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多年前听人讲过一个故事。

何兹全先生伉俪赴台湾大学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孟真）先生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何先生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泪流满面地跪在孟真先生墓前。

何兹全先生是傅孟真先生的学生。1931年何先生考入北大时，傅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何先生不仅随傅先生受业，而且由于堂兄何思源先生的关系，与傅先生又有一些私人交往。何先生至今还记得初次去傅府拜谒的情形，傅先生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他嘱咐何先生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

何先生1935年毕业时，傅先生约他去史语所工作。但何先生已确定去日本留学，所以直到抗战结束前一年，他才辗转回到傅先生那里。1944年至1947年，何先生在史语所从事学术研究。正是这个时期，他写下了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论文《魏晋的中军》。

后来何先生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在北师大任教至今。傅先生则去了台湾，仙逝于台大校长任上。

何先生赴美后，史语所仍为他保留了职位。1948年冬，史语所迁往台湾，何先生的书籍物品也被带到台湾。用何先生自传《八十五自述》中的话说，他要去台湾，去史语所，“是绝无问题的”。而这些事情，自然是得到了傅先生的首肯。

傅先生关照的学生，远不止何先生一人。傅先生常说学生是他的儿女，对学生体贴入微。他任台大校长时，为发掘、鼓励高才生，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并亲自出题阅卷。据傅夫人俞大女士回忆：“一日，他（傅先生）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学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久，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俞大《忆孟真》）

傅夫人还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傅先生在台大深得学生爱戴，据说他逝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忆孟真》）。

后来读到何先生的自传，知道他去台大是在1995年12月。何先生那年84岁，他与傅先生大陆一别，已有近半个世纪之久。何先生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

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傅斯年先生的著作也在其中，而负责整理傅先生文稿的，正是他的学生何兹全先生。何先生选了傅先生在《史语所集刊》上独立发表的五篇论文：《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及《论所谓五等爵》，结集为一书，定名《民族与中国古代史》。

据说，傅先生这些文字，确是他一部专书的篇章，但傅先生生前，仅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傅先生对自己的书名，本来也有不同说法，何先生根据各种线索，确定了“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名称。书稿送交出版社之后，才发现傅先生手书其专书名称（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果然就有“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字迹。

众所周知，傅先生对20世纪国学的发展居功至伟。“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

胡适先生评价傅斯年先生，特别提到他的“组织才干”。傅先生主持史语所，不仅常年杂务缠身，还要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何先生自传中提到一个细节：史语所复员回南京，何先生代理总务。安装钢书架时，老板问何先生开“实价”还是“虚价”，暗示他可以拿一笔回扣。傅先生到南京后，何先生将“实价”、“虚价”的事情告诉他。傅先生说：“你不懂。”何先生有些奇怪：“先生，你懂吗？”傅先生答道：“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傅先生是山东聊城人，聊城傅氏为当地著姓。傅先生祖上有一位傅以渐，顺治三年（1646）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但到傅先生祖父傅淦时，傅氏家道中衰。傅先生父亲傅旭安，光绪二十年（1894）顺天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光绪三十年（1904）去世。当时傅先生九岁，其弟孟博仅七个月。据傅先生母亲回忆：雨天屋顶漏水，她“怀中抱着幼儿，头上撑一把雨伞”，“母子孤苦伶仃”，其“家境极困”，可见一斑（见俞大《忆孟真》）。

傅先生所谓“吾少也贱”，或许就是指他少年时困苦的经历。然而，正是由于傅先生的“能多鄙事”，又担当大量“鄙事”，才为不善“鄙事”的陈寅恪先生们，提供了一种令后世艳羡的研究环境。

实际上，“最有组织才干”的傅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胡适先生说他“记忆力最强”，关于这一点，何先生自传中另有一段趣闻：“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最妙的是，傅先生有时“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而学生们此时已忽略了傅先生寻找的内容，只是在底下“佩服他记忆力惊人”了。

胡适先生称傅先生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标准当然是其一贯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用胡先生自己的话说，傅先生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何先生选编傅先生的论著，对傅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傅先生“创始性”的贡献，也有详细的介绍。他为《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所写的“前言”，可算是胡先生上说极好的脚注。

何先生“前言”，着意介绍了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据何先生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傅先生“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考证，将夏商周的历史，归结为“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是一个突破性的卓识。

何先生的看法，也是学界的共识。张光直先生就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张先生认为：在《夷夏东西说》发表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提出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

张先生又说：“《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之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甚至认为傅先生的东西系统“成为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而连“傅先生也没想到，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论语·先进》中有“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世人向来不得其解，宋儒释读皆迂曲不通。傅先生《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证明：“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三年丧”的风俗又是区分殷人与周人的重要界限。因此，“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中的殷人，“后进于礼乐”的则是“国”里的周人。何先生评论说：傅先生这篇文章，对孔子“野人”、“君子”说，做出了“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前言）。

一部《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将傅先生“继往开来的大文章”（胡适语，见《傅孟真先生集》序）集中展现给世人。一篇“前言”，则是何先生祭奠恩师的精心之作。这一次，他又将更多的学者，引领到傅斯年先生墓前。

（刊于《书城》2006年7月号）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