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说谎：在这六个月以来，现实也引我上了钩，有时我为它所诱，竟忘记我死期将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思索它，甚至工作起来了。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之前，当我病得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我停止了一切交际，将我以前的同学全部遗弃了。因为我向来是一个极阴郁的人，同学们很容易把我忘记掉。当然啦，即使没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忘掉我的。我家的环境，也就是“在家庭里”，也是很孤独的。五个月以前，我将房门从里面永远关起，使自己和家里人住的房屋完全隔绝。家里人总是顺从我，谁也不敢进我的屋子，除了在固定时间收拾屋子和给我送饭之外。我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服从我的命令，我有时决定放她进屋，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低声耳语。她时常为了我殴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吵嚷，不许他们惊扰我。我时常抱怨他们吵嚷；但是，他们现在一定还很爱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样称呼他，我觉得我也把他折磨得够受的。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是很自然的，人们是为了互相折磨而创造出来的。但是我觉察到，他仿佛预先发誓宽恕病人，忍受着我爱发脾气的性子。自然，这更使我生气；但是，他似乎想模仿公爵那种“基督教的温顺”，这未免有点可笑。他是一个性子急躁的男孩子，自然要模仿一切；但是我有时觉得，他应该用自己的脑筋生活下去，我很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受别人委托跑来跑去的苏里科夫。我时常对他证明，他的贫穷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终于害怕起来，不再来看我了。他是一个十分温顺的人，最温顺的生物（附注：听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点必须问一问公爵，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里上楼，到他家去看他所说的“冻死”的婴儿时，我无意中对着那婴儿的尸身冷笑了一下，因为我开始对苏里科夫解释说，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当时，那个可怜虫的嘴唇突然哆嗦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门外，轻轻地，几乎和低语一般，对我说：“您走吧！”我走出去了。这使我很欢喜，当时，甚至在他赶我出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十分欢喜。但是到了后来，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话在很长时间里使我感到难受。我根本不想有怜悯的心情，却对他一方面轻视，一方面怀着一种奇怪的怜悯。甚至在那样受侮辱的时候（我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甚至在这种时候，他都不会发怒！当时他的嘴唇哆嗦着，我敢起誓，绝不是由于愤怒。他抓住我的胳膊，一点也不生气地说出“您走吧！”这样冠冕堂皇的三个字。他的神情中有尊严，甚至有很多和他的脸根本不相配的东西（老实说，也有许多滑稽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愤怒。也许他只是忽然看不起我了。从那时候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遇见他，他忽然在我面前脱下帽子（以前他从来没这样做过），但是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停留下来，而是露出惭愧的样子，从我前面跑了过去。如果他看不起我，那他也有另一种风格；他是“温顺地轻蔑着”。他的脱帽也许只是由于害怕债主的儿子，因为他时常欠我母亲的债，怎么也摆脱不开债务。这大概是最确切的原因。我打算向他解释一下，并且可以肯定，他在十分钟后是会请我饶恕的；但是后来我决定，还是不理他好。

