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

一 殷殷厚望

大约是1980年年末，我已初步确定将“唐代寺院经济”作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翻检相关研究文献时，读到了先生早年研究寺院经济的几篇重要论文，进而了解到先生是佛教社会史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史学界的耆宿名德，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当时我初入学林，虽有一股冲劲，对于寺院经济研究的前景还看不太清楚，对如何深入研究也很迷惘，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讨教。信发出去了，心中充满了期盼，又觉得忐忑不安，怕打扰了先生，怕先生没有时间给一位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回信。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是用400格稿纸写的，字迹工整遒劲，内容亲切温馨，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指导，读后一股暖流涌进心中，非常激动！此后我就常与先生通信，在先生的循循教导下，对于寺院经济研究，方向越来越明确，信心越来越足。这些信件我收藏了很久，终因辗转搬家，不幸散失了，至今思之歉然、怅然！

1982年夏，我硕士毕业，恰在此时，《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师大1983年招收首批博士生的简章，导师很少，都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导，先生也在其中。由此第一次看到了先生的照片：鹤发童颜，眼光睿智而慈祥，对之如接春风。那一天，我伫立在厦门大学靠近校门的报栏前，端详着先生的照片久久不忍离去。我仿佛感到了先生的召唤，暗下决心，要负笈京华，师从先生，追随先生，把一生献给学术。

但我当时的情况是，妻子还在华安县工作，儿子在读小学，最急迫的问题是把妻子调到城市，儿子设法到城市比较好的学校就读，才能够安心外出读书。左思右想，1983年还不能考博，要先找一个单位工作，然后借单位之力解决妻子的调动问题。于是我又给先生写了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困难和想法，表达了推迟一年报考先生博士生的愿望。万万没想到的是，先生又很快回信了，不但欢迎我报考，还说为了等我报考，他也推迟一年招收博士生，1983年就不招了。如此眷顾，如此期待，真使我惶恐不已，感戴莫名！

1984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博导名单公布了，我的硕士生导师韩国磐先生也在其中，当年就可以招生。这给我出了一道小小的难题：我去考何先生的博士生，韩先生会不会有想法？为此我特地到厦门征求韩先生的意见。其实倒是我多虑了，韩先生本来就知道我常常写信请教何先生，他们彼此互相敬重，听我讲了想法，就鼓励我报考何先生，并说做学问就应转益多师。这样，我就放心考了何先生的博士生，并顺利被录取了。从此厕身门墙，亲炙教泽，在先生引领下在学术的漫漫长途中探寻求索。

先生从事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研究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佛教，二是以世界史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史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佛教社会史。他因材施教，对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早年研究佛教社会史的情形。他常对我说，他在北大读书时，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对比中国中古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感到中古中国之佛教寺院的性质与中古西欧之基督教教会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作为宗教组织之外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都是占有较多人口及土地的庄园领主。又常说起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写过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因战乱丢失了，后来也曾收集材料，想再写出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一夙愿。先生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直接说出对我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但先生的殷殷厚望溢于言表，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

先生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从事寺院经济研究，基本上就是循着先生的思路，把中古佛教寺院当作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考察其内部的结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考察其对外与社会各阶层的交往。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篇《晋—唐时期的寺院庄园经济》，就是在与西欧封建庄园比较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中古佛教寺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庄园组织，其他各篇，分别考察了中古佛教寺院对内对外交往中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我与白文固合写的《中国僧官制度史》，乃是考察寺院内部的统制与管理之作。

我的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却谬蒙先生肯定和奖誉。先生曾写信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我的博士论文，说“答辩委员会认为谢重光同志的论文占有丰富的材料，多创新见解，对于寺院经济这个研究薄弱的园地，是有贡献的。有的答辩委员指出，论文的内容和学术水平在五十年代出版的国际上久负盛誉的法国人谢和耐的著作《五——十世纪寺院经济》之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在台湾正式出版时，先生又慨然赐序，说“谢重光博士的《汉唐佛教社会史论》，从广阔方面对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贡献作了论述。作者用功甚勤，搜罗宏富，资料翔实，见地富有创新精神，受到许多专家的好评，认为这是一部填补了国内长期缺失的学术领域的佳作，在不少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迄今所见的较为新颖，而又详尽的成果”。学生的一点点成绩，先生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给予那么高的肯定，实质上仍是出于对我的殷殷厚望。我在感奋之余，十分汗颜。深知自己的博士论文成文仓促，乃由多篇单篇论文组成，未能形成完整的有系统的中国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史，也就是没有向先生向学界交出一份完整的令人满意的寺院经济研究答卷。刚毕业时，我曾计划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加深研究，写出一部《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史》来，后来由于外部的原因和自己学术兴趣的转移，也一直没有完成先生与自己的这一夙愿，这一点，是我始终愧对先生的！

