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论的提出究竟会对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国际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杰拉金的一些看法。他说：“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完成了从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苏联后世界的形成过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人类已从两个国家集团的对抗转向在本质上是另一种对抗——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所有其他人的对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离美国越远的社会，这种对抗就越尖锐，其采取的方式就越残酷和无情。”[98]
作者围绕这一发人深思的论点详细论述了他对苏联解体后国际关系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指出“全球化在实质上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性质”，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智力的剥夺，而出现了“失败国家”，这种国家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智力资源而且失去了发展的能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市场战争的加强，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降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接连不断有效破坏其余世界的稳定的基础之上，以便于它吸收外来资本”。此外，“美国轻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践踏公平和人类立法，千方百计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以便自己从恐怖恶魔的威胁中摆脱出来”。
但结果是，美国自己却尝到了这种“有害的利己主义战略”带来的苦果——“9·11”灾难。
针对美国当局于“9·11”事件后的反恐行动，该文指出，尽管美国“特工掌握着成千上万种与恐怖行为做斗争的手段，但是只有一种手段能够战胜它，那就是根除产生恐怖行为的原因”。“9·11”事件后，“来自美利坚民族的震撼和深刻的团结一致，不应掩盖那样一个事实，即恐怖主义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乃是美国政策本身”。
上述文章的内容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逆耳忠言。
但是，美国当政者完全回避对“9·11”事件深刻根源的分析。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断言，之所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是因为“他们憎恨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憎恨我们的自由”。[99]有的人则认为正是20世纪90年代推动世界经济巨大发展的美国经济对世界的开放性本身增加了美国的脆弱性。[100]美国当局把世界上一切被视为与美国现存经济、政治制度不同因而对美国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统统视为恐怖主义的后备温床，主张对之加以压制打击。“新帝国”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蔓延开来。
事实上，美国当局已经在一步步地实施“新帝国”计划。
2002年6月3日，布什总统以反恐为名，将60个国家列为反恐打击目标，他宣称“恐怖主义基层组织分布在全球近1/3的国家，我们必须找到它们并将其一网打尽”。[101]
6月14日，布什在共和党的一次筹款集会上，正式将“先发制人”战略上升为“布什主义”。他警告说，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来说，“如果我们坐等威胁付诸行动，我们就来不及行动了”。因此，结论是，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布什还声称在反恐战争中不惜动用核武器。
为了自身利益，美国退出并拒绝签署一项又一项国际条约，如1972年控制军备竞赛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1997年签署的保护大气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等，还拒绝参加全球禁止地雷公约。在组建国际反恐联盟上则我行我素，实行单边主义。这里，其他富国（也许英国除外）在美利坚“新帝国”里也只是作为陪衬。
对于这种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而趁机推行“新帝国主义”的主张，世人已看得越来越清楚。日本广岛市长秋叶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开始把‘复仇哲学和暴力逻辑’强加给全世界……地球上的生活变得愈发危险，核战争的威胁也变得愈发明显。”他明确指出，“美国无权将‘美国式的和平’强加给我们，也无权代替我们决定这个星球的命运”。[102]
“9·11”事件后，美国人一直在问，“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不喜欢或者不赞成我们？”[103]对于这样一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现在已被美国当权者某些人搅得混乱不堪。而“新帝国”论的提出则更把美国引进自设的陷阱之中。英国著名作家萨曼·拉什迪最近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尽管美国有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美国却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可能会变得比伊斯兰好战分子更难对付，它就是反美主义。眼下，这股反美风潮在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强劲”，甚至连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公众都是如此。他警告布什政府，“现在不是忽略其他国家，我行我素的时代了。如果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先赢后输”。[104]
看来，如果美国当局不收起“新帝国”的谬论，世界格局肯定会沿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与对抗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当然，这里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美国当前如果能够正确看待“9·11”恐怖事件后的世界局势，放弃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协调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世界重大问题，在双边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在反恐斗争中的交流与合作，则是既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又有利于美国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大好事情。最后我们瞩望着美国有识之士的决断。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