在这时候，也就是在三月中旬，苏里科夫把婴儿“冻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感到十分轻松，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开始出门，多半是在黄昏的时候。我最爱三月的黄昏，那时天气开始变冷，人们点着煤气灯。我有时走得很远。有一次，我在六店街上，一个“上等”人从黑暗里追上了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身上穿着一件短小的、难看的大氅——薄得和当时的季节很不相符。当他走到街灯下边的时候，在我前面有十步远，我看见有一件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我忙着把它捡起来，捡得倒正是时候。因为当时就有一个穿长衫的人跳了过来。但是，他一看见东西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也就没有跟我争，只朝我的手里偷看了一下，就溜走了。这是一只旧式的鞣皮夹，装得鼓鼓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猜到里面是别的东西，绝不是银钱。那个丢东西的过路人已经离开我四十步，很快就要在人群里消失了。我跑过去，朝他呼喊；但是，除了“喂！”以外，我喊不出什么，所以他也没有转过身子。他突然朝左拐，走进一所房屋的大门。等我跑进乌黑的大门时，那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所房屋很大，这类大厦是投机商人所建，分成许多套小住宅出租的；有些大厦包括成百套小住宅。当我跑进大门时，我觉得在右边，在大院落后边的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走路，虽然我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我跑到角落那里，看见有一个走向楼梯的门。楼梯很窄，特别脏，完全没有点灯。但是，我听见有一个人还在高处的梯级上跑着，我赶紧跑上楼梯，想人家给他开门时，我便可以追到他。结果真是这样。每段楼梯极短，但是段数很多，因此我喘不过气来了。第五层有一个门开了又关上了，我在下面三层的楼梯上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上去，在梯台上透一口气，寻找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最后，一个村妇给我开了门。她正在窄小的厨房里生茶炊。她默默地倾听我的问话，当然什么也没有明白。她默默地给我打开第二间屋子的门——那间屋子也很小，低矮得厉害，放着粗笨的家具，还有一张宽大的床，床前垂着帘子，“捷连季伊奇”（村妇这样叫他）躺在上面，我觉得他有点醉了。桌上有一个铁蜡台，上面点着一个蜡头，还有一只酒瓶，差不多斟空了。捷连季伊奇躺在那里，对我咕噜着什么，又向里屋的门挥手，当时那个村妇已经走了，我除了去开那扇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于是这样做了，走进另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比前一间更窄更挤，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转身；墙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它占了极多的位置；其余的家具只有三把普通椅子，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破絮，一只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放在漆布面的旧沙发前面。因此，桌子和床铺之间差不多无法走路。桌子上摆着铁蜡台，也和那间屋子一样，上面插着蜡烛。一个小小的婴儿在**哭叫，从哭声判断，他也许只生下三个星期。一个有病的、脸色惨白的女人替他换尿布。这女人似乎年纪很轻，穿着很随便的内衣，也许是产后刚刚起床。那婴孩不耐烦地喊叫着，等待着瘦弱的母亲的**。另外一个小孩睡在沙发上，那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好像用燕尾服盖住身体。有一位穿着很破的常礼服的先生站在桌旁（他已经脱下大衣，放在**），正在打开一个蓝纸包，里面包着两磅白面包和两条小香肠。此外，桌上放着一把茶壶，里面有茶，还放着几块黑面包。床下露出一只没有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烂布的包袱。

总而言之，整个房间的秩序紊乱得可怕。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人，先生和太太，本来是很体面的人士，但是由于贫穷而沦落下去了。沦落以后，紊乱的秩序终于战胜一切想杜绝这种秩序的尝试，甚至使人感到一种苦痛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想在这种日益增大的紊乱秩序中，寻求一种辛酸的、似乎信念深重的快感。

我和那位先生是前后脚进去的，当我进去时，他正在打开食品纸包，迅速而热烈地和妻子说话。妻子还没有换好尿布，但是已经啜泣起来，大概听到的消息照例不是很好。从这位先生的外貌看，他有二十八岁模样。他的脸是黑瘦的，生着黑色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精光，看起来很体面，甚至是很舒服；他那张脸是忧郁的，带着忧郁的眼神，但是，也露出一种病态的、极容易被惹恼的骄傲的影子。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一幕。

有些人对于自己恼怒的感觉特别欣赏，尤其在这种感觉达到极点的时候（总是很快就会达到极点）；在这一刹那，他们会觉得受侮辱要比没受侮辱还痛快些。这些恼怒的人，当然啦，如果他们头脑聪明的话，如果他们能够想到自己的发火程度已经超过应有程度十倍左右的话，他们以后会大大后悔的。那位先生很惊异地望了我一会儿，他的太太带有害怕的神气，仿佛有人到他们家里来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他突然如疯如狂地向我奔来。他没有等我说上两句话，大概由于看到我穿得特别体面，而我胆敢如此无礼地张望他的角落，观看他自感羞愧的一切简陋陈设，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他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别人身上发泄一下自己半生潦倒的怒气，自然十分高兴。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他要跑过来和我打架；他的脸色白得好像女人发作歇斯底里症时一样，这使他的妻子吓坏了。

“您怎么敢擅自走进来？滚出去！”他喊着，浑身发抖，甚至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突然看见自己的皮夹握在我的手里。

