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博爱”“人权”“幸福”等华美约言同革命后的丑恶现实进行比较，尖锐地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自由是“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104]，博爱是“夺取两百万条人命的博爱”，“社会契约”不能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天赋人权”也不过是“在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名称掩盖下的空话”[105]。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极端的虚伪。实际上，法律就是让大强盗勾结起来抓小偷。“法律对于已供认盗窃了七千六百万法郎的供应商装聋作哑，可是对偷了一棵白菜的穷人爱里桑多却非常严厉，竟然处他死刑。”[106]

傅立叶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道德学家。他指出，在文明制度下，道德不过是政治与宗教的“应声虫”和“蹩脚的服务员”，它一直都在为犯罪行为服务，它总是把人们引向堕落的深渊。道德学家们制造了无数的道德体系，其实他们就是一群“无赖骗子”，利用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教、种种极端虚伪的学说来为富人、为统治者效劳。

傅立叶还激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认为资本主义道德的败坏特别表现在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上。他指出，在文明社会中，妇女处于绝对受奴役的地位。婚姻好像是为了犯罪而专门发明出来的投机事业，与商品交易所的交易相类似。妇女要想取得一点微薄收入的工作保证也是不可能的，除了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婚姻中**和婚姻外的**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上流社会在爱情上盛行虚伪风气，往往以通奸和互相诱奸妻子为荣，而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却并不惩罚这种行为。在傅立叶看来，“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107]。

（五）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性，但它并非尽善尽美的化身，而“只不过是社会长河中的一段”，必然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代替野蛮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它比以前的社会制度要好得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它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为协作道路提供了动力，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这种社会制度造成千万种祸害，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时，它就丧失了优越性，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傅立叶看来，那些对文明制度顶礼膜拜的哲学家们的理论都是建筑在文明制度的基础上的，所以，怀疑文明制度就是怀疑他们的理论。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这些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了文明制度的坚定的卫道士。傅立叶认为，自己同任何学术派别都没有关系，对各家论点都会一视同仁地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棵主干已经浸透欺骗毒素的大树，一切都有缺陷，各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这是一个“是非颠倒”和“倒行逆施”的制度，“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108]，再也找不到比它更糟糕的东西了。所以，他立场鲜明地写道：“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109]

傅立叶按照自己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对此，恩格斯曾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傅立叶……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110]，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傅立叶也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111]。

四、和谐制度愿景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或称和谐制度，它是傅立叶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摆脱贫困、灾难和不幸，保证人类的“情欲”得到自由、正常和充分的满足而设计的新社会蓝图。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单位：法郎吉

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是各个基层组织——协作社的总和。傅立叶把协作社称为“法郎吉”（phalange）。在和谐制度下，各个法郎吉之间是完全平等、友好的关系，他们相互交换产品，进行大规模劳动协作，来完成诸如开凿运河、治理沙漠等大型公共工程，并逐步统一语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甚至“在全球的一切关系中都将达到统一”[112]。

“法郎吉”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严整的步兵队伍，傅立叶借用它表明和谐制度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的无政府状态。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是生产—消费协作组织。法郎吉要把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家务劳动、教育劳动、科学劳动、艺术劳动等七种劳动全部组织起来，形成协调生产经营的完整体系。

傅立叶设想，每个法郎吉的规模可大可小，但正常规模每个法郎吉人数以1600至2000人为宜，最理想的人数是1620人。因为法郎吉应当容纳不同性格的人，以便每种工作都能由性格适宜的人去做。根据傅立叶的计算，人的性格共有810种，为了工作方便，每种性格的人各有一名副职，这样，一个法郎吉就需要1620人。按这样组织起来的法郎吉就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他所喜欢的工作。

每个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里，拥有400万法郎的资本。傅立叶主张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入股者要把自己的资金作股交给法郎吉，并参加法郎吉的劳动。投资者可以是劳动者，也可以是资本家。劳动者除可以把自己的少量资金用于入股外，还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折价入股。富有阶级、中产阶级都可以自由入股。投资者在法郎吉中享有充分权利和各种生活优待，并且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作为他们投资的报酬。他主张用优厚的股息来吸引大批资本家入股。暂时无钱的贫苦成员可以在参加法郎吉后积蓄一部分钱来购买股票。协作制度下的资金的流动是自由的，法郎吉的股票可以继承、赠送或买卖。

