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是说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会一成不变。这里关键是美国对外政策一方面要受制于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愿，同时也受制于其国力和整个国际形势，还受制于其外交对象国的状况。看来，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是在变与不变、根本战略不变而策略手法将不断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

1.美国自身问题成堆，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无法扭转，使其在对华政策上有力不从心的一面

美国《经济学家》周刊1993年6月19日一篇文章指出，“如今，在领导自由世界40年之后，美国人越来越怀疑他们是否仍然想领导世界，或者说需要领导世界”。“由于经济只是勉强缓慢地走向复苏，而且有着3000亿美元预算赤字，美国感到它不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随着城市老区的日益衰落、暴力的发生率不断提高和一个社会处在被集团利益巴尔干化的危险之中，它非常清楚它作为民主价值观的主要陈列室已经破产了。”[15]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会自动认输，会放弃用所谓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但美国之心劳日拙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要如过去那样作为两极中的一极来颐指气使是更困难了。

2.全球的包括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均已转向经济，一味遏制中国的做法会损害美国自身

正如外界一些报刊所说，“今天的主要注意力已从安全和裁军问题转向了世界经济”。“今天的安全就是贸易的权利。稳定就是搞好贸易平衡。……商人们利用外交为自己的事业服务。”[16]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美国白宫自然不甘心丢掉中国这个大市场。因此，每当它们企图举起人权大棒时，立刻就会出现一种两难处境：是输出价值观，还是只输出商品？[17]在“经济学对人权”的辩论中，美国有时不得不有所后退，这是其自身经济利益使然。今后在这一点上还会不断地反映出美国当权者的矛盾、尴尬状态。

3.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美国顽固的反华立场不得人心

中国的日益强大已为世人所共识，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尊重我国主权、愿与我平等贸易的国家和商人都能在与中国的正常交往中获得好处。中国市场正越来越具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做法，日益显现出违时悖理、倒行逆施的特点。德国《新德意志报》1994年4月26日一篇题为《克林顿对华政策深陷死胡同》的文章指出，“美国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需要中国不亚于中国对美国高科技的需要。因此，经济上获得成功、实力增强的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干涉内政的做法”。同时，美国大企业对满足政府野心而失去自己的机会也感到厌烦。他们认为仅当前就有400亿美元的飞机后续订货，到2000年中国还有900亿美元订货向美国电厂设备制造厂家招手。“中国的繁荣触及美国的差不多所有资本货物部门（它们传统的外部市场停滞不前），当然也影响着几百万为工作岗位拼搏的美国人。”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994年5月20日报道，美国政府企图通过人权监察组织敦促在华美国公司采取什么“自愿的规范”，如不准在工作场所进行政治灌输、鼓励其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国官员讨论侵犯人权问题，结果，“立即遭到大公司的反对”。后者怕由此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影响在对中国贸易中的有利地位。此外，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国也开始考虑与美国的人权外交拉开距离。据报道，欧洲联盟正设法在1996年1月中旬召开的委员会上批准一项文件，以避免因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对抗而影响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

这些都说明，美国当局更难一意孤行地遏制中国了。

那么，美国当局会不会从此就在对中国政策上来个180度大转弯，从此不再遏制与干涉中国？不会，因为至少美国目前不会放弃其世界霸权的梦想。再说，白宫椭圆形会议桌边的脑袋即“垄断资本家集体”的脑袋总要比单个的或部分的资本家高出一头。他们不会忘记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崛起，不能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信誉的直接威胁。他们鼓励本国商人在中国做买卖，一是为了商业利益，二是由此自然可以作为从政治上、经济上、价值观上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克林顿政府一面决定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议题脱钩，同时却宣布“介入与扩大”的政策原则，就清楚地表明其利用接触、介入的手段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意图。对此我们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