到和“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而史学在“劝善惩恶”方面则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刘知幾还从人性的角度，指出人性“邪正有别”，有“小人之道”，有“君子之德”，而“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8]。史学能够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足以见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之重要了。其实，这种认识在唐初统治者那里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开篇就说：“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9]又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撰写时说：“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0]。可以认为，关于史学之“惩恶劝善”“彰善瘅恶”的认识，是史学思想在唐初得到发展的特点：一是指出了如何去说明史学的社会作用，二是强调了“国家”和“生人”都应当十分重视这个作用。

盛唐以下，关于史学作为兴亡治乱之借鉴和惩恶劝善之参照的社会作用，已成为统治集团、士人阶层以至于更多人的共识，这方面的言论、措施也更加丰富起来。同时，人们在此基础进一步提出史学对于“明道”即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的演进法则和规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是记事而已。元代史家胡三省不赞成这种见解，他指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1]

胡三省说的“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汉初的政论家、史论家们分析“逆取”与“顺守”的关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唐代李百药、柳宗元等人探讨“势”的作用等，都是在揭示社会演变的法则，即都是在“明道”。脱离了他们所说的史事，“道”就成了抽象的概念。因此，胡三省认为，人们正是在“事之得失成败”中去认识“道”；这样的“道”对人们来说是不可少的，因而史学无疑也是不可少的。其后，王夫之分析“势”与“理”的关系，龚自珍阐述“史”与“道”的关系，都是遵循同一认识路线来说明“理”和“道”的性质，即“理”不能离开“势”，“道”不能离开“史”。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2]所谓“大道”，当指关乎治国安邦、社会演变的根本性法则和规律；所谓“必先为史”，即研究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首位的。这是龚自珍对史学明道思想的发展。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还可以从史学与培养人才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说明。这里所说的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都是同政治统治密切联系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最先都是在统治集团中受到重视的。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认为应该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以便从各方面提高太子的素养。[23]据韦昭的《国语》注文来看，这些都与史事有关。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一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与经学、律学鼎足而立。[24]南朝宋时，国子学有玄、儒、文、史四科。[25]唐朝国子学设有“文史直者”，其弘文馆弘文生要通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的考试；科举考试有“史科”从一史科到三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鉴于“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的不正常现象，提出加强史科的建议，为穆宗所采纳[26]。我们知道，盛唐时期的人们是十分重视史学的，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项正确的措施，要坚持下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晚唐时竟然出现“史学都废”的局面，以致官员不懂得“朝廷旧章”和前代历史，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诚如后来顾炎武论殷侑建议时所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27]“朝廷旧章昧而莫知”的官员同“通达政体之士”，二者孰有益于国家，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判断的。仅此而论，史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其社会作用是其他知识和学问所无法替代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史学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中的人，都有教育上的作用，这种教育作用的积极效果和社会影响，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先师白寿彝先生对此有详尽而精辟的论述，足资参考。[28]

综上，我们从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人才、社会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了：在政治统治方面有借鉴作用，在世风建设方面有示范作用，在认识社会历史演进方面有引导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提高作用，而在教育方面则有丰富的内涵，既可以包括上述各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包括蒙学教育、历史文化传承教育、科学与人文精神教育、优良民族传统教育等。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们将如何去认识历史？国家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我想，那必将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怕而又可悲的局面。

刘知幾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要道”，从“生民”即一切个人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急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大致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启示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许多宝贵的启示。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倡言“史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极为郑重地指出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他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9]

按其本意，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们来说，应当“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大事、要事。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的观点，看清楚了“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二是他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痛心疾首之际，反思历史和史学，深感史学对于激发国人之“民族主义”精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梁启超对“史界革命”的期望值过高，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但他说的这番话的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的。他所倡言的“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了。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怎样看待的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30]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与时代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大钊的充满**的话，是包含着丰富的理性底蕴的。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着史学变化演进的面貌；换言之，史学发展的面貌和水准，也反映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记录着它进步的尺度，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和历史精神的不断提高的尺度。由此出发，我们似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即从史学工作者本身来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史学工作者对时代脉搏感受的程度和对历史前途认识的程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一名著的最后写道：