“大概是您掉的。”我说，尽可能显得安静些、严肃些。（自然也应该如此。）

他立在我面前，露出十分吃惊的神情，一时似乎失去了知觉；后来，他很迅速地抓住自己衣裳侧面的口袋，吓得张大了嘴，用一只手拍打自己的额角。

“天哪！您在哪里捡到的？怎么捡到的？”

我用很简短的话向他解释，而且尽可能说得冷淡些。我讲我如何捡起皮夹，如何奔跑，叫喊他，最后根据自己的猜想，几乎是摸索着，随他走上了楼梯。

“我的天哪！”他对妻子喊道，“我们所有的证件都在这里，我的最后工具都在这里，这里是我的一切……啊，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您对我有多大的恩德？要不，我就会完蛋啦！”

当时我抓住门柄，想不出一声就退出去。但是，我自己喘不过气来了，我的兴奋忽然勾起一阵极强烈的、抵御不住的咳嗽。我看见那位先生向四处乱窜，想给我找来一把空椅子。他终于从一把椅子上抓起破衣烂衫，把它们扔到地板上，急忙把椅子递给我，小心翼翼地按我坐下。但是，我仍然咳嗽不已，一分钟也没有停歇。当我恢复原状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大概也是把一些破衣烂衫从椅子上扔到地板上去了），正在盯着我。“您大概……有病吧？”他用医生开始诊察病人时的那种语调说，“我自己是……医务人员（他不说是医生），”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不知为什么，用手指着那间屋子给我看，似乎在对自己现在的境遇提出抗议，“我看，您……”

“我有痨病。”我尽可能地说得简短些，站了起来。

他也立刻站了起来。

“您也许夸大了一些……在适当治疗以后……”

他有点不知所措，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那只皮夹握在他的左手里。

“噢，您不必担心，”我又打断他的话，一边抓住了门上的把手，“上星期博特金来给我诊察过（我又把博特金拉了进去），我的命运已定。对不起……”

我又想去开门，离开这位发窘的、感激的、羞愧的医生，但是，万恶的咳嗽偏偏又来袭击我。这位医生当时坚持让我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对妻子看了一眼，她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对我说了几句感谢和欢迎的话。她也感到很窘，因而在她那淡黄的、清瘦的脸颊上浮现出两点红晕。我坐下了，但是露出每秒钟都很害怕使他们受到拘束的神情（也应该如此）。我看出来，那位医生在很苦痛地忏悔着。

“如果我……”他开始说，时时刻刻中断，从这句跳到那句，“我很感谢您，我不应该那样对待您……我……您瞧……”他又指着这间屋子，“现在我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下……”

“噢，”我说，“用不着看，事情是很明显的；您大概是失业了，所以到此地来凑合一下，再找一个差事，不是吗？”

“您……怎么知道的？”他很惊异地问。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由得用嘲笑的口气回答说，“有许多人从外省到此地来，怀着莫大的希望，跑来跑去，也就这样生活下去了。”

他忽然热烈地说起话来，嘴唇打着哆嗦；他开始诉苦，开始讲述。老实说，我觉得他的自述很有趣味，我在他那里坐了一个来钟头。他给我讲自己的历史，一段很平常的历史。他是一个省城里的医生，本来在官厅供职，但是有人在背后搞阴谋，连他的妻子都卷进去了。他露出一些骄傲，发了一些脾气；省城当局便袒护在背后搞阴谋的那个人。那帮人陷害他、控诉他，结果他就这样失掉了官职。他使用最后几个钱，跑到彼得堡来申一下冤。到彼得堡以后，大家都知道，他们申诉许久没有得到受理，后来受理了，但又被驳回；后来又给他一个希望，然后又严词回绝；后来吩咐他提出书面解释，后来又拒绝接受他所写的东西，吩咐他另递呈文——一句话，他已经跑了四个多月，把一切都吃尽当光了；连妻子最后的一点破衣服都送进当铺；那时恰巧生了一个孩子，而，而……他说：“今天对我所递的呈文下了最后的驳复，而我差不多已经没有面包，什么也没有了，妻子又生了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的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又开始号哭了。我掏出我的日记簿，记载起来。当我记完站起来的时候，他站在我的面前，带着胆怯的好奇眼光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哦，还有其他的一切，比如供职单位、贵省总督的姓名、年月日等。我有一个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有一个叔叔，名叫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五品文官，现在当司长……”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的医生喊道，他几乎哆嗦起来，“这一切几乎全靠他来决定啊！”

