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一书生——何兹全教授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学会顾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学术顾问，中华书局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顾问，山东聊城大学名誉教授，山东理工大学文化学院名誉院长、兼职教授何兹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2月15日20时17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101岁。

何兹全，1911年9月7日生于山东省菏泽市。中学毕业于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1931—1935年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曾师从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等著名学者。毕业后赴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程。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其间，受霍普金斯大学资助，协助弗朗西斯教授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1950年回国，一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所长等职，为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

20世纪初，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风雨如晦，动**不安。何兹全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接受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自觉将自身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以天下为己任”。

1927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何兹全先生的“心和热情也跟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并加入国民党。他接受的是当时被认为真正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的观点，执着探求祖国民主、富强之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任职于《教育短波》和《政论》杂志，曾撰文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必须丢掉和平幻想，以全民抗战求得民族解放。他以为，抗战的胜利需要枪杆子、笔杆子共同战斗，他决定用笔杆子唤起民众，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年轻的何兹全先生天真地希望在抗战之中和抗战之后，由国民党来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使祖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永不再受外侮。随着国民党的腐败、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何兹全先生隐约看出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必将发动内战，灾难深重的祖国仍不可能走上和平建设之路，他的政治理想幻灭。到了抗战中后期，何兹全先生为了糊口，虽然在政府部门供职，但其内心十分痛苦，不知道所深爱的祖国将走向何方。1944年10月，在彷徨与痛苦中，何兹全先生终于选择了重返书斋，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虽说只能从助理研究员做起，他也决计不再在国民政府部门供职。他说，这次“大决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重新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何兹全先生潜心学术研究。为了将中国古代史和欧洲史进行比较研究，1947年，他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主修欧洲古代史。留美期间，他边学习，边工作，同时密切注视国内局势的发展，关心民族的命运。他深切地希望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能结束内战，中国就会走向光明与复兴。1950年，何兹全先生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优厚待遇，拒绝了导师傅斯年请他去台湾史语所工作的邀请，毅然乘坐最后一班邮轮回到祖国。

回国后，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何兹全先生同全国人民一道迅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大潮中，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19两黄金捐献给国家。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使他更加坚定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振兴、祖国必将强大的信念。

20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何兹全先生心情舒畅，信心满怀。他赞成邓小平理论，拥护改革开放，认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他相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复兴。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加迫切。1983年，他的入党申请终于被批准，他感到无比欣喜，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中去。

1995年，何兹全先生接受台湾“史语所”的邀请，赴台参加“傅斯年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并受邀赴新竹市为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生做了题为“中国文化六讲”的学术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该报告后来结集为《中国文化六讲》一书出版。

何兹全先生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凝结着他对祖国和民族深切的爱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对他80余年人生的回顾，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近百年风云际会、历史沧桑、人世变迁的思索和对真理的追求。何兹全先生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是“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对我很有影响。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

何兹全先生步入史学研究领域的起点是1931年考入北平大学。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乾嘉之学、新史学、辩证唯物论，各种学术观点、学派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氛极为浓厚，莘莘学子齐聚沙滩红楼，谈经论道，指点江山。北大四年的学习，对何兹全先生学术道路的选择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早在中学时，何兹全先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又有意识地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著作。他认为在北大四年所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出发，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形势出发。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会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质”。何兹全先生已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并选择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和毕生研究的重点。

何兹全先生从事历史研究，注意抓大问题，重点研究三个领域：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他治学的主要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求真求实，尽量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焦点问题。1934年他最早撰文提出“魏晋封建说”。70多年来，何兹全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对待，也从未动摇，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学术品格。正如他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的。”

佛教寺院经济是何兹全先生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20世纪30年代还是北平大学史学系四年级学生的何兹全先生，就以《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长篇学术论文引起学界的重视，受到著名学者汤用彤和陶希圣的赞许。有学者指出：“这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缩影，只有研究中古佛教寺院，才能彻底了解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开拓了经济史研究中长期被人忽视的领域。”这篇论文是中国寺院经济史的开山之作，成为此后何兹全先生社会经济史系列研究的基点。1936—1937年，何兹全先生广泛搜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材料，写成《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一书。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手稿遗失，至今仅保留了一份提纲底稿。20世纪80年代，他又撰写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篇在各自领域具有拓荒意义的文章。

何兹全先生对汉唐兵制的关注和研究也始于在北大读书期间。1935年刊登在《食货》第1卷第11期上的《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是他研究魏晋南北朝世兵制的滥觞，亦是汉唐兵制研究的开篇之作。他正式提出“世兵制”这个大题目，并对它的形成、制度和它对当时社会的破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何兹全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形态、文化表象各个层面上，亦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探讨并评述了中国社会自商周至魏晋的整体历史面貌及其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国家起源说、早期国家说、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魏晋封建说等，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与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及主要的学术观点。该书被学术界誉为汉魏封建说的“扛鼎之作”。著名学者林剑鸣教授曾评价：“本书的出版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

80年的学术生涯，是何兹全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有机结合、不断开拓新领域的过程。正是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对史料的驾驭，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审视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历史，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六卷本《何兹全文集》获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作为著名教育家，何兹全先生爱生乐教，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新教学大纲的制定，亲自草拟了修改教学大纲的说明和序言。他指出，新大纲要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中国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历史研究与教育要联系实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先后开设过《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和《〈三国志〉研读》等课程，参与编写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任第1、2册主编）。

何兹全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定期召开有研究生参加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他参与组织了我国高校多项学术活动，对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兹全先生从事教学工作数十载，呕心沥血，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严谨博学、慎思明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重视本科教学，多年来，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举办学术讲座，注重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训练；他着力于研究生教学工作，强调独立思考和学术创新，他培养的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成为我国历史学教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何兹全先生重视历史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通俗历史读物，他的《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祖逖北伐》、《三国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通俗历史读物。

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何兹全先生以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为己任，不断地加深修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一生信奉“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古语。不论是在小楼书斋中语重心长的聊天，还是在宽敞课堂中的娓娓论学，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深深地感染并激励着后学。

何兹全先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他深知，学者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何兹全先生多次到美国，日本，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访问。他亲手创办了《东西方文化研究》杂志，旨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促进中国文化在继承和吸取中创新。他积极参加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几乎每年都要到外地开会、讲学。何兹全先生居住的“小红楼”在两棵高大柿子树的掩映中，门前小院里有他与家人精心培育的牡丹、月季、丁香、玫瑰，花红叶绿，蝉声鸟语。他的书斋简朴而明亮，经常会聚着如约而来或贸然登门的学子，他们寻觅着学术之树长青的源泉。

何兹全先生具有博大的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学生，除了学业上的指导和人格道德的培养，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对遇到困难的同学给予无私的资助。他还把爱心奉献给了一些遭受灾害、遇到困难的人们。谁也记不清他和夫人捐过多少次，捐过多少钱物，也记不清捐给了谁。汶川发生地震后，何兹全先生又带头交纳了一万元特殊党费。

何兹全先生淡泊名利，谦和宽厚，温文儒雅，平易近人，对人城府洞开，亲切慈爱，堪称大师风范，是名副其实的世间人瑞、学界宗师。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表现了“爱国一书生”的高尚情怀。

何兹全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他高尚的人格和师德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何兹全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