法郎吉以普遍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无序竞争，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充分满足自己的情欲，得到最大幸福，实现普遍和谐。在和谐制度下，法郎吉就是人们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之所。这是一种城乡结合、工农业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生产与消费结合的新型集体经营的合作组织。因此，弄明白法郎吉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就能窥见傅立叶和谐社会的全貌。

（二）法郎吉的生产活动

法郎吉中有工业、农业和商业生产活动，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法郎吉把农业生产看成“最诱人的生产”，而把工业生产只看成是对农业的补充。傅立叶认为，如果削弱农业生产而扩大工业生产，就会使情欲减弱，失去从引力中取得一切利益的保证。所以，在他设计的和谐社会中，工业生产的时间不能超过全部生产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工业生产不是像文明制度下那样集中于不幸的人群密集的城市，而是遍布全球的乡村和法郎吉中，以便使人们在专心从事工业劳动的时候不至于脱离引力的途径。不过，法郎吉的农业所指的并不单单是谷物生产。在和谐社会里，谷物的消费量将由于蔬菜、水果、肉类消费量的增加而大大降低，这种情形必然对农业的种植产生很大影响，农业不只生产粮食，还兼营其他各种作物和肉食品的生产。所以，傅立叶的农业是一种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概念。在法郎吉里，人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业生产。从全社会来看，只有不同的法郎吉，而不再有文明制度下的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的分野。

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人们按劳动性质联合组成专业队，傅立叶称之为“谢利叶”。情欲谢利叶是各个不同小组的联合，是依照情欲和对某种活动的相同嗜好而结合起来的。法郎吉中志趣相投的成员可以自由组合成若干劳动小组，每组7—9人，几个性质相近的小组联合组成谢利叶专业队。每个法郎吉成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参加三四十个劳动小组，每天可以到六七个小组去从事劳动，时间长短自定，但每天在一个小组的最长劳动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劳动的多样化会克服只从事一种劳动的单调和枯燥，既能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聪明灵巧贡献给自己比较喜爱的诱人的活动，又能满足人们的最高情欲，即“创造欲”和“竞赛欲”。

在和谐制度下，激起人们劳动热情的不再是物质报酬而是竞赛和精神力量。傅立叶从情欲引力理论出发，认为竞赛是情欲的自然要求，人们天生就有一种竞赛欲。和谐社会的竞赛非常广泛，儿童之间、成人之间、两性之间、劳动者之间、劳动小组之间、谢利叶之间、法郎吉之间，出于荣誉感、爱情等各种高尚的动机，都会普遍展开自然合理的竞赛，从而更加激起每个成员的创造性劳动。由于满足了人们各种情欲的要求，劳动便从文明制度下的痛苦变成了和谐制度下的快乐，变成满足人类最高情欲即创造欲的活动。这时的劳动便完全成了一种娱乐。在法郎吉中，人们的劳动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傅立叶把劳动看作人的一种情趣，是同娱乐和游戏一样的事情，这样，富人的狩猎、饮宴、种植奇花异草、饲养珍禽异兽，甚至儿童的玩耍、游戏便都成了劳动。傅立叶认为，和谐社会里的脏活和累活应该让儿童去干，因为儿童喜欢运动和游戏，不怕脏不怕累。例如，儿童都有爱玩脏东西、喜欢在泥泞中打滚、不怕讥笑、喜欢抗争的癖性，所以可以安排他们去打扫马厩，刷洗牲口，掏阴沟，清除垃圾，清洗街道，或者到屠宰场去洗刷猪下水等，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谁来做脏活累活这个难题。同样，根据富人的性格和情趣，可以让他们去做狩猎、捕鱼、养鸡、摘果、培植珍异植物等趣味性较浓的轻闲劳动，这样一来富人也不会再厌恶劳动和轻视劳动者，而穷人也不会再嫉妒富人。

在和谐社会，劳动组织和劳动方式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情欲，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排干沼泽，开辟运河，使沙漠变成良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于全部工作都做到了尽善尽美，和谐社会的产品将比文明制度增长三倍、十倍以至百倍，人们的收入也将增加三倍到五十倍，各种产品空前丰富，整个社会的面貌也会迅速改变。

傅立叶的劳动理论虽然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其中也不乏荒诞可笑之处，但其中所蕴含着的若干预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理念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法郎吉的分配与交换活动

在分配问题上，傅立叶旗帜鲜明地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他指出，在协作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不过，他用来代替平均原则的，既不是按需分配，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均衡分配”。所谓“均衡分配”，就是把法郎吉的收入按资本、劳动、才能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所以又称“按比例分配”，这是协作结构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傅立叶看来，如果分配均衡遭到破坏，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劳动或才能的某一方面的报酬过于微薄，法郎吉就会陷入危险，协作制度的整个建筑物就有可能解体。

