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国从来重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十月革命后，其意识形态的显著特点则是反共主义。这种反共主义植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历史渊源与意识形态，但根本上是反映了统治当局的经济利益和全球扩张战略的需要。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有时甚至表现为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眼前的经济利益“脱节”，这种“不协调”只是说明美国的全部活动首先服务于其全球霸权的利益，这是美国资产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然而，这种“不协调”或迟或早会被事实的逻辑加以纠正。一旦美国当局感到这种把意识形态提到登峰造极的做法已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时，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查并调整其对外政策，使之回到较为现实的态度上。

第三，现实主义态度之于对外政策较之顽固坚持遏制政策是可取的。历史证明，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如果美国顾及现实利害而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这有利于有关国家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但现实主义态度也不过是对利益权衡的结果。只要美国不放弃全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彻底放弃对外政策中的反共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策略。

（原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22页。

[4] 艾伦·凯勒：《殖民地的美国》，105页。

[5]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The Americans），12页，波士顿，1963。

[6] 菲力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22页，纽约，195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668页。

[8] 埃弗雷特·爱德华兹：《美国农业——第一个三百年》（American Agriculture—The First 300 years），179页，华盛顿，1941，转引自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9] 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美国史话》（The story of America），331页，纽约，1975。

[10] 路易斯·B.赖特：《生活在美国的边疆》（Lif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11页，纽约，1980。

[11] 柯提：《美国思想的成长》（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11页，纽约，1943。

[12] 布朗、劳什克：《一个美国》（One America），51页，纽约，194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5页。

[14]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1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15] 艾伦·凯勒：《殖民地的美国》，20～21页。

[16] D.I.亨尼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二十五课（1981—1982）》（Twenty-Five Lessons in Citizenship，1981—1982），20页，伯克利，1981。

[17] 《斯大林全集》，第5卷，1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53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25页。

[20]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67页。

[21] 卡尔·N.迪格勒尔：《近现代美国形成的动力》（Out of Our Past—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7～8、17页，纽约，1970。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481页。

[23]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29页。

[24] 赫伯特·阿普特克：《美国人民史》，第1卷，全地、淑嘉译，1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25] 迈克尔·帕伦泰：《少数人的民主》，51页，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0。

[26]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336页。

[27] 《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原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2-12-16，转载于《人民日报》，1983-01-04。

[28] 法里德·扎卡里亚：《美国力量的未来——美国如何能在其他国家发展时生存下去》，载《外交》，2008-05-06。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5页。

[31] 克拉伦斯·B.卡森：《美国人的传统》，7页，纽约，1964。

[32] 《斯大林文集（1914—1932）》，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3] 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24、5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34] 阿伦·戴维·米勒：《地理位置塑造美国人的世界观念》，载《外交政策》网论，2013-04-16。米勒系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

[3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320～3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6]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编：《美国地理概况》，杨俊峰等译，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7] 参见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等译，9～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8] B.B.索格林：《美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从奠基者到20世纪末》，5页，莫斯科，1995。

[39] 当然，“流动性”绝非无足轻重。我国清末民初外交家伍廷芳曾指出：“美国人希望到国外旅行的普遍愿望是他们的优良品质之一，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所知必然不多。……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犯了很大的毛病。有一句中国格言是这么说的：骑马行舟皆危险。……一辈子待在自己家乡的人大多心胸狭隘，固执己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美国人则没有这些毛病。”参见伍廷芳：《美国人的气质——美国何以如此繁荣》，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40] 何顺果：《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载巴忠倓主编：《大国兴起中的国家安全——第三届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66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53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4～605页。

[44] 以上内容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224～246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45] 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3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84页。

[47] 托马斯·R.戴伊、L.哈蒙·奇格勒：《美国民主的讽刺》，张绍伦等译，51～5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8]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王琛等译，7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9] 《毛泽东文集》，第6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0] A.A.波罗霍夫斯基：《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所有制的作用》，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4（3）。

[51] 参见《1999年总统经济报告》，326、424页；《当代商业概览》，1999-02，转引自A.A.波罗霍夫斯基：《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所有制的作用》，载《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2000（3）。

