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的惊心动魄的史实中，我们不能不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同志把这一点提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根本”的地位上来加以强调，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从来就主张把捍卫其核心的价值观当作捍卫其国家安全的根本。例如，美国学术界的重要刊物之一《外交》杂志1994年冬季号的一篇文章，就突出强调“国家安全政策包含着保卫国内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免遭外来威胁的必须的决定和行动”，而“这些价值观除了用于战胜敌人外，还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检验这些价值观时，不仅要注意其物质利益和权力概念，而且它们牢牢地把握住关于家庭，性别，**，种族，以及‘人民的同一性’的信仰，所有这些均应考虑在内”[155]。这就是说，美国十分注意以资本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并使其渗透到内政、外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他们做得是如此的“自觉”，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例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直到今天，美国各个阶层中，到处有人宣传私人企业的优点及社会主义必定导致的罪恶；由于几代以来，资本社会的宣传机构，一直在传达这种思想，其中包括各种媒介物、学校、教会、政客以及决策者，因此我们才产生这种偏见。凡是出现对‘自由企业’的批评，经常都被视为不合乎美国格调的论点，资本主义相对地被认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条件”。“‘个人主义’在美国被视为隐私权的保有，它并且代表了在生产、消费及娱乐上无需公有的一种形态。……这种‘个人主义’只不过代表一个人有‘野心’，而且被视为一种伟大社会价值。”[156]看来美国在坚持和巩固其自身核心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坚持个人主义上真是十分的顽强。这对于我们不能不具有某种警示作用。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制度的本质和她要努力实现的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目标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心，决定了她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需要不断深化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和认识，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丢掉马克思主义也就丢掉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坚持这个根本，每一步都必须战斗，首先是思想领域的战斗，理论领域的战斗。

从国际上看，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就把中国看作是他们“最后一个眼中钉”。他们露骨地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声称，“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157]。基于此，美国这些年来始终不放松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文化渗透政策。

从国内看，由于我国现在正处于深刻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的多样化，决定了目前文化上的多元化。多元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这种多元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某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这是十分危险的。总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

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巨大指引作用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的学说绝无任何狭隘与僵化的成分，而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吸收人类社会与世界各国一切进步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但坚决抵制与排除那些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西方一些人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等。我们党开拓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证明了这点。如果说，前些年西方国家沾沾自喜地以为中国正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那么，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相信这种说教了。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学者霍考夫发表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中国会成为按西方理解的民主国家，还是仍旧是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国家？”“华盛顿无疑保持着对中国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改革前进方向的关心，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局势并未按（对美国）有利的方案发展的话，北京始终处于美国对外政策排序中的最受关注的地位。”[158]然而，美国当局一些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好，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下，并按照中国自身的特点向前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和阻挡不了的。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期）

[1] 维克多·别尔纳茨基：《科学理论和苏联经验中的社会主义》（Виктор Пернацкий，Социалиэм в Научной Теории и в Олыте СССР），载《21世纪自由思想》，2011（7/8）。

[2] B.B.索格林：《20世纪末俄罗斯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理论意义》（B.B.Согр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нца 20 Сrоле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сеобшей Истрий：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载《近现代史》，1999（1）。

[3] 《列宁选集》，第3卷，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8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列宁全集》，第32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参见冯·尤兹幽：《俄罗斯和西方：文明冲突？》（Фэн Юицзюнь，Россия и Залац Конфликт Цивилизацие），载《自由思想》，2000（10）。

[10] 例如，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二月革命和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开辟了改变旧的生活结构和按欧洲先进强国的榜样走上加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然而，十月革命中断了这种可能性。但这种看法是一种不顾历史事实和脱离当时广大群众愿望的主观臆断。

[11] 格奥尔吉·伊利乔夫：《列宁今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载《消息报》，2006-01-20。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77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400页。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68页。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247页。

[16]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14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7] 《列宁选集》，第3卷，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列宁全集》，第34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 《列宁全集》，第4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0] 《列宁全集》，第4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 《列宁选集》，第1卷，311～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参见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30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39页。

[24]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44页。

[25]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898—1945）》，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 参见俞邃：《十月革命业绩与苏联模式教训》，载《当代世界》，1997（11）。

[27] 转引自俞良早：《“稳定”的取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6）。

[2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683～68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9] 参见张万杰：《斯大林思想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载《学术论坛》，2012（8）。