傅立叶认为，资本、劳动和才能三方面所占的最合理的比例分别是：劳动占5/12，才能占3/12或2/12，资本占4/12或5/12。有时他主张把劳动的份额略微提高一些，分别为劳动占3/6，资本占2/6，才能占1/6。傅立叶认为，按照这种比例进行分配，既可以鼓励资本家积极向法郎吉投资，从而增加法郎吉的物质力量，又可以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逐渐有所积蓄，变成有产者，同时也能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为法郎吉的发展服务。

按照傅立叶的设计，法郎吉的收入有很多，法郎吉成员不一定只得到三种收入中的一种。每个法郎吉成员都可以通过储蓄来购买一部分股票而成为资本所有者，因此，每个法郎吉成员最少可获得两种收入。股票持有者如果参加谢立叶的劳动，还进行科学、艺术创造，就可以同时获得三种收入。不过，法郎吉的成员，无论收入多少，都会保证最低限度收入以满足富裕生活的基本需要，都有权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不会再出现衣食无着的贫民。

在法郎吉，劳动收入部分按规定的评定劳动价值的原则分配。劳动越不愉快，吸引力越小，而对巩固法郎吉又很重要的劳动，其价值就越大，获得的收入就会越多。资本家的主要收入靠的是股息，他们往往挑选不费力的、愉快的、收入少的劳动；而贫苦的成员除劳动收入外，其他收入少，自然就愿意做比较费力但收入较高的劳动。法郎吉中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可以凭才能得到总收入中才能的部分，其劳动价值和收入的数目由公民表决决定，这种收入不仅来自他们所在的法郎吉，而且可以视作品受欢迎情况从其他法郎吉获得收入。

由于劳动收入的比例最高，这会激励所有的人对劳动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一些亿万富翁和骄奢**逸之徒也会起早贪黑地参加劳动。这样，人人都会变成劳动者，同时人人也都会变成有产者。而且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同情与爱护情欲会发展起来，于是阶级关系就会趋于亲密，这将有利于达到阶级融合与社会和谐。

协作制度由于以股金形式保存了资本，当然也就以股息形式保留了剥削，依然存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划分。虽然傅立叶晚年也认为随着和谐制度的发展，劳动和知识的作用愈来愈大，因而可以逐步排除非劳动收入，但他始终没有认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排除非劳动收入的前提条件。傅立叶明确表示，他的目的不在于消灭私有制，而在于把雇佣劳动者变成私有者。他还不止一次地攻击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英国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指其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是“政治蛮干者的怪癖”[113]。

傅立叶认为，在和谐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商业活动。不过，在和谐制度下，政府将管理全部商业，所有法郎吉将不能容忍任何人为自己的私利而从事商业。也就是说，傅立叶并不一般地反对商业，他反对的只是私有制度下的商业。在法郎吉里，商业仍然是存在的，但商业属于公有经济，私人不得经营商业，也不允许中介商人存在，这样就可以避免文明制度下的商业存在的欺骗和中间盘剥。和谐社会里的商品交换是在法郎吉之间及法郎吉与其成员之间进行的。每个法郎吉都要向别的法郎吉购买大量的商品，以满足成员的多种多样的需要。每个法郎吉都建有专门为谢利叶服务的商店和货栈，向自己的成员供应消费品，法郎吉成员可以在法郎吉商店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但各成员之间却不存在商品买卖关系。

法郎吉设有会计谢利叶，负责结算成员和法郎吉之间以及法郎吉与法郎吉之间的一切账目。法郎吉按财产和劳动为每个成员确定预计收入数，并按此数开信贷户头，到年终总结算和分配收入时，办理个人生活费和其他供应品预支的结算。虽然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法郎吉之间的交易也不是每次都用现金结算，而是记账并定期划拨，或者双方账目相互抵偿后做出平衡表。由于存在股本和股息，所以法郎吉还存在股票交易所。在和谐制度下，金钱已经不像文明制度下那样重要，金银也不再为人看重。不过，由于生产高度发展，法郎吉的商业是非常活跃的，其规模也比文明制度下的商业规模大得多，但商业经营人员却要少得多。