[52] 参见理查德·范斯科德等著：《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1～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53] 参见吴必康：《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31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54] 威廉姆·威廉姆斯：《美国外交的悲剧》，13页，纽约，1972。

[5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15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6] 詹姆斯·M.斯科特：《冷战结束后——在冷战后世界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页，伦敦，1998。

[57] 詹姆斯·法洛斯：《敌人：一个爱与恨的故事》，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1-09-09。

[58] 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39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59] 戈登·巴多斯：《美国外交政策的高昂代价》，载《国家利益》网站，2013-07-09。

[60] 《独立报》，2014-03-05。

[61] 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国力地位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12（2）。

[62] 迈克尔·舒曼：《如何拯救资本主义》，载《时代》，2012-01-19。

[63] 约翰·伯恩：《美国大企业急需恢复信任》，载《商业周刊》，2002-06-24。

[64] 约翰·费弗：《短期主义之患》，见美国外交政策聚集研究计划网站，2013-09-12。

[65] 法里德·扎卡里亚：《美国能够整顿吗？——民主政体的新危险》，载《外交》，2013-01-02。

[66]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9页。

[67] 尹承德：《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构》，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1）。

[68] 据美国布朗大学2013年“战争成本”项目估计，仅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开支最终将超过4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国债总额的1/4。见戈登·巴多斯：《美国外交政策的高昂代价》，载《国家利益》网站，2013-07-09。

[69] 美国微软MSN网站报道，2013-12-02。

[70]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2～143页。

[71]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51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72]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9、151、158页。

[73] 乔治·布什：《布什主义》，载《新闻周刊》，2002-12—2003-02。

[74]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9、151、158页。

[75] 路透社华盛顿电，1992-02-05。

[76] 《没有一种强势能永远持续》，载《商报》，2003-06-10。

[77]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2～144页。

[78]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42～144页。

[79] 《国际极权主义》，载《俄罗斯报》，2003-01-30。

[80]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10页，纽约，1980。

[81] 维森特·戴维斯、莫里斯·A.伊斯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Vincent Davis and Maurice A.Enst，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54页，纽约，1973。

[82] 杰弗里·E.加滕：《商业和外交政策》（Jeffrey E.Garten，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载《外交》，1997（5/6）。

[83] 本杰明·塞尔威克斯、克里斯托弗·莱恩：《新的大战略》（Benjamin Sehwarx and Christopher Layne，A New Grand Strategy），载《大西洋月刊》，2002（1）。

[84] 本杰明·塞尔威克斯、克里斯托弗·莱恩：《新的大战略》，载《大西洋月刊》，2002（1）。

[85] 《真相大白：美国好战者的导师》，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3-05-11。

[86] 《美国的黑名单》，载《周末三日》，2003-04-24。

[8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93～294页。

[88] 米哈伊尔·杰拉金：《2001年9月11日——苏联后世界结构的完成》（МихаилДелягин，11 Сентября 2001 Года—Заверш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стосоветского Мира），载《21世纪自由思想》，2002（1）。

[89] 鑫泉：《美国霸权与发展中国家的抗争》，载《光明日报》，2003-07-25。

[90] 米哈伊尔·杰拉金：《2001年9月11日——苏联后世界结构的完成》，载《21世纪自由思想》，2002（1）。

[91]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11页。

[92] 参见《“新帝国主义论”在美英抬头》，载《赤旗报》，2002-04-08。

[93]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9页。

[94] 爱德华·韦斯班德：《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54页，伦敦，1973。

[95] 关于北约战略新概念的详情可参看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4月25日英文电。

[96] 《战争失败之日，便是民主党人失势之时》，载《华盛顿邮报》，1999-05-23。

[97] 《业已建立起来的东西必须拆除》，载《华盛顿邮报》，1999-11-14。

[98] 米哈伊尔·杰拉金：《2001年9月11日——苏联后世界结构的完成》，载《21世纪自由思想》，2002（1）。

[99] 《美国人自问：我们为什么招人恨？》，载《朝日新闻》，2001-09-30。

[100] 参看斯蒂芬E.弗林：《美国的脆弱性》（Stephen E.Flynn，America the Vulnerable），载《外交》，2002（1/2）。