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31]

这就是说，历史学同人生和社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认识历史学对于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这里，引发了我们如下的思考：梁启超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的《新史学》是以信奉近代进化论为其思想原则的；李大钊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史学要论》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思想原则的，而他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想答案自然是后者。这种必然的联系，源于史学的本质属性，即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纪录，又昭示着社会历史的前途和未来；人们从史学中可以学到许多经验，得到许多启示，增加许多智慧，加强许多信心。当然，梁启超与李大钊在历史观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倡导的史学在性质上的区别。同时，梁启超与李大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完全否定旧史学，强调“史界革命”；李大钊所说的“现代史学”是指在批判继承以往史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区别，恰是它们在后来发展中不同的历史命运之关键所在。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予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把认识历史和审视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更加强烈地、理性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和趋势。反映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较早的突出例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者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在1929年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2]

这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科学地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史学既是认识“过往社会”的手段，又是指示“未来社会”的路标。史学使人们“认清楚过往的来程”，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揭示历史演进的路径、发展的规律；史学帮助人们抉择“未来的去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参照，那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历史无非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的经验教训，区别仅仅在于是自觉认识程度的高低和吸收、借鉴的正确与否。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表明：人们自觉认识历史经验教训重要性的程度越高，越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越能够能动地、积极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实现新的目标，创造新的业绩。史学就是向人们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最好的老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一是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人们能够不断地走向科学认识历史的道路；二是它对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做出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主义的说明。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了。

上述论点，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得到有力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

首先，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这样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指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里，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史学工作摆在这样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是一种能够正确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工作。对于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来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的前途，就可能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迷失方向。他的这个思想，在《实践论》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34]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二，他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认真地研究中国现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35]。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性的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胜利地指导革命运动。第三，他认为，史学工作可以给无产阶级政党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作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借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36]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37]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他读《新唐书·姚崇传》，把姚崇向唐玄宗的十条建议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有的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8]这说明他自己读史，也是极注重于吸取历史经验的。

其次，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史学工作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对全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关于后者，主要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9]。所谓“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在讲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时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0]。他在讲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41]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2]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们以启发，给人们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是史学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最后，他重视史学工作和端正学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能否注重研究历史，是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和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标志之一。他说：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则相反，“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批评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43]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而“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44]。他的这些话，都是在讲到党的作风和学习的问题时反复加以强调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都曾给予热情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并且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勾画，有的部分是一阅，再阅，以致达到五遍之多。[45]他的这种勤奋读史的精神，证明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及现状相结合的原则。他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研究历史的重点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等，在此不一一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史学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概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与处置，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这就是：一方面，把史学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使得史学走向教条和僵化；另一方面，把政治宣传视为史学思潮，使得人们对于一种政治宣传的分析而伴随着对于史学的误解和冷淡。前一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反映得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往往把历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上的倾向，从而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也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庸俗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左”倾的思潮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这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常常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史学被政治化了，政治被阶级斗争化了，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了。史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后一种情况在80年代至90年代反映得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是认为在“**”中因史学受到“重视”而有“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从而使史学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认为史学应同社会、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必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以免重犯“**”中“儒法斗争史”那样荒唐的错误。因此，在学术界，在社会公众中，逐步滋生出种种对史学的误解、偏见和冷淡的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盗用“史学”的名义和术语，打着“史学”的旗帜，编造并强行兜售“儒法斗争史”的说教，从而极其严重地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其流毒既广且深。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即人们在清算“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史”的罪恶阴谋时，一方面揭露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揭露其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儒法斗争史”本身是“史学”还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对于这个问题却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我认为，所谓“儒法斗争史”不过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而绝不是什么“史学”。“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也绝不是史学受到高度重视的结果。事实表明：“**”中绝大部分有成就的史学家都被“打倒”，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成了批判对象，大学历史系停止了教学，历史研究机构中断了研究工作，历史学刊物被迫停刊等，历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景象，哪里谈得上受到“重视”？哪里谈得上成为“显学”？事隔20多年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确有深入认识的必要。否则，总会有人担心：对于史学的重视，就会重蹈“儒法斗争史”的覆辙。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走出这个误区，必将妨碍我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正确估量。

