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毅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刚刚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夜大，授课老师曾多次讲到，当代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有著名四家，其中之一即何兹全先生。

过几年，因妻子宁欣报考何先生的在职博士，于是我有幸登何门拜访何、郭二位德高望重的仁慈长者，也许是缘分所在，由此历经长达20多年的忘年之交。

缅怀二老，处处可见其传统文化人那种典雅神采、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和举重若轻的为人处事。从二老的学术境界、道德文章、传授知识、培育学生、救助贫困、仗义执言、实事求是、敢想敢做等方面充分领略了二老的学者风采和文人内涵。

然而，二老分别于2007年9月和2011年2月辞世，在那些年，我因经常伴随二老左右，故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悲痛之余，常梦见二老，见贤思齐，由此回顾我们在一起的欢快时刻，并随时牢记二老的教诲。

文人书画 生活情趣

记得首次踏进北师大小红楼2号楼的何宅大门，师母郭良玉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饮料、糖果，应接不暇，此时吸引我注意的是书柜边上挂着刚装裱好的一幅写意墨竹画，画面清秀高雅，用笔疏影横斜，布局颇具匠心，显现文人画风，郭先生题款为“学书学画两无成”。围绕画面，上下左右分别有启功教授及书画大师、著名学者们的题字、作诗、填词，这幅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想不到郭先生除去教学、著书之外对书画也很在行，且出手不凡，这是我拜访何宅的第一印象。而后，我又到另外几间房间看了挂在墙上的书画，有启功先生等名家、大师的佳作，亦有亲朋好友及小字辈送的祝寿画和随手涂抹的儿童画及剪纸等习作，同聚一堂，使得朴素的书房充满文化艺术氛围，无论雅俗在此都享受平等待遇。

小红楼一层虽然室内光线微暗，但室内和窗台等各犄角旮旯均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无论桌上堆积的书籍、文稿，还是书信和报纸杂志均码放得整整齐齐，所需文稿随手可得，书籍资料一目了然，当时二老年岁相加将近二百，但其生活自理，不用保姆和小时工，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质量很高，做事精力也相当充沛，如此整洁而井井有条的布局一直维持到21世纪初。

首次造访，我送给郭先生一幅临摹唐代怀素的大草习作，当郭先生得知我喜欢写字时，转身就拿出一盒精装王一品湖笔来赠给我，并随口说，好马配好鞍，我深觉受之有愧又不敢推辞。在日后的交往中，我经常从郭先生手中拿到她新出版的各类签名书著，其中《平庸人生》是郭先生的人生经历随笔，我认真读完后感慨良多，即用钢笔在留白处配以插图。经常翻阅二位智慧长者的文章，有温故知新的感觉，这些书同时也成为我的珍藏。

底子户

早在抗美援朝时，二老就将家中所存黄金捐给国家，二老平时十分节俭。很多人见二老如此长寿，就会问：“你们平时都吃什么？有什么长寿秘诀……”其实，在我和二老交往的20多年中，感觉他们就是过着最最平常的日子，包括吃喝和生活交往一切顺其自然，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几乎不会麻烦别人帮着去做。他们做人低调，乐意助人，且心态良好。

郭先生在80多岁时，每个月都是她自己到工商银行领取工资，然后到小红楼北侧一家小农行办理存取款项。后因工行、农行分别移出师大，郭先生就将取工资等事情交给宁欣来操办，有时宁欣要上课就把这事交给我代办。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我的工作环境相对宽松自由，就主动承担起为二老取工资和存款等财务杂事。由此更进一步了解二老，感觉他们一生简朴，但却将深沉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需要帮助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二老曾多次为灾区和贫困学生捐款，为电视上所见和报刊上读到的有困难的人慷慨捐款，有时还发动学生一起捐而乐此不疲。

回顾2003年那场“非典”席卷神州大地时，举国上下惊慌失措、谈“非”色变，人人几乎都在吃中药、戴口罩、消毒，单位也忙着配送这些物品。一次我到小红楼去看望二老，郭先生非常关注时局，同时也关心我们并提醒我多加注意，她又自娱：“我不戴口罩，也不消毒，该上哪里我都敢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郭先生自信这样的瘟疫大概不会轮上自己，果然如此，真可谓邪不压正。