（四）法郎吉的消费

傅立叶从情欲理论出发，坚决反对节衣缩食的苦行主义，对禁欲主义做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马布利等人向人民宣扬贫穷就是幸福，要求人们抛弃财富，这些都是徒劳的，主张节制嗜好、欲望和需要是与人们总是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本性背道而驰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歪曲。傅立叶指出，保证人人都能得到无限的利益和无穷的享受是协作结构的宗旨，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受到阻碍，肉体或灵魂便会感到痛苦。他认为，高度消费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欲，而且它还会反过来刺激生产，使生产达到普遍完善的境界。

不过，傅立叶主张的高度消费与文明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奢侈浮华、铺张浪费的消费方式是有本质不同的：文明制度的消费是以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的，而和谐制度的消费则是以生产者的福利为基础的。协作制度下的高度消费是以充足的社会财富为前提的。在协作制度下，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都很讲究，就连最贫苦的农民都能享受到最贵重的食品，穷人的生活都可以超过文明制度下的达官贵人，甚至享受到连国王都享受不到的多样性。

法郎吉的消费是按集体原则组织的。傅立叶坚决反对一家一户分散地进行家务劳动，他用大量计算说明分散的家务劳动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和社会财富。他写道：一千人的法郎吉可以用一个仓库来代替从前三百个家庭的小仓库，用一个水池来代替三百个不干净的水池，用一个送奶人来代替一百个送奶人，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数可以减少四分之三，法郎吉只需要一百个妇女就可以承担以前需要八百个妇女才能担负的家务劳动。所以，在法郎吉，一切与消费有关的工作都由相应的谢利叶小组承担，如洗衣谢利叶、炊事谢利叶等，法郎吉成员都住在公共宿舍，吃饭也在公共食堂。

由于法郎吉成员的收入不同，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还是有差别的。法郎吉的伙食、住房等都分等级，如伙食分三个等级，房租有二十种价格。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租用不同的宿舍，选吃不同的饭菜。高级的房间和饭菜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而且富人比穷人每天要多吃两餐，食品也多两到四倍。法郎吉的富人每餐都能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种珍贵食品。傅立叶以穷人鲁卡和富人蒙多尔夏季某一天的作息时间表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法郎吉穷人和富人之间在消费上的差别：鲁卡先后在马厩小组、花匠小组、收割庄稼小组、蔬菜小组、畜圈谢利叶、造林谢利叶、制造谢利叶、农田灌溉谢叶利工作，而蒙多尔先后在狩猎小组、捕鱼小组、园艺小组、养鸡小组、温室小组、珍稀植物栽培小组、养鱼小组、养细毛羊小组工作；鲁卡一天内除劳动外，只参加了一次在法郎吉交易所里举行的集体活动，做过一次有趣的访问，而蒙多尔除劳动外，还有接待来客、读报、劳动检阅、祈祷、上图书馆、参加交易所里举行的集体活动、参加文艺活动（如音乐会、舞会、观剧）、招待客人等各种活动；鲁卡一日三餐，蒙多尔则一日五餐。从鲁卡与蒙多尔的作息表便不难看出法郎吉穷人与富人在消费方面的差别。为什么法郎吉的富人要比穷人吃得多、吃得好呢？傅立叶的回答是：因为在新制度下，富人的作业比穷人的作业更多样化。他们的胃口会更好，力气会更大。

（五）法郎吉的文化与教育

和谐社会不仅物质财富非常丰富，而且科学昌明、文化繁荣。这里有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有遍布各地的科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博物馆、剧院，有数以千万计的荷马式的诗人、牛顿式的数学家、莫里哀式的剧作家和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有一流的演员、歌唱家、舞蹈家、音乐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谐社会里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乡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会使得文明制度中都市的文化娱乐生活感到自惭形秽。在和谐制度下，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将被列入最高等级，学者和艺术家们将会享受到无数的财富和荣耀。

傅立叶指出，科学和艺术是共同发财致富的手段。为了使人们有知识和熟悉科学和艺术，首先必须有使人们都成为有知识的、熟悉科学和艺术的人，所以，协作制度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非常尊重。在这里，“即使微不足道的乡村教师，都会成为高贵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能够在某一方面领导某一省的师范学校的人了”[114]。

法郎吉的教育是社会性的，通过集体生活、生产和学习来进行，非常富有特色。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傅立叶主张从摇篮时期就要大胆地发展幼儿的天赋，积极影响他们的智力，并注重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法郎吉的孩子从两岁起就要组织他们有意识地去观看比他们大一些的孩子的劳动。儿童到3岁时通过考试进入专门的儿童工厂，学习生产劳动和艺术。到7岁时便可以从事30种不同的职业，到青年时增加到50种。

