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字面上看，主要获利者是苏联，美国似乎并未捞取半点实惠，而且还要承担义务去向蒋介石做“说服”工作，使蒋介石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政界一些人士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曾大攻罗斯福。赫尔利宣称，罗斯福政府“投降了苏联”，美国没有必要在当时为了争取苏联对日作战而做出“让步”。这种攻讦不过是抓住了事情的表面。其实，它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和更深沉的底蕴。这就是，美国和苏联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并据此来解决中国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当时美苏所处经济政治地位及它们的外交政策做一番考察。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于大战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消长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英法严重削弱，德、意、日战败，只有美国通过战争使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顶峰。这一结果，即使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也已看得十分清楚。实力的增强，促使美国的称霸野心与日俱增，力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111]，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而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又是其全部侵略计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把中国变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从总统罗斯福到杜鲁门，推行了一条扶蒋、限共、反共的对华政策。1945年1月，在美国国务院为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所准备的《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及《英、美、苏的对华政策的统一》这两个文件上说：“美国政府的长期对华政策是根据这样的信念：我们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在远东起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这是出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根本要求。”为此，美国“继续支持中国现在的政府，作为中国人民承认的中央政府。我们盼望在它的体系之内，建立中国所需要的、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文件还建议，“应争取英国和俄国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美国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政府，完全是为了使中国在战后充当美国在亚洲忠实可靠的附庸。1943年3月，罗斯福就表示，中国一定要参加“大国圈子”，因为“中国由于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将会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这一边”[112]。至于中国政府由谁来主持，早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做了明确表态。他说：“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成一块的人。”[113]因此，当中国战区美军司令、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等人对蒋介石消极抗战、腐败顽固表示不满时，罗斯福对这种“降低蒋（介石）在中国威信”的做法大为不满。[114]最后，在蒋介石要求下，于1944年10月将史迪威撤换。显然，为了把中国彻底地变为美国的附庸和殖民地就必须扶植蒋介石。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美国才能顺利地推行对中国的计划。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政策。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立即遇到了一大障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在逐步削弱蒋介石的统治”[115]。为了去掉这块最大的心病，“罗斯福和杜鲁门相继采取了以离间毛泽东和苏联为首要目标的政策”[116]。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117]。

苏联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究竟怎样？美国统治者对此一直忐忑不安，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探询。1944年6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会见中，才算把底细摸得比较清楚。根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斯大林曾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他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说，他看不到其他可能成为领袖的人，并且举例说，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哈里曼问斯大林，在他看来，美苏共同对华政策应怎样？斯大林说，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因为大不列颠和苏联都不能做到这一点。[118]这样，在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这一点上，美苏达成了一致。苏联的这种观点与态度，在1945年美方代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得到确证。

正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的一再保证，美国便竭力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促其与苏联谈判。这点，连蒋介石也是承认的。[119]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在《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基础上，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等协定以及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从而使《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关于中国的条款完全合法化。据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说，“在换文时，苏联已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120]，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

中苏条约签订后，美蒋自以为得计。条约签订后第三天，即8月16日，蒋介石通知赫尔利，认为“中苏条约指明：①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②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③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121]。美国驻苏大使馆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也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122]。难怪美国“国务院和密切注视着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期刊，如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无不为缔结这一条约而欢呼”[123]。人们不禁会问，在这样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怎么会和美国一道支持蒋介石呢？现在看来，以下几点原因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较深刻的了解和信任。对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曾以轻蔑的口吻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124]。莫洛托夫在一次与赫尔利的谈话中则说，中国“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他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做任何谴责”[125]。从斯大林到莫洛托夫，都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且还急于向外界表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界限。并非偶然的是，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苏联报刊上没有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126]。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终于导致了它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采取抑此兴彼的错误立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一个原则性错误。