[101] 《布什将60个国家列为反恐战争的打击目标》，载《泰晤士报》，2002-06-03。

[102] 《美国人遭到政治轰炸——日本人对美国说不》，载《生意人报》，2002-08-12。

[103] 《一个孤独的国家》，载《芝加哥论坛报》，2001-12-30。

[104] 《美国和反美者》，载《纽约时报》，2002-02-06。

[105]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北京编译社译，12、19页，北京，世界知识社，1960。

[106]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19页。

[107]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页。

[108]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3页。

[109] 马克斯·拉纳：《美国文明》，转引自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龚念年译，3页，香港，文教出版社，1971。

[110] 朱利叶斯·W.普拉特：《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意识》，见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史译丛》，1982（2）。

[111]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7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25页。

[113] 参见黄德禄：《“天定命运”与美国的大陆扩张》，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14]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24页。

[115] A.W.德波特：《欧洲与超级大国》，唐雪葆等译，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16] 罗伯特·L.比森纳尔：《从旧式外交到新式外交（1865—1900）》（Robert L.Beisener，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1865—1900），9页，纽约，1975。

[117] 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陈少衡等译，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8] 《兰辛文件》，第2件，344页，转引自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24页。

[119] 见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24页。

[120] 可参见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12页；弗雷德里克·舒曼：《1919年以后美国的对苏政策》（Frederik Lewie Schuman，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Since1919），151～156页，纽约，1928。

[121]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13页。

[122]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16页。

[123] 参见戈登·莱文：《伍德罗·威尔逊和世界政治》（N.Gordon Levin，J.R.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13页，纽约，1970。

[124] 戈登·莱文：《伍德罗·威尔逊和世界政治》，72页。

[125] 见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17页。

[126] 乔治·F.凯南：《1917年至1976年间的美苏关系》，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2）。

[127]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的外交关系》，10页。

[128] H.H.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220页。

[129] V.G.基尔南：《美国：一个新的帝国主义》（V.G.Kiernan，America：The New Imperialism），162页，伦敦，1978。

[130] 谢沃斯基扬诺夫：《美国史（1918—1945）》（Г.Н.Севостьянов，Истоия США 1918—1945），54页，莫斯科，1985。

[131] 杜勒斯：《通往德黑兰之路》（The Road to Teheran），168页，普林斯顿，1944。

[132]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11页。

[133]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13页。

[134]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19页。

[135] H.H.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219页。

[136]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283页。

[137] J.加迪斯：《俄国、苏维埃联邦与合众国》，149页，转引自H.H.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404页。

[138] 《中国白皮书》（即《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在1944—1949年时期），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575页，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1976。

[13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6卷，697页。

[140]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杜鲁门》，547页，华盛顿，1945。

[141] 斯蒂芬·安布鲁斯：《走向全球主义——1938—1980年美国外交政策》，105页，哈里斯堡（弗吉尼亚州），1980。

[142] 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张禾译，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3] 托马斯·G.佩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1900年以来的历史》（Thomas G.Paterson，America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Since1900），455页，莱克星顿，1983。

[144]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131～132页。

[145]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6页。

[146]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0页。

[14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350页。

[148]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1页。

[149]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88页。

[150]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45～46页。

[151] 沃伦·卜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转引自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47～49页。

[152]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163页。

[153]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81、86页。

[154] 见阿尔巴托夫：《现代美国对外政策》，89页。

[155] M.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325页。

[156]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06页。

[157]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吴继淦等译，249～25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158] 《中美月刊》，1982（27）。

[159] 《中国时报》，1982-10-20。

[160]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陈杨、杨乐译，1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161] 《新现实和新思想方法》，载《外交》，1985（春季号）。

[162] 托·马格施塔特：《马克思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产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见凯托研究所：《政策分析》，1987。

[163]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90、92页。

[164]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9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