在傅立叶看来，培养儿童的求知欲至关重要，因为求知欲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只有当儿童从劳动过程中明白书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改进心爱的劳动知识，他们才能激发起求知欲，自觉地要求学习数学、化学、博物学等知识。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傅立叶主张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孩子，如用歌剧发展其听觉和视觉，教育他们对一切恶的东西产生厌恶感。再如用美食来发展其嗅觉和味觉，教给他们有关植物、动物、解剖等方面的知识，启发他们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趣。儿童在劳动中学习科学和文化，在科学和文化学习过程中从事生产劳动，完全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充分结合，必然使文化科学事业高度发展，使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并进而消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和谐制下，科学和艺术已经变成生产性的，每个人——男子、妇女或儿童——都是四十种谢利叶的参加者，既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劳动。在和谐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即真正意义上的法郎吉人，将会是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身体健康的一代新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傅立叶的文化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这些观点是这方面的精华，并且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115]。

（六）法郎吉的社会生活

按照傅立叶的设计，每个法郎基占地一平方公里，理想人数1620人。全体成员共同居住在被称为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的公共大厦里。法伦斯泰尔是比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还要高大漂亮的建筑物。它的中心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研究所、教堂、电报局、礼堂、气象台、冬季花园，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旅馆、大厅和宿舍。

法郎吉的各个建筑群或大楼内都建有长廊街。这种长廊街冬季有暖气加温，夏季凉爽宜人。在平行的建筑群中间设有柱廊，用细砂铺成的地下走道从法郎吉大厦一直通到畜圈。有了这种通道便可以不经过露天到达各大厅、工厂和畜栏。法郎吉的所有住宅区、牲畜圈、商店和工厂的内部走廊上方都有天棚，人们上工、去教堂、访友、参加表演会和舞会时，都不会感到冷或热。例如，人们跳完舞回来，经过温暖的走廊回到家，就不至于伤风感冒。如果从比较远的地方回来，则可在暖洋洋的门廊里坐上舒适的马车回家。农业小组的成员，则用可乘坐十八人的大轻便马车运送到田间。

法伦斯泰尔的住房有二十种价格，以方便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居住。但房屋价格的排列组合要符合阶级融合原则，避免出现文明社会出现的富人区和平民区现象，以利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和睦融洽。为了促进人们的交际往来，一切住房都具有双排房间。法伦斯泰尔一般为三层的楼房，外加一层顶楼，另外还有底层和夹楼。所有儿童，不管是富的或是穷的，都住在底层与一楼三角的夹层，以便受到夜间照管人员的服侍。家长大多住在最底层。顶楼则是流动性的劳动军的单身营房。法郎吉的人睡眠时间很少，一般是从晚上10点或10点半到次日早上三点。这主要是因为非常讲究卫生与工作多样化相结合，会使他们习惯于在劳动中不感到疲倦。体力在白天没有耗尽，所以只需要很短时间的睡眠。而且他们从幼年起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其原因是乐趣无穷。

协作制度下人们的出行非常方便。那里已经没有文明制度下泥泞的道路、肮脏的臭水沟等让人讨厌的环境，而是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有供载重货车走的马路，有供轻便马车走的道路，有人行道，有马走的便道，有林荫大道，有经常洒水的小路，等等。和谐社会里人们在出行方面的舒适程度，即便是文明制度下的国王也很难享受到。

法郎吉人在公共食堂就餐，不过法郎吉公共餐厅的食品非常丰盛，配备有适宜于各种人的菜肴。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都会享受到文明制度下国王也享受不到的丰富多彩的食品。他举过一个干奶酪的小例子：各式干奶酪对人体或者有益或者有害主要取决于各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同桌十二个人就需要十二种不同品质的干酪。吃的人可以在放置着几十种干酪的柜台中按照品种、质量和存放年限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其他食品也是如此。这是和谐制度下普通人每天都能享受到的。

法郎吉实行阶级融合。协作结构具有使一切阶级、一切党派都满意的属性。在这里，任何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都不会受到侵犯，富人和穷人都可以获得按照比例分配的满意的收入。和谐制度下富有阶级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也有利于协作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密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共同劳动作业中彼此间的接近和相互服务，也有利于拉近穷人与富人的距离，消除彼此间的隔阂。总之，在和谐制度下，阶级之间的敌意与反感将彻底消失，彼此互爱互助，集体的友谊将占上风，并产生出一种文明制度下所不理解的情欲——联合情欲。也就是说，在法郎吉里，虽然也有穷人和富人，但每个人，不管老年或青年，穷人或富人，都会在任何项目上找到热心的服务员，人们和睦相处，互相服务，其乐融融。