的确，在那位医生的故事和它的结局中，由于我偶然从旁帮忙，竟使一切顺顺当当，圆满解决，这简直好像在小说里，故意安排好的一样。我对这对可怜的夫妇说，请他们不要对我存什么希望，我只是一个贫苦的中学生（我故意夸大自己的低微的地位；我早就毕业，已经不是中学生了），他们也不必知道我的姓名；但是，我立刻到瓦西里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叔叔，那个五品的文官，是个没有子女的鳏夫，对自己的侄儿非常钟爱，视为珍宝，认为他是本族的继承人，所以我说：“我的同学也许会为你们，当然也就是为我，向他的叔叔说情的……”

“只要能允许我向那位大人解释一下就好了！如果我能得到恩准，口头解释一下就好了！”他喊道，哆嗦得好像发疟疾一样，眼里闪着光亮。他竟说出“得到恩准”这样的话来。我又重复一遍说，这事情可能会吹的，一切都可能弄不好。我后来说，如果明天早晨我不到他们这里来，那么事情已经完了，他们也就不必再等候。他们鞠着躬送我出去，他们几乎发了狂。我永远忘不掉他们的面部表情。我雇了马车，立刻上瓦西里岛去了。

我上中学的几年中，一直和这个巴赫穆托夫处于敌对的状态。在我们学校里，大家认为他是贵族，至少我这样称呼他；他穿得很讲究，坐自用的马车上学，只是一点也不摆架子，很容易相处，总是露出特别快乐的样子，有时甚至还有点小聪明，不过他的智力并不见得十分高明，尽管他在班里永远考第一名。至于我呢，无论哪门功课从来都没有考过第一名。除我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同学全都喜欢他。这几年来，他有好几次想接近我，但是我每次总是沉着脸，很恼怒地躲开他。现在我已经有一年左右没见他的面了。他在大学里求学。八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他家里去（那里很讲究礼节，由仆人先进去通报我的姓名）。刚开始时，他带着惊异的神情出来迎接我，甚至没有一点欢迎的样子，但是他很快就显得很高兴，看着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忽然到我这里来了，捷连季耶夫？”他喊着，露出那种永远可爱的逍遥自在神情，这种态度有时显得很傲慢，但是从来没有侮辱的性质，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态度，同时也为了这种态度而恨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惊慌地喊道，“您竟病到这种地步了！”

咳嗽又来折磨我，我颓坐到椅子上，简直喘不过气来。

“您别着急，我有痨病，”我说，“我有一件事求您帮忙。”

他惊异地坐下了。我立刻把那位医生的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他听，并且解释说：他在叔叔跟前特别有威信，也许可以帮一点忙。

“我可以帮忙，一定帮忙，明天就向家叔说情。我也很喜欢这样做。您把这件事情讲述得太好了……但是，捷连季耶夫，您怎么会想到来求我呢？”

“一是这件事情能否办成，完完全全取决于你的叔叔；二呢，巴赫穆托夫，咱们俩一向是对头，而您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觉得您不会拒绝一个对头。”我带着讽刺的口吻补充说。

“好比拿破仑向英国求援！”他喊着，哈哈大笑起来，“我来帮忙，我来帮忙！如果可能的话，我立刻就去！”他看见我很严肃地站起来，急忙又补充说。

这件事情果然出乎意料地进行得十分顺利。过了一个半月，那位医生又在另外一省谋得一份差事，领到车马费，外加津贴费。我怀疑常到他家里去的巴赫穆托夫（我因此故意不登他家的门，医生来看我时，我也表现得很冷淡）——我怀疑巴赫穆托夫可能说服那位医生，使医生接受他的借款。在这六个星期内，我和巴赫穆托夫见了两次，第三次是在给医生饯行的时候。巴赫穆托夫在自己家里设宴给医生送行，还准备了香槟酒，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但是她只待了一会儿，很快就回家看孩子去了。那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天气晴朗，巨球似的太阳落入海湾。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在尼古拉耶夫桥上走着，两人都喝了点酒。巴赫穆托夫说事情这样圆满解决，使他感到很开心，他很感谢我，因为他做了好事以后，现在感到愉快；他还说，这件事情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现在有许多人主张，行个别善事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说法很不正确。我也很想发表自己的意见。