当时郭先生的每月工资为一千多元，何先生大概有八千元左右，每个月初4号，我会准时从郭先生手里拿到存折，她告诉我，把整钱存一年定期，其余零头约不足千元取出为家用，几乎月月如此。那时上银行已经要排长队，我会事先告诉郭先生可能要等待一刻。每当赶上在银行排长队，我就思考编辑或构思组稿或干脆动手写稿，由此一举多得，并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同时磨炼自我耐心。最大一次收获是在一次10月初国庆放假期间到中行排队将近两个小时，我就构思了一篇如何孝敬老人的文章，后来在网上投稿被评二等奖，奖品为四双多威牌老人鞋，高兴之余，深悟因果。

记得有一次，二老登记办理买洼里的住房，在签约前要交一笔预付款，那天刚早上过八点半，我就随何先生一起从小红楼出发，步行到中国银行取钱，又分别走到对面的农行和工商银行取钱，最后走到太平庄桥北一家建设银行去交款，总共大约十万多元，这一折腾就已经过午，从银行出来何先生马上挥手打一辆出租直接回家，我很佩服他那么大的年岁，那样能走路，思路非常清楚，做事有条不紊，精力那样充沛，完全不像九十以上耄耋高寿的人。无奈，被忽悠也好，自愿也成，反正当时买房成为很多家庭的首要大事。不久，又接到通知催缴房款了，在一个双休日里，由何芳川大哥出面和我一起到银行取款，也是我首次与何大哥一起共事，同时领略何大哥办事的本领，事情不大但他显得特别有涵养，稳稳当当地、不紧不慢地核对，填写，计数，等待；我则自认为快手，有几张被我粗心疏忽写错并重新填写，通过这些小事，素养高低得以显现。过些日子，何先生找出一方印石，请我给他刻一方闲章，就三字，称“底子户”，我自己在想，这是什么意思？久想不通，也没敢跟何先生当面请教，大概是因为买那套所谓大房子即把老底全部搭上，或另有其意，始终没敢问及。由此可见，买房是一个天大的幌子，一位经营教书大半个世纪的大师级学者，如想买单位优惠的房子也照样捉襟见肘，不得不搭上全部家底，令人一感三叹。

末班车乘客

郭先生退休后依然有一颗饱满的爱心，一如既往地做公益慈善和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同时有计划地撰写著作、传记、杂文等，分别在台湾和内地出版。有一次二老应邀到河南大学讲学，他们谢绝了学校准备好的宴会，而到学生食堂和学生一起就餐，还将学校发的讲课费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何先生还将编选傅斯年先生文集获得的稿费全部捐给傅斯年基金会；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在第一时间，何先生就把我叫来，嘱咐我马上去取钱，人民币一万元，交到师大党委，何先生成为北师大首个捐献特殊党费和钱数最多的党员。从抗美援朝把家里的黄金捐出直到晚年，二老一如既往地做公益，帮助周边有困难的人，资助贫困学生……一次又一次，数不胜数。每当天灾人祸发生，二老均慷慨捐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需要帮助的人们的爱。然而，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二老却深恶痛绝，无法容忍，这在《三论一谈》等书中多处表露。

2006年6月，突如其来的噩耗——何芳川大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突患急病遽然离世。对于如此厚道善良一辈子的何郭二老真是沉重的打击，尤其是郭先生一夜之间苍老很多，从此闷闷不乐，很长一段时间提不起神来。在我看来，一是世上所有母子关系之深厚所致；其二，无人能和郭先生在这件事上对话并疏通缓解，以致积劳成不治。我们看在眼里又着急又痛心，一般说话特别小心谨慎和留有余地。曾有几次，在月初4号去小红楼拿存折时，郭先生都不知将折子放在哪里，得找半天，后来干脆放到何先生那里，原先，每逢春节在京学生都到小红楼为二老拜年，同时包过年饺子欢聚一堂的热闹场面，自何大哥去世后，几乎不再重现，改为由何先生郭先生出钱，全体学生们到实习餐厅去吃圆桌，其氛围远不如在家温馨。