傅立叶坚决反对在狭小的家庭单位对青少年甚至儿童实施教育，认为家庭教育只是力图压制或戕害甚至在摇篮中的儿童的天赋。所以孩子出生后即被送进保育院。法郎吉的保育院设备完善，有大厅、寝室、工作室、医务室、保姆室、乳母室等。法郎吉有专门负责照料婴幼儿生活及对他们实施教育的保姆和护士谢利叶。她们的工作时间很短，每三天才上一次班，每班只有两小时。三岁以下的幼童无偿地享受一切照料。儿童在两岁起即在指导下观摩大一些孩子的工作。三岁通过考试进入专门儿童工厂。那里有适合儿童的小型生产活动、小工厂、小工具，短时间的工作和舞蹈活动等。法郎吉的儿童完全是在娱乐中学习和劳动，在劳动中学习和娱乐，在学习中娱乐和劳动。他们不仅在娱乐、学习和劳动中健康成长，而且他们也对法郎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做出了贡献。他们组成儿童劳动小工作队，打扫街道、清理马厩、美化环境，在法郎吉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和谐社会里，由于生产、交换和消费都由法郎吉集体经营，分配按个人而不是家庭计算，每个人包括儿童在法郎吉都有一本收入支出账，儿童的抚育、老人的赡养全部都由法郎吉承担，家务劳动也都由公共服务所代替，所以家庭已完全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妇女也完全从旧式家庭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与男子完全平等地参加各种谢利叶的劳动。过去非常反感的家务工作这时也有了强烈的兴趣：那些不喜欢照料幼儿的妇女将参加缝纫部门的某一小组，那些讨厌在厨房里洗碗碟的妇女将热情地埋头去调制乳汁，如此等等。法郎吉的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性相爱的基础上，结合与离异完全自由。

傅立叶认为，保持人口平衡，是保证协作制度下的人们富裕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所谓人口平衡，是指消费者人数必须与生产力水平保持平衡。傅立叶指出，为了在保持高度富裕、保持财富逐渐增长和保证居民大众最低限度生活的状况下，预防人口过剩问题，协作制度必须把人的数目限制到与衣食生计相称，以适应生活资料和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傅立叶担心，如果人类毫无节制地迅速繁衍，生出像蚁群一样多的孩子，他们由于数量过多而不得不通过盗窃、战争等文明制度的种种背信弃义行为互相吞食，那么，人便把自己降低到昆虫的水平上了。假使人口超过了使不同阶级都保持富裕生活所必须稳定下来的数量两三倍的话，那么，纵然发现了使产量达到四倍，甚至达到一百倍的办法，也是枉然。为了保持人口的平衡，傅立叶提出了协作制度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四种手段，即妇女身体强健、美食制度、爱色的习俗和全面的锻炼。他认为，如果综合运用这四种手段，就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下降，那时，人们将不再担心人口过剩，反而可能会因担心人口不足而想方设法鼓励生育了。

（七）法郎吉的管理活动

傅立叶对和谐社会的管理制度没有系统的论述。虽然他在个别叙述中也谈到诸如乡区、州郡、国家等，但实际上，他的和谐社会里已经不再存在国家。其中也不再有原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机构，更没有权力机关。虽然也存在着十几种不同称号的“统治者”，但他们只享有大大小小的荣誉，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法郎吉只是一种社会自治组织。它设有一领导事务的机关，即权威评判会。权威评判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各谢立叶的负责人，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股东以及因年龄和功绩受到特别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法郎吉成员。但权威评判会不像文明社会的国家机关，它不能颁布任何章程和规则，不能发布命令，不能干预分配，也不负财政责任。它可以就收割、采摘、工程建筑等工作发表意见，但这些意见并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任何小组都可以不顾评议会的意见，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评议会只是一种咨询性质的机构。

一般谢立叶内设有三种或四种公职，其中最主要的是主管生产的公职人员和主管庆祝活动的公职人员。他们都由谢利叶成员自由选举产生。人们选举有教养、有经验的谢利叶成员担任领导劳动的公职人员，他们被称为领导人、副领导人和领导人助理；而庆祝活动的公职人员则选举那些会当代表、会花钱和能给谢利叶增光的富有的谢利叶成员来担任，他们被称为上尉、中尉和少尉。在小组内，也和在谢利叶内一样，在庆祝活动和劳动方面都设有公职人员。

