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强国与弱国、欺侮与被欺侮关系贯穿其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古老和发达的中国文明举世称颂。一位美国记者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历史年代中，中国比西方更为发达、更为繁荣、更有经验和更加文明。仅仅在最后500年欧洲设法超过了中国。”[2]其实，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3]。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延续，以及清政府的腐败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国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急速发展面前，已是江河日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遭受了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随后的100年里，中国屡遭西方的侵略与压榨，饱尝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难，被迫签订了数百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一度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这些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究竟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香港知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表述。他说，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19.53亿万两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资产总值的82倍，被疯狂掠夺的财物还未计算在内，战争造成的损失亦未计算在内。仅仅8年抗日战争，中国便伤亡3500万人，损失600亿美元[4]。还有总计62亿多银元的外债，其中约88%为军事、政治性恶债”。他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践踏、宰割、歧视、挨打和蒙受奇耻大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衰落时，列强给我们的东西。百年来，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受尽大小各国的欺侮，简直焦头烂额。人类古今之耻，实以此为最”[5]。而霍先生所指的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美、俄、日统治当局强迫中国签订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在反侵略斗争失败时被迫接受的，即使中国作为胜利的一方时，也仍然遭受部分丧失主权的耻辱，突出的就有以下两次。

第一次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协约国一方而成为战胜国之一。但是，当中国政府代表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6]，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时，竟然被在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的美英法日等国所拒绝。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7]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最后，在美、英、法三国支持下，日本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收入囊中，并写进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之中。推行卖国外交的北京军阀政府竟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只是因为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最后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第二次是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1945年2月，美苏两国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达成了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协定包括：规定中国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拥有优越权；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表示愿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订立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并支持国民党政权。美国则企图通过把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送给苏联，争取苏联出兵，加速击溃日本，以减少美军损失，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达到通过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把中国变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的目的。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雅尔塔协定》，都说明由于中国国力的相对弱小，加上当时中国当权者甘愿屈服于外来压力和诱力的态度，使得中国即使作为战胜国也仍然改变不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

一面是美、日、俄（苏）[8]的强权政治，一面是中国政府的屈膝外交[9]。这就是当时美日俄与中国关系的大体状况。

但是，在考察1949年以前中国与美俄日关系的特点时，绝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0]这种精神来自何处？它和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有何联系？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即“导论”中做了深刻的阐述。该书指出，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连续性曾经造就了中国昔日的辉煌。这种连续性表现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11]“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12]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13]。许多蜚声西方的外国中国史专家都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并做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但是很少有人像上述著作那样揭示出中国历史的本质特点，他们也就难以回答，为什么曾陷于瓜分境地的中国竟能再一次转危为安，走向辉煌。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大国在他们企图干预和驾驭中国时，应当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掌握了其中的真谛？否则，他们就会像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那样，面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尽管也承认“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14]，却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和美国失败的根由。

2.1949年以来，中国由弱转强，美苏日终于开始重新认识中国

中国与美苏日等国的关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全面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1937年，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趾高气扬。日本统治者普遍认为中日战争只需日本“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作“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在美国当政者眼里，中国也是个弱国，“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旧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外国”。美国当局对中国抗战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是“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大满洲国了”[15]。

上述看法终于为事实所纠正。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成为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以战败投降而告终。美国当局则在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中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后来成为与中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盟者，并考虑到美国近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而给予中国抗战以有力的支援。但是，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他们则寄希望于蒋介石。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明确表态：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16]。把蒋介石看作今后美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工具。1945年4月后，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更是推行了一条扶蒋、限共、反共的对华政策，而把蒋介石作为其推行对华政策的主要代理人。至于苏联，当时确曾对中国抗战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以重大支持并给予物资援助。但是，苏联当局对于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也没能持正确的看法。据1944年访问苏联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称，苏联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斯大林完全不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实际上是由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穷人组成的奇怪的一帮。除非中国共产党人被置于受过莫斯科训练并具有明确方向的领导人的控制之下，由苏联独自给他们以支持是不明智的。”[17]从斯大林到莫洛托夫，都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真正共产党人，并且还急于向外界表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界限。并非偶然的是，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苏联报刊上没有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18]。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终于导致了它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采取抑此兴彼的错误立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可见，美苏日当局都没能正确认识中国。这种情形之出现，或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或出于大国主义的骄傲，或出于对中国实情的无知。从根本上说，他们看不到或低估了决定中国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但是，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在深入考察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程。其中的一位卓越代表就是埃德加·斯诺。这位美国记者以美国人具有的求实精神，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1936年）来到红色的陕甘宁边区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并且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三个月就发表了他的通讯报道——《红星照耀中国》（译本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在这本西方作者“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的第一本著作”中，斯诺以一般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无法具有的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力，指出“中国已有成千上万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做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19]。