[30]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册，郑明萱译，1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1] 参见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4～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2] 《列宁全集》，第52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3]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9、115～1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4]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513页。

[36] 参见王志远：《苏联高层对马恩小农理论的发展与偏离》，载《俄罗斯学刊》，2013（1）。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6页。

[38]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535页。

[39]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25～26页。

[40]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23页。

[41] П.П.切尔卡索夫：《从斯大林到叶利钦：历史学家的回忆》（П.П.черкасов，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Елвци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сторика），载《近现代史》，2012（4）。

[42]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斗争，平庸的马林科夫敌不过赫鲁晓夫而于1955年2月8日宣布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承认他关于工业发展观点的错误。其实，此前他提出的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应以同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业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却抓住马林科夫的话大做文章，指责他这个“可怜的理论家”在俄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问题上糊涂了，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做了庸俗化的解释，等等。

[43] 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251、232、241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44] O.P.赫列夫纽克：《赫鲁晓夫的致命改革：党机构的分开及其后果（1962—1964）》（O.P.Хлевнюк，Роковая Реформа Н С Хрущева Раздел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1962—1964 Годы），载《俄国史》，2012（4）。

[45] П.П.切尔卡索夫：《从斯大林到叶利钦：历史学家的回忆》，载《近现代史》，2012（4）。

[46]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30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47]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364页。

[48] 斯迪凡·科恩：《苏联的制度是否有可能被革新》（Cтивен Козн，Мо??но ли был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ов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载《21世纪自由思想》，2005（1）。

[49] 参见Э.Я.巴塔罗夫：《俄罗斯思想和美国梦》（Э.Я.баталов，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Мечта），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0（11）。

[50] 白煸宏：《苏联毁于理想主义双刃剑》，载《亚洲周刊》，2006-12-24。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0页。

[52] 克里斯托弗·马什：《从你的同志的错误中学习：苏联过去对中国未来的强烈影响》，载《共产党人和后共产党人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s），2003（9）。

[53] C.A.切尔诺夫：《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分析：系统和周期性的态度》，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6（1）。

[54]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34～3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55]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7页。

[56] 乔治·F.凯南：《1917年至1976年间的美苏关系》，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02。

[57]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3页。

[58]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4页。

[5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18年第1卷，5页。

[60]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18年第1卷，6页。

[61]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18年第3卷，11页。

[62]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18年第3卷，224页。

[63]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13页。

[64]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兰辛文件（1914—1920）》，第2卷，319页，华盛顿，1940。

[65]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11页。

[66] B.Л.马尔科夫：《1934—1939年苏美关系新文献》（В.Л.Мальков，Совет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34—1939 Годов），载《近现代史》，2005（6）。

[67]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190页。

[68] 亚·鲍·恰科夫斯基：《未完成的画像》，贾宗谊、周爱琦译，11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6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33年第2卷，783～784页。

[70]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33年第2卷，786页。

[71]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33年第2卷，838页。

[72]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33年第2卷，837页。

[73] 《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4—1939）》，223、290页，莫斯科，2003。

[74] B.Л.马尔科夫：《1934—1939年苏美关系新文献》，载《近现代史》，2005（6）；《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4—1939）》，142页。

[75] B.Л.马尔科夫：《1934—1939年苏美关系新文献》，载《近现代史》，2005（6）。

[76]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6页。

[77] 《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哈利·霍普金斯先生备忘录》，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1卷，805～813页。

[78] 《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哈利·霍普金斯先生备忘录》，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1卷，628页。可资佐证的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头几天，负责监视苏联大使馆的德国警卫队长、党卫军上校海涅曼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希特勒帝国总理府对德军在苏联遇到的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十分担忧。在许多地方，苏联士兵在自卫战中一直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然后展开白刃战。在这次战争的几年时间里，希特勒军队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也没有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在西线，情况就完全不同，那里不是在进行战斗，而简直是在溜达。在苏联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总理府里已经有人开始怀疑对苏宣战是否值得”。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周梦罴等译，68～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79] 《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哈利·霍普金斯先生备忘录》，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1卷，628页。

[80] 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188页。

[81] 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151页。

[82] 苏联《国际生活》，1975（3）。

[83] C.A.切尔诺夫：《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分析：系统和周期性态度》，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1（6）。