其二是，苏联的“安全带”政策被运用于处理中国事务。

约翰·史各脱在《欧洲在突变中》一书中指出，在1944年夏和1945年上半年，在红军把纳粹赶出苏联国境并向前推进时，“斯大林碰到许多微妙的难题。大体上，那些难题的解决方针是，一方面不使英、美、苏联盟发生裂痕，一方面处处为战后俄国安全着想”。“在浮泛混合的官样文章后面，显然埋伏着很具体的苏联计划，在东欧建立一条‘安全带’，包括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与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可以自由安排它们的国内生活。但它们的政府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者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127]同时，为安全计，“俄国希望欧洲稳定，就是说没有革命，没有内战”；社会混乱时很易发生的**，他们极力想避免。“他们所支持与鼓励的社会主义措施，大抵只限于经过民主的立法程序的，只限于实施的时候不致引起英美剧烈反对的政策。”[128]史各脱的分析，无疑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从某种角度上，也反映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社会主义体系刚刚建立之际，苏联在欧洲的实际政策不是什么进一步“扩张”“进攻”，而是想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及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

苏联的这种政策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斯诺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二十四对一，与全部欧洲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国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十对一。物质的损失据估计约有两千亿美元，但是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而已”。“这一切便是今日苏联对欧政策的背景。不知道这一背景，就没有桥梁可以跟俄国人沟通。”[129]苏联的错误在于，为了自身安全，有时竟不惜侵占邻国部分领土；同时，对于那些有条件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和武装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也因害怕自己被卷入而采取了不支持态度。

正是这种“安全带”思想，不仅指导了苏联当时在欧洲的行动，也用来指导它在亚洲和中国的行动。正像美国历史教授、《美苏冷战史话》一书作者沃尔特·拉弗贝所说，当时苏联“在全亚洲也表现得很节制”[130]。对日本，苏联本来要求和美国一样有自己的占领区，遭到美国反对，怕因为与美国对抗而作罢。在朝鲜，同样因为怕引起与美国的冲突，十分注意不去触犯38度线以南地区美国的利益，日本投降后很快把苏军从38度线以南撤回。对中国，斯大林多次向美国表示，“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帮助中国恢复起来的工作必须以美国为主，苏联的国内建设使自己不能分身”。[131]据当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人问斯大林，苏联人在（战争）结束后将给中国什么东西，“斯大林以相当蔑视的口吻大声说道：你们真以为我们要给中国什么东西吗？我们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有一百多个城市要建设呢。如果有什么人打算给远东帮助的话，我想那就是你们了”[132]。战后初期的历史表明，苏联当时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订立友好条约，既在中国东北地区取得一定权益，又能够有一个友好的中国与之为邻，求得与美国在远东相安无事。

其三是，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及美国对这一错误的利用。

根据1944年年底美国联合参谋总部的估计，在德国投降后，尚需18个月方能打败日本[133]，倘苏联不出兵对日作战，美国要付出伤亡一百万人的代价。[134]因此，美国急于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则提出要在满足苏联的某些要求之后，苏联才执行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计划。据哈里曼回忆，在雅尔塔会议前夕，1944年12月14日，他奉命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意向。据他说，斯大林当时提出，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东方的地位，一般地说应予重建。为了保障通向太平洋的出口，库页岛的下半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给俄国人。俄国人希望重新租借大连和旅顺的港口以及俄国根据条约在满洲建筑的那条铁路，亦即直接连接西伯利亚大铁道与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应归苏联所有。苏联提出的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客观上构成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基础。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向美方代表哈里曼递交了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人修改后，即成为秘密协定的文本。罗斯福之所以同意了苏联的条件，绝不是什么“投降了苏联”，而是一方面，如麦克尼尔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一书中所说，“至于满洲，一旦日军崩溃，俄国人肯定能取得满洲全部或比罗斯福让与的更多”，“看来，只能这样说，即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做出的让步，无非是承认既成的军事力量的平衡”[135]；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苏联要求的让步，争取到苏联对蒋介石的进一步靠拢与支持。沃尔特说，由于美国与苏联妥协的结果，1945年，罗斯福使斯大林同意和蒋介石打交道，而不同毛泽东打交道。为了酬谢斯大林的这一承诺并酬谢他对日作战，斯大林获得了大片租借地的实惠。事实证明，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美国和苏联划分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通过对蒋介石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绝大部分，苏联得到了小部分，即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总之，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和本身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以及为自身安全着想，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缺乏热情，再加上帝国主义离间的策略，这几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终于导致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