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政制，是很简陋的。它居关外时，兵民不分，凡人丁都属于佐领。合五佐领置一参领，五参领置一都统，两副都统。其初但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添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太宗时，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编制，就共有二十四旗了。都统不但管兵，亦且参与政治。因为他本是兵民不分的。此等野蛮的部落，本来说不上什么君臣之分。太祖虽然“黄衣称朕”，其实只是个部落酋长罢了。太祖死后，太宗还只是四贝勒之一，后来才南面称尊的。[10]

太祖最恨汉人，归降的也都加以虐待。尤其恨读书人和官吏，捉到就杀。太宗才改变政策，招徕汉人。对于明朝的降将，尤其竭力敷衍。到底靠着他们的力量，吞并中国。然而在清初，汉人遭满人虐待，汉官受满人压制，还是很厉害的。

其政治机关，在关外时，初仅设文馆，后来改为内三院。[11]入关后才改为内阁。文馆和内三院，不过是个记室，大政治和军事，都是由亲贵共议的。便入关后，这种性质也还在。所以清朝的内阁，实在是没有大权的。

[1]当时害民最甚的，是派太监出去做税使和开矿。税使设立“土商”的名目，穷乡僻壤，日用饮食之品，都要收税。开矿则见人良田美宅，即指为下有矿苗，借此敲诈。

[2]当时有个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颇议论政治，批评人物的好坏。明朝人是喜欢立名的，附和他的人颇多。人家就称为东林党。后来东林、非东林之争，蔓延到政界里。言官互相攻击，吏部举行察典（即考查官吏成绩的好坏，以定升降黜陟），亦彼此互相排挤报复。遇有国家大问题，往往先争意气，把国事的利害反搁置了，贻害颇大。东林和非东林，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但是两派人相争时，总有一派是较近于正，一派是较近于邪的。当时所指为东林党的人，未必全是君子，毕竟正人君子较多。魏忠贤专权时，敌党的人，把所恨的人的名字，都开一张单子给他，教他一网打尽。正人君子，受害的很多，政治上的风气，就更坏了。

[3]明朝地方绅士权力很大，害民之事亦颇多。

[4]明朝的加赋，起于武宗时候。因建造乾清宫，加征一百万。世宗时，因边用，加江、浙田赋一百二十万。神宗时因辽事，加赋五百二十万；思宗时又加一百六十万，谓之“辽饷”。后来又因流寇加“练饷”“剿饷”，先后共加赋一千六百七十万，都是直接征之农民，无可转移的。

[5]《檄文》说：“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可见清朝初入关时，只想割据北方。

[6]在南京北江边。

[7]一军驻淮北，以经理山东。一军驻泗水，以经理豫东北。一军驻临淮关，以经理豫东。一军驻合肥，以经理豫东南一带。

[8]此时厦门为郑成功所据，鲁王是去依郑成功的。成功尝蒙唐王赐以国姓，故归心唐王；鲁王和唐王有隙，所以成功不肯推戴他，然和鲁王手下主持军事的张煌言，很为和睦。

[9]腾越，今云南腾冲县。高黎贡山，在腾冲、保山之间。

[10]太宗是太祖的第八子。还有太祖的次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和太祖的侄儿子阿敏，并称为“四贝勒”。后来阿敏为太宗所幽禁，莾古尔泰死了，代善是个武夫，大权遂全归太宗。

[11]内三院，是内国史院，管记注。内秘书院，管文书。内弘文院，管翻译中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