综上，要而言之，不论是给史学贴上政治的标签，还是给政治披上“史学”的外衣，虽然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都混淆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从而曲解了史学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既有碍于史学的发展，也有碍于社会的进步。重复地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与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的。这是因为：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社会作为客观存在，它们并非一回事，本存在着“距离”；同时，一时期社会的史学，又是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前者要“超越”后者，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回过头来认识和处理好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使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合理的运动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怎样看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领导者，他在1990年曾十分有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6]只要是真正懂得些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它的丰富的内涵。这里说的“精神动力”，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和改革进取精神。毋庸讳言，懂不懂中国历史，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而在参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以说，这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现时期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三思。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它们连同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上的丰富的启示和经验教训，都是迈进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中国人可以继承、学习、运用的宝贵遗产。

三、21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的形势与抉择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看，中国史学在新的世纪里将如何发展？它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挑战和抉择？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知道，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突出问题，在经济领域一是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在知识经济越来越走近我们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时代，中国史学在社会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它将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将是史学工作者在新世纪里不断探索的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两个问题，为的是抛砖引玉。

第一个问题：知识经济和以人为本及其与中国史学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关系。在人类迎来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今天，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给予我们的新的启示是：在新的世纪里，海内外华夏儿女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大业，必须继承和发扬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人的作用。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近年来，经济学界以致整个理论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21世纪新型经济的出现，即知识经济的到来。当然，对于“知识经济”的概念还有不同的理解[47]。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为主要资源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中国表述就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有的研究者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包含着这样的观念：“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简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等。当然，这些阐述并无根本的不同之处；而在各种阐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高技术产业——知识（智力）——人。人们指出：“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所谓“充分知识化”当然是人的充分知识化。知识经济“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只有雄厚的教育基础，才能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只有有了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才能不断创造出高技术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强调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

笔者对经济学理论素无研究，只是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敏感度来关注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思想传统同人类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一种表面看来毫无关系而事实上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以人为本。这种联系表明了历史之螺旋式的发展和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法则。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要回答历史演进的真正动因是什么，为此，他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史记》，确立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当人类面临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最终还是把着重点放到了“人”的上面。历史走过了两千多年，时代的内容大为迥异，然而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传统，却使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中看到了一个契合点。有的研究者指出：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要求，可以简单总结为六个方面。其中，第六方面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同时指出：“一个人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归纳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知识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的普及将大大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48]本国史，科学史，知识经济，在未来社会中它们的关系竟如此紧密。正是这个契合点，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启迪以致鼓舞中华民族增强走向新的经济时代的信心和勇气。一部《二十四史》（当然，中国史书汗牛充栋，绝不限于《二十四史》）告诉人们：一般说来，凡兴盛的时代，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或者说，凡人才辈出的时代，都是富有朝气、充满生机的时代。汉初的人才群体和西汉盛世的出现，唐初的人才群体和盛唐局面的形成，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而类似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举出许多。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人才开发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而一个时代的人才，便铸成了“中国的脊梁”。加强对于人的作用的研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走进新世纪，“温故而知新”，只要我们真正把科教兴国的国策落到实处，努力推进全民族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努力促进大批优秀人才的涌现，努力加快全社会的“充分知识化”，那么，21世纪的中国历史定将谱写出以人为本的新篇章，“中国的脊梁”将变得更壮实、更坚强，振兴中华的宏愿必将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怎样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及基本走向？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21世纪里将变得范围更广阔、程度更深入、影响更明显，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因而必然也会涉及文化领域。有的研究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合理的悖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全球化的这种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49]这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全球化”的分析。有的研究者从世界经济趋势对“全球化”进行分析，认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也就越明显。”[50]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51]这个结论，似乎还可以商榷。同样，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所谓“乡愁和全球化的尖锐化形式”的命题，[52]似乎也未能阐明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前途。如果说，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中的民族化倾向的话，那么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自然不会悄然消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具有积极的、高屋建瓴的态势。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全球范围的空前的开放性，为世界各国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条件和机遇，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因其种种差异故客观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却可以共享这种条件和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历史的机遇，也越来越懂得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将以从未有过的姿态走向世界。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也要有准备，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其次，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心态：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有过多次冲击，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但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吞并”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湮没无闻，以致“全盘西化”。反之，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积极走向世界，同样也不可能“压倒”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泯灭下去，以致“全盘东化”。这是历史事实和现实经验都可以证明的道理。中国文化应以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心态积极走向世界，即既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的和现实的优秀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使世界各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得到裨益；同时，又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过来，用以丰富自己。这种心态和实践，将大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进步。最后，要努力把握互动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亦将日益密切。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它除了现实的发展要求外，还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二者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21世纪里，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的互动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对于这一趋势认识的自觉程度，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趋势的进程。