“凡是攻击个别‘善事’的人，”我开始说，“那就等于攻击人的天性，蔑视个人的尊严。但是，举办‘公共善事’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但不是互不兼容的问题。个别善事永远会存在下去，因为它是个人的需要，它是一个人要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莫斯科住着一个老人，一个‘将军’，也就是五品文官。他起了一个德国人的姓。他一生在监狱里走动，和犯人们交流；每一批充军西伯利亚的囚徒，预先都知道在雀山会有一位‘老将军’去看望他们。他极严肃而虔诚地做自己的事情；他来到以后，在充军囚徒的行列里走着。囚徒们把他团团围住，他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下来，询问每个人缺少什么东西，他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教，他管大家都叫‘老弟’。他送给他们金钱和各种日用品，如裹腿布、衬衣、麻布等等。有时他还带来一些劝善的小书，分送给每个识字的人，深信他们在路上会加以诵读，由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他不会问人家犯的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说起来，他才会倾听。他看一切罪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他和他们说话时如对亲弟兄一般，不过，他们却把他当作父亲。如果看到一个充军的女人，抱着婴孩，他便走过去，抚爱那个婴孩，手指碰出响声，引他发笑。他这样做了许多年，直到去世为止。后来，全俄罗斯，全西伯利亚都认识他了，也就是说全部罪犯都知道他了。有一个到过西伯利亚的人对我讲，他亲自看见有些罪大恶极的犯人在怎样怀念那位将军，但是将军访问他们时，很少有施给每个人二十戈比以上的情况。诚然，犯人怀念他的时候并不如何热烈，心情也并不沉重。在这些‘不幸者’中间，有一个人杀害了十二条性命，砍死六个小孩，原因只是由于他一时高兴（据说真有这种人）。这个人忽然无缘无故地，也许二十年来头一次叹了口气，说道：‘现在那位老将军怎么样啦？还活着吗？’也许在说这话时，他还发出一声冷笑——也不过如此。您怎么能知道，他二十年念念不忘的这位‘老将军’，往他的心灵里永远投进了怎样的种子？您怎么能够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联结对被联结者的命运具有多大的意义？……你要知道，我们的整个一生中，隐藏着无数的枝节。最优秀的象棋选手中最聪明的，也只能预先看出几步棋，有一个法国选手预先能看出十步棋，报上就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在这件事上究竟要走多少步棋？我们看不出的又有多少？当您投下种子，‘行善’和做任何形式的好事的时候，您就将您的一部分个**付出去，并接受另一个人的个性的一部分；你们互相联结起来了。如再稍加注意的话，您便会获得报酬，因为您会多得一些知识，以及一些意外的发现。最后，您一定会把您的事业当作一门学问；它会抓住您的整个生命，可以充实整个的生命。从另一方面看，您的一切思想，您所投下而也许被您遗忘的一切种子，都会滋长起来，从您手里取得这些种子的人，会把它们转送给别人。您哪里知道，您在未来决定人类命运时会占据怎样的地位？如果您具有丰富的知识，您一生从事这种工作，您就可能投下巨大的种子，将伟大的思想遗留给世界，那么……”这一套话，我当时说了很多。

“您想一想，您虽然这样谈，可是您自己却快要死了！”巴赫穆托夫喊道，似乎在热烈地责备什么人。

当时我们站在桥上，把臂肘支在栏杆上面，向涅瓦河上瞭望。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着，身子探出栏杆外更多。