先生一生勤谨，在学术道路上从来不知疲倦，不稍懈怠。他常说：“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又说：“八九十年代，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尚丝毫未有迟暮之感，读书，研思，似又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希望天假我年，使我能再多写点东西，能稍稍无愧于先辈师长对我之关爱和栽培，就心安了。”我自1979年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以来，至今也30多年了，有时觉得很疲累，想放松自己，甚至曾一闪念，想做到一定时候就不再搞学术研究了。但一想到先生，马上自愧自责，放弃了这种偷安的念头，重又奋发起来。最近我常常用先生“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警句，勉励自己，也常常在对学生讲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援引先生的这句话，说明自己能长期奋勉有加的原因。有时在做学术报告时，讲到先生这句话，想到先生期颐之年仍在奋进不已的精神和形象，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二 春风化人

师从先生，不但学到了先生博大通达独具眼光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更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世的道理和准则。先生宅心仁厚，虚怀若谷，温、良、恭、俭、让，样样具足，样样为世楷模。与先生处，如沐春风。“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先生的春风所化所润，受益之深，无法以语言表达。下面仅摭忆若干小事，以见先生为人处世之概。

（一）伉俪情笃

先生与师母伉俪情笃，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师母与先生都是山东人，都出身书香世家。但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师母曾对我们说，她与先生的性格好有一比：譬如前面有一道高墙，墙那边是什么不知道。先生会爬到墙上左看右看，最终还是缩回来，不敢过去。而师母则是不管墙那边是什么，猛地一跃，先过去了再说。

两人性格不同，却正好互补。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始终相敬如宾，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他们写日记，是两人合写，日记本摊在桌上，谁有空，谁就去写上一段，比起现在许多夫妻间也讲隐私，互相保有一些秘密，那真是大异其趣。

先生是大学名教授，师母是一般中学教师，看起来似乎彼此地位悬殊，但在先生师母间，绝不存在这种世俗的悬隔，彼此完全平等，完全互相尊重，而且先生对师母的尊重显得更突出。师母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功底好，见识也高，所以，包括如何指导研究生在内的不少事情，先生都与师母商量着办。有人曾说：师母可以当先生半个家，其言诚不虚也。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与师母有商有量的情况就更多了。何氏家族先人何尔健在巡按辽东其间，体察民艰，接连上疏恳求神宗皇帝豁免矿税，其留下的十三篇奏稿，就是由先生和师母共同整理、点校，取名《按辽御档疏稿》，1982年由河南中州出版社出版。2001年，先生又与师母合作出版了《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其中“三论”是：论世、论人、论学，是先生写的；“一谈”是：人生杂谈，是师母写的。师母晚年热心于撰写回忆文字和历史读物，先后出版了《鸽子》、《卖鸡》、《犁妮的童年》、《西北万里新疆行》、《平庸人生》等多部作品，以及《先秦宫廷秘史》、《唐太宗演义》、《明太祖朱元璋》、《唐明皇》、《女皇武则天》、《严复评传》等一系列历史读物。在搜集资料和具体撰写当中，先生的参谋帮助之功甚巨。

以上都是大家熟知的事实，还有一些生活细节，则是只有吾等常常“升堂入室”侍奉在先生师母身边的弟子才见得到的，下面仅举我所知的一个生动事例。大概是1986年，师母画了一幅翠竹图，并有题诗，下款是先生所写题识“诗情画意两不如”，由先生与师母的老友兼邻居启功先生书写。有一天师母高兴，就把这幅画挂在书房里，我恰好有事到先生家小坐，有幸欣赏到，叹为三绝。三绝者，师母的画，先生的题识，启功先生的书法也。先生题“诗情画意两不如”，是赞美师母画得好，题诗也好，自己诗与画两方面都不如师母，体现了对师母的高度评价，也体现了先生谦谦君子的美德，所以也是一绝。

