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财产出现，剥削和压迫现象出现，社会不公正现象出现，人类由此开始了漫长的逐梦和筑梦的时代。正如列宁所说，“‘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1]。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大同”“桃花源”还是古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国”“千年天国”，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不满、抗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在这个意义上，莫尔的“乌托邦”不过是人类古老梦想的近代化，它在吸收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擘画理想蓝图的新形式。此后众多的乌托邦主义者均借助“乌托邦”这一思想形式，成功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和对美好未来的寄托。自莫尔以来，乌托邦思想在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的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循环中得到丰富、充实、升华和拓展。历史发展到今天，乌托邦思想所承载的内涵已极其庞杂，但它批判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基线却是始终如一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人类乌托邦思想体系中最耀眼、最斑斓的一页。从16世纪初莫尔撰写《乌托邦》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止，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维拉斯、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以及布朗基、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前后相继，薪火相传，构成了人类历史进步阶梯上的重要一环。乌托邦社会主义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反映了人类进步的思想要求，它关于自由、平等、公正、富裕、和谐、民主等理念体现了对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已经融入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的精神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思想的理论表现。不同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不成熟时期贫苦工人群众的要求。乌托邦社会主义上升时期的发展历史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品格。与资本主义从家庭手工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工业的发展相伴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萌芽、生长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其基本趋势是科学因素不断增加而玄思幻想越来越少。它在各个时期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或者预示着历史前进的总体趋向，都是各该时期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或时代精神的激进表现。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总是以其所处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为其理论武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欧洲16世纪初至19世纪初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新兴时代，他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当时代的先锋，力图把资本主义推进到更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

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这些萌芽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和直接的思想材料。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在今天看来，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确实包含着许多消极的、落后的成分，甚至还有不少属于糟粕性的东西。但是，对于后人而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这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乌托邦社会主义历史意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

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3]

到19世纪40年代，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己的时候，它便不可避免地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并为一种新的更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更有权利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对当代的意义在于，其一，我们要不断发掘其积极成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把社会主义先驱者的优秀思想不断发扬光大，把社会主义先驱者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二，“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4]。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人们还在连续不断地重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错误，直到今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人总是要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空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5]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首先在于它不再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总是受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不例外，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己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或修正自己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还在于它不断地吸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从不故步自封，从不自视为穷尽一切真理的宗教教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吸收了当时欧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切优秀成果。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后，他们仍然随时关注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现和成果。人们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许多注释中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不唯我独尊、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别人，包括资产阶级的学者。如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曾明确表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6]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社会主义是科学，就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以保证在运用这一理论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现成的结论，用教条式的理论原则去剪裁现实。恩格斯指出，教条主义者在形式上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其危害极大。在理论上，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7]。在实际中，它把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宗派。对此，恩格斯曾不无讽刺地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8]。

要防止教条主义，就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要防止教条主义，还应当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理论，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谈到这一点时曾经明确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9]。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10]

[1] 《列宁全集》，第1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 《列宁全集》，第2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4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3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