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追溯美国历史。因为正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才造成所谓美国意识形态优越于任何其他民族并有权干涉其他民族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这一偏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

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又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由于封建因素的薄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承，使美利坚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比其他民族更具商业精神。赚钱营利是最高理想，个人主义冒险精神和开拓欲望，成为备受赞扬的美德。同时为着商业的利益，向外扩张也就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永恒的主题。为了论证其建国与向外扩张的合理性，早在开国之初，资产者就把神学作为重要的武器和依据，“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我时常想，美国的开国，是一种神意，为的是要使今天这陷于奴隶状态的人类，经过启蒙，解放出来。”“天定命运”论到19世纪末更为盛行，当时的参议员贝维里治露骨地说：“在所有的人类种族中，上帝选中了美国人，作为世界再生的最后领导人。”[26]除了宗教之外，美国推行对外政策时还有另一种“资本”，那就是美国制度的“天然优越”论。A.W.德波特指出：起初，“大多数美国人毅然来到新大陆，是由于看不惯旧大陆的旧事物，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新生活。美国本身是在一场反对某一欧洲国家的革命中诞生的。……从此以后，美国自然而然地自以为世界史上只有它是完全自生自长的第一个非君主政治的大国”[27]。应当说，美国开国时的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的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和国。后来的美国宪法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美利坚民族理所当然地具有一种自豪感。但是如果有人竟因此而把美国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看作是天然合理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无与伦比的，还要把这种制度强行推向世界，这就不能不把事情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当然，美国真正把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全世界强制推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奉行的是孤立主义，那是由当时的力量不足所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大战的结果，由于轴心国败降，英法严重削弱，唯独美国经济力量通过大战得到空前加强。正是这样雄厚的实力，为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也与它的实力同步增长起来。过去的“天定命运”论和“天然优越”论一齐成了论证其全球扩张合理性的工具。杜鲁门总统上台后就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重担持续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28]。美国当局认为，“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29]。这种“领导”“命令”的背后隐藏的就是向全球的扩张，向全球推进它的经济制度。当时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制度如此。倘若我们不能同国外不断扩大贸易，便不可能有国内繁荣”。另一位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30]。

这一点，表现在对中国、对整个亚非拉地区的政策上是十分明显的。1945年9月，杜鲁门对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外交重点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假手于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现在看来终于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卡特·文森特鼓吹“我们要开足马力”来恢复战后贸易，为了美国“自己商人的利益”，“正竭力动员他们再度到中国去”[31]。

对整个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美国于1949年提出了向这些国家渗透扩张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宣称这是一项由美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改善落后国家生活水平的崭新的大胆计划。但其实际用意则由杜鲁门自己后来泄露了出来。他说：“普通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发展这些国家将使我国工厂的生意永远兴隆。”“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有人曾估计过，亚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厂开足马力运转一个世纪。”[32]可见，这对美国资本家来说确实是一项保证长远大笔生意的计划。

但是，美国一贯试图证明其对外政策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总是祭起意识形态的法宝，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加挞伐，继而在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喧嚣声中向外扩张。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可说是这样的一个杰作。当然，美国运用意识形态武器有着前后不同的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贯穿于军事政治上的侵略、进攻、威胁的“硬对抗”上。而进入80年代后，美国朝野一些反共人士则以为是抓住了他们搞和平演变的极好时机而直接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向社会主义各国和中国发动“软进攻”。他们宣称这是为了以此达到“根据美国的原则来理顺世界”[33]，和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道德优越性的普遍承认”[34]。最终迫使全世界当然也迫使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

但是从美国某些人的上述策略中，不难发现其两方面的基本缺陷。一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已经开始失去昔日动力而走向反面；二是以意识形态掩饰其对外干涉与扩张，往往是此路不通。