师母对于先生的理解、尊重、关心、照顾，也是没得说的。早年先生被视为“食货余孽”，后又因主张汉魏之际封建说而受压，都得到师母的理解和支持，这且不说，还是说一些我们亲见亲闻的事吧。工作方面，早先先生的很多书稿，师母都帮着誊清。生活方面，先生的饮食起居，悉由师母亲自照料。先生每次出差，也都有师母陪伴在身边。天热减衣，天寒加衣，师母都一一打点料理。师母深知老年人体重不能过大，所以对于先生的饭量有所控制。我毕业后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去看望先生、师母，就留在先生家吃饭。先生家的饮食一向很简朴，这天特地为我炒了肉，做了鸡蛋汤，再有就是馒头白菜了。先生身体好，饭量大，吃了两个馒头，下意识再拿一个馒头，师母也顾不得我在场，一把抓住先生的手，夺下馒头说：够了，不能再吃了。先生缩回手，莞尔笑了。我开初有些尴尬，继而也会心地笑了。师母对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以此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像刀刻一样留在我心中，其情其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二）爱生如子

先生师母对待我们学生，真的就像对待儿女一样。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生有我和陈琳国、林立平三人，我妻子姓何，立平的妻子也姓何，我妻子年龄大，先生师母称之为大何，立平妻子年龄小，称为小何。他们还让我们称其儿子何芳川为芳川大哥，而先生师母称我的儿子为何平孙儿。逢年过节我打电话向先生师母请安，先生师母总是嘘寒问暖，亲切地问：大何好吗？何平孙儿好吗？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仅有于琨奇一人，他们也称琨奇的儿子为孙儿。有一次琨奇的妻子带着儿子到北京，一家三口去看望先生师母，先生师母对琨奇的儿子疼得不得了，特地买了玩具给这位孙儿玩，还详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兴趣爱好，就像对待亲孙儿一样。

每个学期初，我们从家里返回学校，先生师母总要在学校的实习餐厅请我们吃饭，也顺便邀请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及其他与先生家关系近的年轻老师一起来，大家欢聚一堂，欢声笑语，感情得到很好地交流。我们毕业后，每次到北京看望先生师母，先生师母也照样请吃饭，还是请留校的研究生和那些平时与先生师母常来往的年轻教师作陪，成为惯例。每次这样的聚会，我们与先生师母之间，都有一种父子家人的浓浓亲情。

由于感情融洽，我们到先生家，就不仅仅是请益学问而已，也常常陪先生师母聊聊天，把我们所知的各种信息报告先生师母。而先生师母碰到事情，也很自然地会把我们叫去。一次先生老家山东菏泽的乡亲送了几只鳖给先生，都是野生的上好滋补之品。怎奈先生师母向来不吃这种奇珍异物，因此就把我和立平、琨奇叫去处理此鳖。琨奇做得一手扬州菜，那天他大显身手，弄出一大盘红烧鳖肉，色香味俱佳，而且了无腥味，我们就做了一回老饕，把整只鳖吃个精光，大饱了一回口福。还有一次，先生老家送来一只大公鸡，师母又招呼我们去拾掇。于是我和立平、琨奇三人花了大半天对付这只公鸡。师母幽默地说：人家是日理万机，你们三人才日理一鸡！逗得我们大笑不已，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先生师母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是有原则的，若是我们做了错事，先生师母尤其是师母也会严肃批评。有位师弟家庭问题处理不好，师母一见面就批，以致这位师弟后来怕见先生师母了。这种有善必彰有错必纠的做法，也只有在亲如父子家人的师生关系中才能见到。

（三）虚怀若谷

先生胸怀之广、涵养之好，在学林也是罕见的。我们与先生相处日久，总是听他说起某某先生如何如何渊博，某某先生如何如何勤奋，某某先生文章写得好，某某先生学问做得深，而从未听他背后议论过同行，甚至也没有指摘过学生辈。

