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最重要的命脉是经济，而经济的荣枯，往往表现于财政上。讲起民国以来的财政，却是很惊心动魄的。革命军兴，财政的系统一时破坏，自然要现出艰窘的样子。经过两三年的整顿，渐渐地有些上轨道了。不意帝制运动发生，中央威信坠地，各省应解的款项，多数都被截留。中央除关盐余外，[2]乃专靠借债以自活。除前述的大借款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借款。欧战期间，则专借日本债。欧战既停，并日本债而不能得，则又专借内债。这是北京政府的情形。

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借内债亦不少。现在中央政府的收入，以关、盐、烟酒、印花，统税为大宗。田赋划作地方税，和契税同为重要收入。厘金已裁，然一切苛捐杂税，各地方都是很多的，田赋的附加税亦很重。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政府才下令限制田赋的附加，并令各省裁撤苛捐杂税。

货币制度，当前清末年，就很紊乱的。[3]民国以来，要想整理，始终没有就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因美国收买白银，我国现银源源外流，现出通货紧缩的现象，政府乃于十一月间，实行管理通货。将现银集中，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纸币为法币。从此通货伸缩，较可自由，而外汇也易于管理。这或者也是经济上的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