在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走向中，中国史学也就可以确定它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一方面，中国史学要积极地利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提高自己；另一方面，清醒地、理性地看待和估量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用平等的心态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来丰富自身，同时也弘扬中国史学的长处让他人真正认识自己，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的论争，中国史学界有充分的智慧和根据，用以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史学大国，有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崛起并在20世纪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史学在20世纪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始终吸引着世界各国同行的关注。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的差别，中西史学在发展上各有特色，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地方。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既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又要宣扬自身的长处。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是否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史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著称于世，中国史学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凝聚意识和厚重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不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将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魅力，为中国史学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并为促进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从总的方面来估量。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来说，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总是不能脱离价值判断，而理论、方法论又是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历史观乃至哲学观、政治观并不相同或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人们对同一史事的价值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会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这些年来，关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有人一再予以否认或轻描淡写，就是明显的一例。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是人所尽知的。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占有它固有的重要位置，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1999年3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江泽民同志于1999年4月26日致信白寿彝教授表示祝贺。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成果，而江泽民同志的贺信，则是对21世纪中国史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信中对白寿彝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后指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地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53]

江泽民同志的这封写于世纪之交的信，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宝贵价值及其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明了研究、学习中国历史的极其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在21世纪里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应有深入的理解。这里说的“财富”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即民族的精神传统、民族的文化遗产、民族的智慧积累；这里说的“财富”，也指物质财富，即我们的先人们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人类最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认识历史同迈向未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对于“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珍惜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指出：

——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这就是说，凡是有学习能力和学习条件的人，都应该学习历史知识；只有这样，“全民族的共同财富”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历史运动中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青少年朋友具备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就能更好地认识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的志向。各级学校近年来都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尽管说法不一，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掌握多少，理解程度如何，是基本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毋庸置疑。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之基本知识的学习，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这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对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对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精神境界，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是对学习中国历史的很高的要求，因为它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精神面貌、治国才能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其重要性，当最为突出。

读了江泽民同志的信，不禁联想到上文所引先人们的一些言论，如“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可见先人们的卓识和睿智，以及这种卓识和睿智在今天所得到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空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应坚持的原则。正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一文中所说：

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哲学人文科学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的。我们要了解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也要了解中国自周秦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的内容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内容必须加以有力的弘扬，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的思维，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

经济趋于全球化，科学技术也将趋于全球化，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才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道路。经济趋于全球化，但是各个伟大民族必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54]

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是符合实际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和总的格局中开创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