协作制度下的公职人员都从事生产。当选公职人员没有性别或年龄限制，男人、女人或者未达到青春期的人都可以当选。由于许多谢利叶纯粹或大部分是由少女或儿童组成的，因此由一种性别组成的任何集会，除非必要，都不会找其他性别的人来当自己的公职人员。例如，种植做香料用的干丁香花芽的少年，不论干活、开会或检阅，并不需要特别邀请男性来管理他们。如果他们的谢利叶是由两种性别或者还有未成年人共同组成，那时，谢利叶便相应地使自己的公职人员集团成为不同性别的混合组织。公职人员的选举完全是自由的。当选的唯一标准是有用处。

五、建立和谐制度的途径

基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傅立叶终其一生都对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一场“向野蛮制度倒退的运动”，并由此认定革命是“最坏的一种社会苦难”。因此，虽然傅立叶全面批判了文明制度的罪恶，并抱定根本改造现实社会的决心，殷切期望以和谐制度代替文明制度，但他始终不认同革命的办法，而是希望用和平宣传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建立和谐制度。

傅立叶认为，所谓和平的改革方案，只是在一个有一千八百居民、面积为一平方法里的小乡中来进行实验。一旦试验成功，要不了几年，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居民就会群起效仿。

为了建立试验性法郎吉，需要四种人的通力合作：一是创办人或首脑，二是谈判家，三是宣传家，四是发明家。其中创办人应该是拥有巨大财富和具有真正乐善好施性格的政治活动家或将军；谈判家应该是与达官贵人和资本家有来往的人，或博得普遍信任的慈善家；宣传家则是享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客、王公贵族和作家。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可以兼具这三种角色中的两种。发明家就是发现和谐制度的人，只有他能够保证协作社不犯结构上的错误。

在傅立叶看来，和谐制度的发明家已经出现了，就是他本人。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前三种人接受他建立和谐制度的方案。为此，他不断地向国王、大臣、议员、银行家、慈善家、大主教以及哲学家呼吁。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傅立叶一直幻想着能够有一位明智仁义的富人慷慨解囊，助其建立法郎吉示范区。他向上层人士写信，刊登广告，约定每天中午十二点在家恭候有缘人的光临。在傅立叶看来，他的这项事业在欧洲可以提出十万个拥有必要的资金的人来作为创办它的候选人。只要先向他们中的一个证明他很快就会获得巨大财富和荣誉，就不难使他下定决心做这件事。傅立叶特别看重国王的作用，认为“说服一位影响很大的国君是个决定性的步骤。只要他认购了第一股，其余的股份到第二天就认购一空了”[116]。他非常自信地写道：“既然哥伦布可以找到像裴迪南和伊莎贝尔这样比当时所有的才智之士都更少偏见，而且也更正确的国君，难道我就不能像他那样指望一个比同代人更开明的君主的支持吗？”[117]

1832年，傅立叶总算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一次试验建立法郎吉的机会。他的信徒法国众议员、富翁博德-杜拉利和地主捷维伊两人在塞纳瓦兹省的康迪各有一块土地，且相互毗连，合起来共约500公顷。博德发起组织了一个法郎吉股份公司，把这块地作为试验基地，进行协作移民区的试验。预计征集2400股资金，每股500法郎，合计120万法郎，但实际只募集到48股31万8千法郎。因为资金不足，建筑法伦斯泰尔大厦的计划搁浅，只建成了一个有若干建筑物的农场。来参加法郎吉的人数也只有区区150人，且几乎全部是没有财产的雇工。虽然傅立叶亲自负责指导，他的主要门徒分别管理各种具体业务，但这个协作移民区试验连通常的生产—消费合作社都没能建成就流产了。但傅立叶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他的指示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使组织协作社的一切组织原则均遭破坏，而不是他的协作制度方案本身有什么问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和平改革之路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六、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傅立叶是19世纪初同圣西门齐名的法国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以其丰富而杰出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与圣西门和欧文一起把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高峰。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着的重要地位。

首先，傅立叶明确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有规律运动。他把人类社会的全过程分为童年、成年、衰退和没落四个阶段，认为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他肯定人类社会处在不断向着更高阶段前进的过程之中，而且每个历史阶段又都有自己的上升和下降过程，每个社会都包含着前一社会制度的残余和未来社会的萌芽，并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入和谐社会，经过漫长的幸福生活之后，最终也是要灭亡的。对此，恩格斯指出：“和圣西门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另一个人用自己富有活力的非凡智慧致力于研究了人类的社会状态，这就是傅立叶。”[118]“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119]