我的硕士导师韩国磐先生，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名家，但先生以前与他素未谋面。由于我的关系，两位老先生建立了联系，先生好几次对我说到韩先生文章写得好，研究成果多。韩先生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1987年三月初到北京开会，先生都让我陪同到韩先生下榻的宾馆看望他，晤谈甚欢。我由于做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常向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请教，建立起密切的师生关系。由此先生也结识了郭朋先生，学问上时常打电话互相探讨琢磨，生活上也经常互相问候，有时还互相拜访请吃饭，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的老师郑学檬，畏友杨际平、严耀中等，也都受到先生的欣赏。1985年秋郑学檬老师出任厦大副校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先生淡淡地说了一句：“可惜了！”乍听这样的反应有些意外，其实反映出先生对郑学檬老师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发展前景的看重，也反映出先生对学术与官位孰轻孰重的鲜明态度。在先生看来，学术崇高神圣，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好的，需要有天分又训练有素的人才能胜任；而官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先生认为，郑老师当了官，行政事务多，势必影响其学术上的发展，所以感到可惜。一般人感到可喜可贺的事，先生感到可惜，足见其识见襟怀与常人不同。

仁者爱人，其仁其爱，应该贯穿于其一生，亦贯穿于与其相关的所有人，包括父母尊长、妻子儿孙、朋友同行、学生后辈。先生就是这样，上述先生对师母、对学生、对朋友后辈的态度言行，充分说明了先生的大仁大爱大德。

常言道：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密切相关，没有好的人品，学问好不到哪里去。而教书与育人也是密不可分的，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道优先于授业，说明一个好的老师，必须教书育人并重，甚至育人重于教书。以上我回忆先生师母的许多往事，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做人、如何育人。如何做人就是如何传道，不过先生师母的传道，重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恰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在先生师母身边，耳濡目染，对于做人之道，感悟良深，获益实多，一辈子受用不尽。毕业20多年了，我对先生师母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有增无已，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师恩如海，我们又怎能报答师恩于万一呢？

摭忆之余，觅得小诗二首，为先生百龄华诞寿：

其一

爱国弘文乐平生[1]，士林宿望余一灯[2]。

杏坛播种逾五纪[3]，史海耕耘八十春[4]。

风骨高标魏晋说[5]，学殖深拓佛史园[6]。

桃李芬芳百花艳，共颂期颐[7]老寿星！

其二

负笈京华忆当年，春风润物细无声。

中庸妙义述而论[8]，大雅文章老更成[9]。

国士栋梁育桃李，家人子弟待诸生。

曾经陶铸异常器，寸心报得门墙恩？[10]

先生经历了大时代，自谦为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正是先生这样的爱国书生，见证了真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学术、对学生的忠贞和博爱，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良知。先生是旧“中央研究院”那批精英的仅存硕果。先生驾鹤仙去，为这批精英的时代最后画上了句号。我们痛别先生，也痛别那个伟大的群体、那个伟大的时代！

去年先生百岁华诞，大家还与先生相约：先生105岁生日，我们再聚京华，再为先生寿！但先生却未能遵约，匆匆离我们而去！兴许，先生与师母有约在先，与他的爱子何芳川大哥有约在先，与他的老师陶希圣、傅斯年、胡适、钱穆诸先生有约在先，到天堂聚会去了，到净土聚会去了。我们理解先生，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先生忙碌一生，现在终于卸下担子，去与他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与他的爱子、与他始终尊敬景仰的诸先生欢聚去了。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先生首批博士生）

[1] 先生一生爱国，自传以“爱国一书生”为名，又一生弘扬中华文化。

[2] 与先生同辈的学界泰斗如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史念海、杨向奎、张政烺、白寿彝、邓广铭、王毓铨、任继愈、吴于瑾、胡厚宣等大家均已先后作古，先生为其侪辈中硕果仅存者。

[3] 先生1950年回国到北师大任教，至今恰恰六十年。

[4] 先生1931年考上北大，开始从事史学学习和研究，至今已八十年。

[5] 在中国社会分期问题上，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说，长期受到压制，而先生持说甚坚，不阿世取荣，“**”结束后其说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6] 先生从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社会和经济，开创了佛教社会史新领域。

[7] 期颐是百岁的雅称。

[8] 先生一生行中庸之道，晚年著《中国文化六讲》阐述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其于中庸之道，真可谓践而行述而论者。

[9] 先生毕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许多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论著如《魏晋之际封建说》、《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都出自晚年。

[10]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终生难报先生栽培陶铸之恩，犹如白居易，老来仍念念不忘“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