关于第一点，我们知道，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包含若干方面：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平等、竞争、勤奋工作、讲究实际等。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在所有这些特性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则是个人主义。还在美国独立不久，汉密尔顿就曾经说，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是雄心和私欲”。1922年胡佛说，“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它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提供了动力”。历史地看，个人主义在美国这块广袤而人迹稀少的大陆上曾起过开拓荒野、发展经济、反抗外来压迫与抗拒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个人主义越来越走向事物的反面。美国《新闻周刊》1989年1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令人啼笑皆非的资本主义》的文章，指出美国人已经感到“资本主义搞过了头”，“贪得无厌现象十分严重”，“在许多人看来，专心致志于个人发财致富这种有害的现象是里根时代的象征”。事实上，美国有太多的社会问题在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中首屈一指：吸毒，凶杀，艾滋病和同性恋，未成年少女怀孕、生育和堕胎，家庭破裂等，这些无不与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不少美国著名学者把这看作是一种危险的“美国病”。他们指出，历来指导美国经济的个人主义现在已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已经开始没落[35]。1985年罗伯特·贝拉等5位美国学者在《心灵的特征》一书中指出，“当个人主义存在于伦理和社会关系中，它是我们伟大美德之一，但是当个人主义变为一种极端的自我孤立的时候，就有可能破坏我们承担的所有义务”。他们花了5年时间同美国各阶层人士进行深入交谈后得出结论说，“极端个人主义”已经危险地渗入美国社会。

极端个人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是迷恋于眼前功利，忽视长远研究与开发。1987年一位美国人批评道：“我们时代的社会弊病是美国人迷恋眼前功利，眼睛死盯着臭名昭著的最后实惠。这个季度报表上的利润数目要比上个季度的大，其他一切都去他妈的吧。”“考虑问题只顾眼前，起腐蚀作用的利己主义思想，眼睛紧紧盯着‘经济人’，致使人的精神沉沦，造成惊人的代价。”连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盛田昭夫也说，美国人追求的只是“短期利润”，“整天关注的是利润的多少”，并不鼓励长远的研究和开发。结果产生了“美国工业江河日下”的严重后果[36]。

上述这一切都涉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问题。也正因为这样，1982年12月1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门以《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为题发表评论说，“美国的不幸根源是否可以追溯到一些价值观念的衰落？”“在美国社会中，诉讼案件之多达到空前的地步，一些公司野心勃勃地互相并吞，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着政权。……人们越来越只考虑个人而不是考虑社会，‘极度的个人主义’追求‘满足自我利益’，结果是家庭削弱，学校不能培养学生自我约束的能力，甚至州与地区也分崩离析。”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是人们如何对待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的问题”。评论引用一些美国人士的话，要求“发动一场精神革命”，“恢复‘互助’观念（承认美国人需要互相联系以便互相支持）”，“重新提倡‘文明礼貌’。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关心”，等等。这些善良的愿望多少反映了今天美国广大人民在彷徨中寻求出路的愿望。

由此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既然美国人民自己都试图摆脱资本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束缚，美国当局为什么却非要把这种走向衰落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国？美国一些人争辩说，这是因为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乃是对文明进步的障碍。这不能不表现出他们的无知与偏见。就拿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东亚文化群体而言，其精华部分不但经历了古代辉煌的发展时期，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魅力。东方文化的精髓如自强、诚信、互助、和谐、以天下为己任和集体主义等，都正在成为亚太一些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中所具有的革新进取精神直至今日仍然充满着哲理并放射着光辉。孔子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理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主张，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等，无一不是我国人生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更不必说经过科学论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道德境界。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我国在世界独一无二地解决了11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在解决许多与人民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变得越发健康了》的文章，称赞中国最近几十年“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保健革命”，“中国的保健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由于保健措施好，上海出生的婴儿的生存机会比在纽约出生的婴儿要多。”报纸还援引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代表基恩博士的话说，“中国政府强调医疗卫生的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家的政府”[37]。尽管由于缺乏经验及其他一些原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挫折和失误，各项规章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进，我们把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均收入占世界倒数第一位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非要我们去摭拾西方的而且是其中没落的价值观念，丢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集体主义精神而堕入极端个人主义的陷阱，使中国陷入混乱和可悲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

关于第二点，美国企图以意识形态掩饰其对外干涉与扩张，毕竟是心劳日拙的。到头来只会造成别国的极大的反感，对美国自身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最典型的要算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对于中国革命，美国曾一再宣传这场革命是由“外部共产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在中国是没有根的。他们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把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达4年之久。但结果，连美国自己都不能不承认，中国革命胜利“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美国“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