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处理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以为只要一提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用社会制度之异同决定亲疏。他们说，这就是“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因之要加以反对。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外交思想相距十万八千里。

以中苏两国关系为例。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面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威胁而提出过“一边倒”的政策，但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对苏联有团结、有批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野心，中国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且在1956年就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亦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其愈来愈露骨地推行霸权主义，因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余年中，中苏处于对抗状态就有30年之久。相反，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38]的教导，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于20世纪50年代初与缅甸、印度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之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一切说明，我们从来不是形而上学地机械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恰恰相反，是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以是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区别亲疏好恶。对于那些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体系中仍处于受压抑和被剥削地位，在政治上仍受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寄以极大的同情。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搞社会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不会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果要问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证。由于中国是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利益与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与第三世界的看法一致的。正是由于中国的真诚态度和坚定立场，从而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同和好评。他们称中国是“全天候的可靠朋友”，并且说只要他们按和平共处思想办事，中国就是一个最易于捉摸，也最易于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原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1990年12月指出，在南南合作中，“中国的援助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中国的援助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39]。

这一切都说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外交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外交。这里还存在另一种误解。有人认为，既然我们各项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生产力标准，那么我国外交工作也应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我国建设为标准，而不应有意识形态因素，这种想法显然是片面的。

毫无疑问，抓住有利时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我国当前的中心工作，不懂得发展这个硬道理就会被动挨打。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反过来对物质发展进程起巨大的作用。正因此，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成为指导当今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工作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国的外事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才不致偏离方向。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正在国际上抬头。它们把矛头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一些国家的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均客观地指出，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美国一些人认为这是他们“最后一个眼中钉”，力求“利用经济交流使中国解体”[40]。尽管中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一再表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发展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41]。但美国当局某些人对中国光明磊落、正义而友善的声音充耳不闻，却顽固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外交，不仅在最惠国待遇、人权等问题上不断施压于中国，并且指称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表征”。[42]公然违背美国自己签署的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企图使中国演变为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维护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如果不站在这一原则高度，那就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设置的障碍所压服，引发起“恐美症”“软骨症”，那就正好中了西方少数人的圈套，并会导致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任何时候不做必要的妥协。但前提必须是坚持我国仁人志士百余年来为之奋斗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43]。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4]。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把经济搞上去。放弃斗争，通过向霸权主义者做无原则让步，向对方“乞讨”，到头来，不仅毁了经济建设还会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的独立完整。总之，我们公开申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的一样，是有意识形态指导的。只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与推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从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主张进步的人民的利益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并主张用最经得起考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原载《外交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