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全国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农民生计的舒蹙（cù），和国计民生关系最大。要农民生计宽裕，是要（一）地权平均；（二）谷物价格稳定；（三）还要海内太平，赋役轻简。在唐初颇是其时。租庸调的制度，到后来，渐渐地废坏了，在初行时候，总该比较完整的。这时候的地权，也该较为平均。调剂谷价的法子，自汉以来，是靠常平仓。当新谷登场时，由国家收买若干，以提高谷价。到明年青黄不接时，用平价卖出。这本是很好的法子。但是到后来，谷物的市场广了，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就不能控制谷价。隋朝的长孙平乃又创义仓的法子。丰收之年，劝人民随意出谷，即在当社立仓存贮。到凶荒之时，即以之充赈济。此法令人民自谋，并令人民自行管理，尤其尽善尽美。[5]虽然后来有因管理不善，移之于县，以致全失初意的；日久懈怠，也未必全国都能举办；然而既有这个法子，以后总有一部分能照办的地方。这于农民生计，也大有裨益。再加以唐初海内太平，兵革不作；对外的战争，也不甚影响到国内；人民自然要富庶安乐了。但是太平渐久，则资本的蓄积渐多，人民总有遭遇不幸的。况且生计渐见宽余，则生活程度，也随之而提高。一遇水旱凶荒，就不免要流离失所。而并兼的现象，就要随之而起。到玄宗开元时，已经很厉害了。

农工两业的智识技能，颇有从外国输入的。譬如制蔗糖的法子，就是唐太宗时取之于北印度。[6]又如琉璃一物，中国人本不会制造。北魏太武帝时，有大月氏人到中国来，说是会造的。乃令其采矿山中，试行制造。一时所造颇多，成迹也很良好。[7]后来不知怎样，其法又失传了。隋时会在广州招致西域人，想设法制造，没有成功。然而制瓷之术，却因此而大有进步。唐代昌南镇的瓷器，就是后世景德镇的瓷器的根源。[8]

商业也是很兴盛的。全国可通的水路，都是运输所资，即陆路亦极活跃。只要看唐人诗中估客、估帆等字样，也可见得其兴盛的情形。对外：隋时已设有互市监，这是管理西北陆路的贸易的。唐朝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路的互市。因为商业资本的盛大，而当时所用的货币是铜钱，不足则参用布帛，运输既苦不便；就是计其总额，怕亦不足供流通之用。于是汇兑的法子开始发现。这便是唐人所谓飞钱。把钱交给公家的机关或富豪，托其汇划。商人便可轻装前行。这也可见得当时商业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