“难道想投河吗？”巴赫穆托夫吃惊地喊。他也许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不，现在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我现在只能活两三个月，也许四个月；但是，譬如说，在只剩两个月的时候，如果我极想做一桩好事，这事情需要工作、奔跑和张罗，就像那位医生的事情一样，那么，由于我所剩的时间不够，我就只好拒绝做这件事情，另外寻找一件比较小的、我的能力能办到的‘好事’（如果我真想做好事的话）。您必须同意，这是个有趣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为我深深担忧，他一直送我到家，而且非常识趣，他一次也没有说安慰的话，几乎始终沉默着。他和我告别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请我允许他常来看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想以“慰问者”的身份来看我（因为，我对他解释说，即使他一声不出，终归是以慰问者的身份来的），那么，他每次就会更多地对我提到“死”这个字。他耸了耸肩，但对我的话表示同意；我们十分客气地告别，这是我料想不到的。

然而，就在这个晚上，就在这个夜里，投下了我的“最后信念”的第一粒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的思想，贪婪地分析它的一切奥秘和它的一切种类（我整夜没有睡）。我研究得越深入，越领会这种思想，心里也越发害怕。最后我怕得不得了，而且连续几天都很害怕。有时候，在考虑这种老缠着我的恐惧时，我很快又生出了新的恐惧，浑身感到发冷。从这种恐惧中，我可以判断我的“最后信念”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将来一定会得到解决。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决它。过了三个星期，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有了，但这是由于一桩极奇怪的事情而来的。

在我的这篇《解释》里，我记下所有的日期和数字；当时我认为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只是在这时候），我希望那些判断我的行为的人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我的“最后信念”是从一套什么逻辑推论中产生出来的。我刚才写过，我缺乏执行“最后信念”的最后决心，后来我有了这种决心，但它不是从逻辑推论中产生的，而是由一种奇怪的刺激，由一种奇怪的事实，也许和事情本身毫无关系的事实产生的。大约十天以前，罗果仁为了一件事情来找我，这件事情我就不多费笔墨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罗果仁，但是关于他的事情听到过很多。我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消息，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只是来调查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结束了。但是，他使我产生很大的兴趣，使我一整天都怀着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因此我决定第二天亲自到他家里去回访。罗果仁显然不喜欢我，甚至“很客气”地暗示出我们不必继续交往的意思。但是我总算在有趣的氛围中度过了一小时，他大概也是如此。我们俩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俩（尤其是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我是一个死期将至的人，而他却过着极充实的、极天真的生活；他关注现实，一点也不考虑“最后”的结论、数字，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情，除了那件……那件……那件使他发狂的事情。请罗果仁先生恕我写下这样的词句，把我当成一个不会表达自己思想的蹩脚文学家看待吧！虽然他这个人不懂得客气，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可能了解许多事情，虽然他对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大感兴趣。我没有将我的“最后信念”暗示给他，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在听我说话时，已经猜到了。他沉默着，他很不爱说话。我临走时暗示他，我们俩虽然性格不同，而且有各种矛盾——但les extrémités se touchent[57]（我用俄文对他解释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他离我的“最后信念”也许并不很远。他听了这句话，用一个很不高兴的、阴郁的鬼脸来答复我。他站起来，亲自替我找到帽子，做出一副似乎是我自己想走的模样，而其实是他把我从那个阴沉的屋子里赶出来的；他还做出殷勤送我的样子。他的房子使我很吃惊，好像一座坟场；但是他似乎很喜欢它。这一点很容易了解：他所过的那种充实的、天真的生活本身就极为丰富，不需要什么布景。

这次回访罗果仁使我十分疲倦。再说，我从早晨起就感到不是很舒适；到了晚上，我的身体十分衰弱，只好躺到**，有时觉得身上燥热，有时甚至发出谵语。科利亚陪我坐到十一点钟。但是，我还是记得他所讲的和我们谈论的一切。我有时合上眼睛，那时总看到伊万·福米奇，他似乎取得了几百万金钱。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财产，并为此绞尽了脑汁。他生怕人家偷走，最后决定把这些金钱埋在地里。我劝他不必把这一大堆金子白白埋到地里，不如用它给那个“冻死”的婴孩铸造一只小棺材，把那个孩子从土里掘出来，装到金棺材里。苏里科夫流着感激的眼泪，接受了我这个讽刺他的建议，立刻着手执行这个计划。我好像唾了一口痰，就离开他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科利亚告诉我说，我根本没有睡，一直和他谈论苏里科夫。我有时候感到极度苦闷和惊惶，因此科利亚临走时露出不安的样子。当我自己起床去锁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刚才在罗果仁那里，在他家一间最阴暗的大厅的门上所看到的一幅油画。他是无意中把那幅画指给我看的；我在那幅画面前站了有五分钟左右。那幅画在艺术方面并不出色，但它使我有一种奇怪的不安。