其次，傅立叶把经济因素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出发点，把生产和生产性质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基本标志，显示了其社会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傅立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把他所说的32个时期中的前八个时期进行了具体论述，把它们依次称为原始时期、蒙昧时期、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并把文明制度分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以“商业科学”为特征的阶段以及形成商业封建主义的阶段。他指出，原始时期以渔猎为主，蒙昧时期以畜牧业为主。这两个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的时期，宗法制度出现了小规模的生产，野蛮制度是中等规模的生产，文明制度出现了大规模生产，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则是协作的、诚恳的和诱人的生产。半个世纪之后，摩尔根才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120]

再次，傅立叶系统阐述了关于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的思想。傅立叶认为，在两性关系方面，原始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男女自由结合。蒙昧时期，由于家庭经济出现，妇女地位开始降到从属地位。在宗法制度下，妇女已处于半奴隶地位，到野蛮时期则完全沦落到了被奴役的境地。文明制度下的婚姻制度使妇女处于绝对受奴役的地位。随着和谐社会的到来，妇女将会从沉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彻底摆脱家庭奴隶地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概而言之，在傅立叶看来，“一切社会灾难的源泉，如蒙昧制、野蛮制、文明制，都只能有一个轴心即奴役妇女。而社会幸福之源泉……除了逐步解放妇女以外，没有别的轴心，也没有别的指南针”[121]。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贡献，他不仅预见到了妇女在未来社会将会得到彻底解放，而且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122]。恩格斯对傅立叶的这一思想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从“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123]出发，“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24]，认为这是“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125]。

又次，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最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讽刺，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较之其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更加广泛、深刻和精湛，是他全部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之时，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尚处在初级阶段时，他就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的一些根本缺陷，注意到社会上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资本主义危机刚刚出现之时，他就相当明确地指明了危机的性质，并预见到商业团体通过并吞工业、金融将形成垄断。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傅立叶善于运用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语言，使得他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批判非常尖锐、生动而又充满睿智。恩格斯称赞说，我们在傅立叶那里“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126]“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127]

最后，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主张和天才设想，如关于协作化的优越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关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思想，关于劳动竞赛代替竞争、自由选择工种代替旧式分工、劳动从作为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第一需要的思想，关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思想，关于防止人口过剩，消费者人数应与生产力发展保持平衡的思想，关于公职人员不脱离生产由选举产生的思想等。

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中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傅立叶虽然对被他称为文明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最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讽刺，但他只是把文明制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生产的分散性、商业欺骗以及在分配方面由于缺乏能够排除寄生者和支持各个有益阶级的分配制度。在他的和谐社会里仍然保存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保留着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剥削，保留着资本家的实际上的特权。不仅如此，傅立叶还明确反对财产公有的主张。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在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即协作社中，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所以，“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不彻底的地方，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128]。

其次，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对暴力革命也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傅立叶曾警告统治者：如果完全靠残酷的惩罚来压制群众的革命情绪，引起的恐怖一旦不再发生效力，成为生产轴心的雇佣工人和奴隶就会从四面八方举行起义，而立刻把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推翻。虽然傅立叶清醒地认识到了伟大的革命准备着和威胁着要消灭现代国家，但他坚决反对以革命手段来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认为革命是最坏的一种社会苦难。他向统治者发出警告的目的，只是想以此吓唬君主们和私有主们，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和平改造计划，以达到永远消灭贫穷和消除革命的目的。他始终主张以和平的方式，主要是宣传和典型试验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现实社会、建立和谐制度的目的。

再次，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也始终把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看作一支没有任何历史主动性的力量。虽然他相信普通老百姓有鉴别好坏社会制度的能力，会踊跃参加试验性的法郎吉，而且在他唯一的一次建立法郎吉的尝试中参加的150人中确实几乎全部都是雇佣工人，但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身上，认为这样的创举只有靠上层人物才能完成。同圣西门一样，在傅立叶的心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129]。

最后，傅立叶的学说中充斥着神秘主义和荒诞不经的东西。如他提出的“情欲引力”论、人的810种性格论、人类社会的8万年32个时期论以及所谓“行星**”论等，都是奇谈怪说。又如他把富人的狩猎、饮宴、侍弄花草等都视为劳动，并希望以此来解决他们的游手好闲和好逸恶劳问题；把儿童的玩耍、游戏也视为劳动，并希望以此来解决人们不愿意干脏活的矛盾，这都是十分荒唐的。再如他把妇女身体强健、爱色的习惯，全面锻炼、美食制度等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也是十分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