2006年年底，郭先生身心受到重创而病倒，首次入住二炮医院，当时医生放话，郭先生的病熬不过半月，听后难受好多天，以致昼不思饭夜难入睡，不时到医院去看望，经过治疗居然有缓。2007年春节过后的3月底，春暖花开时节，郭先生出院回家疗养，此时还是无人能解除郭先生心里的疙瘩，我始终认为郭先生没大病，希望她能渡过难关。

5月底，何先生打电话想让郭先生再去住院治疗，那时郭先生已无法进食，仅靠输液维持，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何先生也心急如焚，但又熬过伏天，大家盼望入秋后会有所好转，进入9月，郭先生一天比一天虚弱，病情紧急转病危，溘然驾鹤！

自2006年到2007年9月，何先生在一年多时间内接连承受失去亲人的重大打击。他多次对我说，我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郭先生过世后，何先生一度入住北大蓝旗营家属院，那几个月，一有空我就会去看望何先生，只要我一出现，何先生显得特别高兴，然后就要聊天，他非常关心学校的事和社会上的新闻。有一次，我把话题转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我说了庄子的几个观点，何先生则认为老子在很多方面要比庄子更进取，他还推荐几本书给我看，由此感觉何先生对中国文化和古代经典文献非常熟悉，诸多版本和出处了如指掌，并随口大段引用那些著作里的句子，这些本事该是在年轻时候读的书并牢记下来，如今这么大年岁，还能保持那样好的记性，真从心里感到佩服啊！同何先生谈话说事聊天，每次均能添加很多正能量，可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坐看神州

我真正认真拜读何先生的著作约在2005年春夏之际，当时何先生正在校对中华书局为他出版的文集，这样大的岁数，他居然独自看稿，那是很累的，当时何先生的干劲很大，也没对任何人说。宁欣知道后，让她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大家一起分担校对。我拿到最多，因为那些日子我白天坐班就不安排任何事情，一门心思看校样，精心研读，随时做笔记，同这些文字对话，虽然很多为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但读起来很通畅，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何先生的学术观点创新且有很多独到之见。

何先生对做学问的信念是，贵有创始性、突破性。他认为，别人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提出来了，这叫创始。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解决了，这叫突破。做学问，研究历史，重在这两性。

何先生的《爱国一书生》我曾经多次拜读，感慨良多，每一次都能有所收获。想当年，他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曾历经坎坷，后来终于落脚北师大，并经历了降级和写出文章发表不能用真名之无奈，曾被安上“食货余孽”、“CC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多重打压。但何先生读书、做人、做事，坚持自己的学术观念并一如既往地走到底。他曾多次对我说，“反右”时候上面好多次动员让他发言、说话、提建议，但他始终不开口，于是躲过一劫。

2008年开春后，何先生又回到师大小红楼，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每星期我都会去他老那儿看看，谈话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海阔天空。他的很多观点非常经典，如对一个世纪以来著名史学家的评述、对独裁者的评述等均有独到之见。他还多次说，老师是不能批判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何先生始终保持不随波逐流，这才是何先生的智慧。还有很多想法和论述均没出现在何老的文章和自传中，令人遗憾。

何先生在多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各种运动后迎来了学术的“末班车”，晚年他游刃有余地撰写学术文章，鲜明地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又桃李满天下，并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史学大师和泰斗级人物，但何先生始终保持低调，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头布衣或普通工人，他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我想在与何先生的交往中的所有人均有所体会，这才叫作平易近人。

2006年之后，他不再提“上不封顶”这几个字，平时虽然表现出坚强自如，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不足二年间接连历经亲人的离去，其内心的痛苦和悲伤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也更无能分担，且看2006年在何大哥追悼会上那幅字，见者无不怆然。

2011年2月15日，智慧长者何先生终于平静地走完百年历程。

后学 杨仁毅

2013-4-15再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