那幅画上画着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我觉得，画家们平常画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卸下的基督的时候，总是把他的脸部画得特别美；甚至在他受着剧烈苦痛的时候，画家们也还竭力保持着这种美。但是在罗果仁的画里，根本没有美可言；那完全是一个人的尸骸，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忍受着无比的痛苦、创伤、凌辱、守卒和人们的殴打；当他自己背着十字架，由于十字架太重而跌倒之后，还继续受了六小时折磨（根据我们计算，至少有六小时）。诚然，这是一个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人的脸庞，那就是说，脸庞上还保存着很多活力和体温。死者的身体也还没有变僵，因此脸上还露出痛苦的神情，似乎现在还感到痛苦（画家对这一点画得很好）；不过，这脸画得一点也不留情面；它表现得十分逼真。一个人的尸骸，无论他是什么人，在受过这种痛苦以后，总应该是如此的。我知道，基督教会在最初数世纪内就确定基督所受的不是形象上的，而是实际上的苦痛，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完全服从自然的法则。在这幅画上，基督的脸庞受到凶猛的殴打，显得浮肿，带有可怕的、浮肿的、血污的伤痕，眼睛张着，眼珠歪斜；巨大的、张开的眼白，闪耀着一种死沉沉的、玻璃般的光彩。奇怪的是，当你看着这个受难者的死尸时，会产生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如果基督的所有弟子，他的未来的主要使徒们，以及跟他走来并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妇女们，一切信仰他、崇拜他的人看见了这样的死尸（它一定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看着这个尸骸，怎么会相信这位受难者会复活呢？到了这里，不由得会产生一个概念，那就是：如果死是这样可怕，自然法则是这样有力，怎样才能克服它们呢？基督在生前战胜过自然，使自然服从他，当他呼喊“女儿，站起来吧！[58]”的时候，那姑娘就立了起来；当他呼喊“拉萨路，出来！[59]”，那死人就走出来了；而现在连他都不能战胜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又怎样去克服呢？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人对自然就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觉得它好像一个巨大的、残忍的、不出声的野兽，或者说得准确些，说得更准确些，虽然有点奇怪，它好像一台最新型的巨大机器，它没有意义地、漠不关心地、毫无怜悯地抓住一个伟大的、珍贵的生物，把他揉得粉碎，吞了下去——这个生物本身的价值就抵得了整个自然，一切自然法则和所有的土地，也许地球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出生而创造的呀！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黑暗的、傲慢的、无意义的、永恒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它的力量的观念。这观念自然而然地传达到你们的心中。围在死人身边的人们（在图画中一个也没有画出），在他们的一切希望和信仰一下子被打得粉碎的那天晚上，应该感到多么苦闷和慌乱哪。他们每个人虽然怀着一个永远不能放弃的伟大思想，但是，当时他们一定在极度惊慌中散开。如果这位导师能够在被处死刑之前看到自己的形象，他自己会那样从容登上十字架去就义吗？当你看着这幅画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个问题。

在科利亚走后整整一个半小时里，这一切断断续续地在我的心头浮现出来，也许我是完全神志不清，但有时是有具体形象的。没有形象的东西能不能现出形象来呢？但是，有时我觉得自己在一个奇怪的、不可能有的形式中看见这种无穷尽的力量，看见这个阴沉的、黑暗的、不出声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拿着蜡烛牵着我的胳膊，给我看一只巨大的、难看的蜘蛛，告诉我说，这就是那个黑暗的、阴沉的、强有力的东西，同时还对我的愤怒一笑而过。在我屋里的神像前面，夜间总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暗淡而微弱，但是还能看清一切东西，甚至灯下还能读书。我觉得已经过了午夜；我完全没有睡，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忽然我的房门开了，罗果仁走了进来。

