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地想把中国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图谋，邓小平于1989年11月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为了做到这点，他们力图改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政治上层建筑一旦改变颜色，中国大地的社会性质也就必然跟着改变。最能表现他们这种攻击和最能反映他们用心的也许就是这几年来美国国务院每年一度地发表的美国国务院《中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报告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国的根本制度。他们以西方的虚伪的民主尺度为武器，攻击我国是“实行一党统治的国家”，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民主党派统统说成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意在以此煽动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满，意在挑拨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达到改变中国现行制度的目的。针对西方的攻击，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9]。同样，“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10]。谈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11]。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为我们从政治上反击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提供了锐利武器。

事实上，多少懂得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人都会知道，今天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乃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所做的历史选择，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它经历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今后仍将通过改革而自我完善。对于这一切，世界有识之士都做出了公允评价。美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指出，“1949年后出现的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二十八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长期的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接着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内战，使全国人民渴望有中央权威，坚强的领导，和平与秩序”[12]。尽管中国共产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但中国共产党却绝不像西方某些政党那样为一己私利而争权夺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吸收民主爱国人士参政的“三三制”，即如费正清所说，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力求把其余三分之二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13]一些美国学者曾盛赞这种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体现。[14]1994年3月俄罗斯《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全国人大，其组成与工作方法……不是西方的‘经典’议会。这种人民政权早在30年代就在这里试用过，当时全国都出现了相当多的‘苏区’。它们的生命力极强，千真万确地坚不可摧”[15]。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历史传统，采用了民主集中制，而非西方的议会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吸收非党人士参加政府，并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根据苏联报刊介绍，这些措施曾激怒过斯大林，以为是走“南斯拉夫道路”[16]。但中国人民坚定地沿着自己选择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走下去，并使之日臻完善。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杰出创举。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外国公正舆论也有评价。原联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汉德克于1990年指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领导，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改革思想的一贯内容。西方忽视了这点，混淆了中国开放与西方民主的区别。不现实的期望带来的总是失望”[17]。关于这一点，俄罗斯《真理报》在我们前已引述的文章中说得更为直接。文章指出，“要是把市场改革比作瓶中放出的魔鬼，那么这个魔鬼在中国则是可以控制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市场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国家计委的密切监督下进行的”[18]。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的政治保证。西方国家企图否定这一点并使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转向西方模式，其实质不过是企图使中国丢掉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重新回到任人摆布与宰割的旧社会。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