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雅尔塔会议和以这次会议为中心而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史实而言，应当说是基本清楚的。但是，战后40多年来对雅尔塔会议和体系的评价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与方法论上的分歧不无关系。美国政界人士和部分学者对“雅尔塔”可谓恨之入骨，他们抨击罗斯福总统“出卖了美国和西方的利益”，“让苏联统治了东欧”，“促进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后来的总统和国务卿们，当他们与苏联谈判时总会信誓旦旦地向国会保证，绝不会再有“第二个雅尔塔”。20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后曾在1985年雅尔塔会议召开40周年时公开声明，美国要致力于在东欧实现“自由”的目标，消除东西欧之间的“自由和镇压的分界线”。欧洲政界人士则指责雅尔塔会议分裂了世界和欧洲，是划分在欧洲势力范围的大国间的肮脏交易。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亦强烈谴责雅尔塔体系是“具体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雅尔塔体制表现出来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总精神和原则是与19世纪初叶以来先后出现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一脉相承的”等，并且认为雅尔塔协定“是引起美苏冷战的根源”。

对于西方一些人，由于立场不同，产生与我们看法根本相左的论点是很自然的。但对于国内学者的上述看法笔者难以苟同，这就不能不谈谈在方法论上与一些学者的分歧。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笔者以为，这也应当是我们研究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系的根本方法。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求我们站在时代高度，分清历史事件是前进性运动还是倒退性运动。由此就不应当将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同等看待。1814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巩固欧洲大陆的封建统治，阻止新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同时满足反法联盟主要国家俄、奥、普、英重新分割欧洲领土和掠夺殖民地的要求。1815年由俄、奥、普三国缔结的“神圣同盟”和俄、英、奥、普签订的四国同盟条约，目的在勾结起来，以此保君主政体和扑灭革命。因此，维也纳会议及神圣同盟的原则和精神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最终被1848年欧洲革命所粉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帝国主义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体系，目的是企图稳定重新瓜分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新秩序”，以便对抗十月革命后兴起的革命潮流，其一系列条约是极为苛刻的、骇人听闻的掠夺性条约。从根本上说，凡尔赛体系是对当时历史进程的一个反动，它最终在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新战争中宣告了自己的崩溃。

那么，难道对雅尔塔会议和体系也应作如是观？显然不能。雅尔塔会议是在全世界人民同当时最反动的势力德、日法西斯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1945年2月召开的。与会国家是反法西斯联盟中的盟国。尽管他们的战略目标各种各样，尽管他们达成的某些协议严重地损害了别国主权，但他们在战胜德、日法西斯这一总目标上基本是一致的，并且就协调战略计划、根除法西斯势力达成了一些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从协定内容看，首先，是有关击败德国和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德、日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民主改造的规定，诸如审判战犯、铲除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进行民主改造使之成为和平民主国家。其次，是关于建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决定。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和制订的《联合国宪章》，是反法西斯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产物，也是雅尔塔会议的积极成果，以此为里程碑，许多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准则、原则、规则和惯例才逐渐在国际关系中被普遍承认和接受。联合国创建过程中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国的参与并作为常任理事国进行活动，这就为避免世界重遭帝国主义战祸和争取国际政治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一旦独立和加入联合国之后，便不分大小、贫富，都在大会上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即使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这个“大国一致”原则，也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产物，对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曾对世界政治起过稳定和促进的作用。最后，雅尔塔会议做出“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和有关波兰等问题的决定。强调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它们的政治、经济问题。当时波兰问题在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会后西方对波兰问题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图，由苏联一方会同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解决，深为不满，并攻击是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但是问题很清楚，美英的目的不过是企图在波兰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追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斗中进入波兰境内的苏军难道不应当支持人民政权反倒要拱手把波兰政权让给地主资本家吗？何况，从雅尔塔会议到1947年美国全面发动对苏“冷战”前，苏联对于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反法西斯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建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做法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这些做法有利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与侵犯别国主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能等量齐观。

总之，在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凡属有利于民主、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与事件，尽管同时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因素，但如果主流是好的，是符合时代要求与历史发展趋势的，就应当首先给予肯定，而不应当与历史上的反动事件相提并论。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其次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历史，深入考察历史实际。我以为，所谓雅尔塔协定“是引起美苏冷战的根源”的提法，与历史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冷战”一词可做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地讲，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从十月革命胜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第一天起，“冷战”也就开始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兰辛把和平法令叫作“对各国现存制度的直接威胁”[147]。威尔逊总统则认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148]。他们武装干涉失败之后，用一切办法干涉反对苏俄。我们今天讲的“冷战”，是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长期对峙的紧张关系，究其产生根源并非雅尔塔会议本身，而是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的。当时的苏联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的损失而把推行保护自己的“安全带”政策置于首位，并未构成对美国的实际威胁。但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其全球霸权的主要障碍。美国统治者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就“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149]他们把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民主力量、觉醒了的亚非人民的斗争，统统归罪于莫斯科的“煽动”。社会主义越出苏联国界推进到东欧自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消灭苏联和进步力量而又难以下手的美国发动对苏“冷战”也就是历史的必然。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在考虑对付苏联的问题。据记载，“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事实上从1941年起就充斥于华盛顿官员们的头脑”[150]。可见，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而非雅尔塔会议才是“冷战”的根源，尽管不排除苏联在加剧“冷战”上有其责任。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最后还要求我们做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既不应简单否定，也不应简单肯定。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不能因片面强调国际阶级斗争就掩盖其缺点、错误。对于社会主义的外交与其内政一样，都不能无视旧社会的痕迹和剥削阶级的影响。应该说，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及以后时期确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苏联与美英一道，未同有关反法西斯同盟国磋商，未经有关国家同意，就擅自做出有损别国主权的利益的决定。特别是苏美两家搞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为确保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竟背着中国，达成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益”，租用旅顺港海军基地及保证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等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协议，这种做法无疑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裸表现，是应当坚决反对的。过去苏联的著作回避或根本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通观全局，雅尔塔会议的积极方面仍然是占第一位的，消极方面是第二位的。

（原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