他走进来之后，关上门，默默地看着我，轻轻地向墙角的一张椅子走去，那张椅子几乎就放在油灯下面。我很奇怪，用期待的神情看着他；罗果仁把臂肘支在小桌上，默默地看着我。这样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当时他的沉默使我十分恼怒。他为什么不愿意说话呢？他来得这样晚，我自然觉得奇怪，但是我记得，我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十分惊讶。恰恰相反，在早晨时，我虽然没有将我的想法向他明白表示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是了解的。为了这种想法，他自然可以跑来和我再谈一次，哪怕时间已经很晚。我心想他是为这个而来的。我们早晨分别时，多少还带着仇视的样子，我甚至记得，他曾经用尽情嘲笑的神情看了我两三次。就是现在我也可以看出他那嘲笑的眼神，这种嘲笑也使我受到侮辱。我一开始就丝毫也不怀疑这确是罗果仁本人，而不是幽灵和幻影。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他继续坐在那里，还是带着那种嘲笑的样子看着我。我恶狠狠地在**转了个身，也把臂肘支在枕头上，决定也故意沉默下去，即使我们一直这样坐下去。我不知为什么，一定要他首先说话。我想，这样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突然想起一个念头：如果他不是罗果仁，而只是一个幻影，那该怎么办呢？

我生病时和生病以前，从来还没有看见过一个幻影；但我一直觉得，在我还小的时候，甚至现在，也就是不久之前，我觉得只要看见一次幻影，就会立即死去，虽然我对任何幻影都不相信。但是，当我想到那人不是罗果仁，而只是幻影的时候，我记得，我一点也没有害怕。不但没有害怕，我甚至还为这个恼怒起来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对于这究竟是幻影，还是罗果仁本人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兴趣去探究，而且也没感到惊慌，好像是应该如此的。我觉得，我当时所想的是一些别的事情。譬如说，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罗果仁在早晨是穿着便服和便鞋的，为什么现在竟穿上燕尾服和白背心，打上了白领结呢？我的大脑中还闪出一个念头：如果这是一个幻影，我并不怕他，那么我为什么不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亲自加以证实呢？也许我不敢，我害怕。但是，当我刚想到我害怕的时候，忽然好像有一盆冰水浇上我的全身；我感到背上发凉，我的膝盖直打哆嗦。就在这一刹那，罗果仁好像猜到我害怕似的，移开支在桌上的那只手，挺起身子，活动自己的嘴唇，好像要发笑；他盯着我。我狂怒起来，我决心要朝他身上扑去；但因为我已经决定自己不先开口说话，所以仍旧躺在**，况且我还没有完全肯定：他究竟是不是罗果仁呢？

我记不清这种情形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记不清我有时是不是完全神志不清。但是，罗果仁终于站起身来，悠然地、仔细地看着我，像刚才走进来时一样，但是他停止了嘲笑，轻轻地，几乎蹑着脚，走到门前，打开门，走了出去。我没有下床，也不记得我睁着眼睛躺了多长时间，一直在那里想着。天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不记得我怎样又昏睡过去。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才把我惊醒。我和他们约定，如果到九点多钟我自己不开门出来，喊他们端早茶，马特廖娜就要亲自敲我的门。当我给她开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一个想法：门锁得好好的，罗果仁怎么能走进来呢？我检查了一下，更加相信真正的罗果仁是不可能走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夜里全都上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述这件特别的事，是因为我完全“下定决心”。因此，促成最后解决的并不是逻辑，也不是逻辑的信念，而是嫌恶的心情，生命既然具有这样奇怪的、使我感受侮辱的形式，我不能再留在人间了。这个幻影侮辱了我。我不能服从具有蜘蛛形式的黑暗力量。到了黄昏，当我终于感到自己完全下了决心时，我才感到轻松一些。这只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我便来到帕夫洛夫斯克了。不过，我在上面已经讲得很充分，所以不再赘述了。

[57]法文：两个极端互相接近。

[58]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

[59]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