[84] 史诺：《美苏关系检讨》，37、41页。

[85] 乔治·凯南：《遏制政策之今昔》，载《外交》，1987（春季号）。

[86] B.Д.别恰诺夫：《1939—1945年苏美关系新文件》（В.Д.Печанов，CCCP и CШA 1939—1945 Годах.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载《近现代史》，2005（5）。

[87] 转引自黄晴：《托夫勒的质疑》，载《人民日报》，2001-02-15。

[88]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121页。

[89] 《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1947年4月9日），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491～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0] 《真理报》，1961-09-10。

[91]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国史》（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 Век），571页，莫斯科，1996。

[92] 基辛格1974年9月19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话。美新处华盛顿电，1974-09-19。

[93]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罗纳德·里根》，1982年第1卷，746～747页，华盛顿，1983。

[94]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菲利斯·奥克利谈苏联人权状况。美联社华盛顿电，1988-05-31。

[95]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96]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爱君等译，54～5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97] 西尔维亚·伍德伯：《戈尔巴乔夫和意识形态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衰退》（Sylvia Woodby，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6～7页，旧金山，1989。

[98] 《美国的外交政策：促进自由的力量》，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美国政策资料》，1989（6）。

[99] 《美国的好消息》（Good News for America），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1-09-02。

[100] 《纽约时报》刊载了信的全文，1991-05-30。

[101]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欧洲人权会议各国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塔斯社莫斯科电，1991-09-10。转引自宋以敏：《苏联巨变和战后世界格局的解体》，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36页。

[102] 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中东和会上的讲话。塔斯社电，1991-10-30。转引自宋以敏：《苏联巨变和战后世界格局的解体》，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36页。

[103] 贝克1991年12月12日在美国倡议召开帮助苏联人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

[104]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等译，3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5] 《在具体工作中把共产党团结起来》，载《真理报》，1991-11-30。

[106] 《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载《俄罗斯文学报》，1991（5）。

[107] 参见马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演变及其教训的思考之一》，载《真理的追求》，1996（19）。

[108]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布什的外交政策》（Michael Mandelbaum，The Bush Foreign Policy），载《外交》，1990/1991。

[109] 戴维·雷尼克：《俄国会发生变化吗？》（David Remnick，Can Russia Change ？），载《外交》，1997（1/2）。

[110]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5卷，604页。

[111]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5卷，607页。

[112]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5卷，607页。

[11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5卷，625～626页。

[114]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4卷，1085～1086页。

[115] 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251、232、241页。

[116]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19卷，19页。

[117]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19卷，19、74页。

[118]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19卷，75页。

[11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19卷，86页。

[120]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10卷，279页。

[121]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279页。

[122]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271页。

[12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191、195～196页。

[124]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205页。

[125]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206页。

[126]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185页。

[127]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185页。

[128]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204页。

[129]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553、561、55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30]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年）》，静海译，48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131]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年）》，静海译，4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132]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435页。

[13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478页。

[134]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第10卷，485～495页。

[135]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54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36]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331～36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37]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国史》，559页。

[138] 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23页。

[139]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9页。

[141]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欧洲人权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塔斯社莫斯科电，1991-09-10。

[142] 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中东和会上的讲话。塔斯社电，1991-10-30。

[143] 《在具体工作中把共产党团结起来》，载《真理报》，1991-11-30。

[144] 《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载《俄罗斯文学报》，1991（5）。

[145] 参见马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演变及其教训的思考之一》，载《真理的追求》，1996（6）。

[146] 《中美月刊》，1982（27）。

[147]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菲利斯·奥克利谈苏联人权状况。美联社华盛顿电，1988-05-31。

[148]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149]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布什外交政策》，载《外交》，1990/1991。

[150] 戴维·雷米克：《俄罗斯能政变吗？》（David Remnick，Can Russia Change？），载《外交》，1997（1/2）。

[151]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页。

[152]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92～94页。

[153]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30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154] 捷克《对话》，1999（146）。

[155] 伊兰·T.梅：《评论：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外交史中的文化和核心》（Elane T.May，Commentary：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Culture and Center in Diplomatic History），载《外交》，1994（冬季号）。

[156] 迈克尔·帕伦泰：《少数人的民主》，33、350页，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80。

[157] 《纽约时报》，1991-09-10。

[158] M.T.霍考夫：《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