这位正直的美国人的真知灼见和预言，在12年后的1949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耸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以无比震撼的力量改变着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但同时他们也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地平线上兴起的这支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问题提了出来。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它是苏联的附庸吗？中国今后会走向何方？等等。如美国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逊所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内容一无所知。他们认识不到，人民共和国是作为中国民族特性的公认的保护者出现的，是孙中山要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并使它列入强国之林的这一使命的合法继承者，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仅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势力的延伸。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以后，许多美国人盲目地认为，在美国与苏联的全球斗争中，北京事实上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人”[20]。当时西方人的看法就是如此的肤浅。然而1949年以来，中国以其独立自主的坚定立场，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鲜明独特的内外政策，平等待人的大国风范，一次又一次改变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一次又一次使他们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其中突出的事例有以下几件。

第一个例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刚半年多就发生了美国侵朝战争，这不能不是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巨大考验。

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后，朝鲜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争取独立的斗争。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朝鲜理应重新获得独立。但是当时美国当局由于其军队远离朝鲜本土，担心苏军会单独参与解放朝鲜，遂急忙向苏提出以“三八线”作为美苏军队接受侵朝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得到苏方同意。后来这条分界线就变成了美苏两个军事占领区的分界线。朝鲜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部分。由此就“埋下了朝鲜悲剧的种子”[2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基本上属于内战，属于朝鲜统一的内部事务。但美国却在当天联合国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利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通过决议，指责北朝鲜是“侵略者”。6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正式参战，并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纠集15国军队，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作为分裂朝鲜祸首之一的美国，这次又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并且，美国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把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美国战机不断侵犯中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企图“利用（朝鲜）战争的天赐良机去发展美国新的全球政策”，一种“全球进攻”的政策。[22]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面临着完成祖国统一和恢复发展生产的严峻任务，自然不愿再被拖入战争。但是，新中国政权的本质又决定了中国必定要奋起反击侵略者以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边境的安宁。在美国不顾中国的多次警告仍一意孤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赴朝与朝鲜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发动五大战役，把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取得重大胜利，充分表现出新中国不惧强暴、敢于竞争的大无畏精神。而对于美国来说，却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在自传中哀叹道：“朝鲜战争出乎意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23]这次失败对美国统治当局的打击是巨大的。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从历史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以往每当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其作为总是能够获致迅速的成功。他们曾经击败过英国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同，从未有过被侵略击败或占领的经验。……对这样一个国家，失败是个全新的经验”[24]。

尽管美国当局并没有从侵朝战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反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煽起反共浪潮，但是毕竟它第一次领教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并非偶然的是，一批美国军官在朝战后成立了“决不再干俱乐部”，主张尽量避免与中国走向军事对抗。[25]

第二个例子是顶住了中苏关系破裂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国家普遍把中国看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和“附庸”。社会主义国家中则一度把中苏关系形容为“坚如磐石”和“牢不可破”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也确实得到了苏联大量的可贵援助，并在经济建设等许多领域以苏联的模式为楷模。这种情形就更加加重了世人的上述看法。

但是，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一边倒”政策，即主张“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26]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照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苏分歧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一部分兄弟党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共运的路线和观点，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持有不同意见。但苏联把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政策当作金科玉律，强迫兄弟党接受，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此后，赫鲁晓夫和苏共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一家之主”自居，热衷于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并把中国视为最大障碍，接连向中国施加外交、经济乃至军事压力，力图控制中国。1960年，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论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于4月片面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废除科技合作项目，企图使中国屈服；1961年，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时苏联支持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1969年3月，苏联武装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中国以大无畏的气概和灵活的全方位的外交策略顶住了巨大压力，挫败了苏联的图谋，使苏联大党大国主义受到震慑。世人也再一次认识到中国作为独立自主大国的力量。由此人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为什么苏联在1991年年底解体，东欧一系列国家发生剧变，而中国却岿然不动。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反对外国势力（包括苏联）的控制，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态度和1982年9月宣布不与任何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场，使美苏日等国不能不更加重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

中国外交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二是反对霸权主义，三是一贯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就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并说：“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27]这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站在一道反对霸权主义的意志和决心，又反映了对内政外交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管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去压迫别国、干涉别国，说明他们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已背叛了国际主义，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部分质变。迄今为止，包括美苏日在内，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像中国那样以如此明白无误的语言，把自己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昭告于世。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正义的事业充满信心。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具有鲜明特色。特别是我国于1982年9月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建立战略关系。”而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真正做到不结盟，独立自主按中国自己的意愿办事。对于第三世界，则正如1986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所说，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搞社会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不会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

中国的真诚态度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同和好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称作是“全天候的可靠朋友”。至于那些指望中国会站在某个搞霸权主义的大国一边，跟在它们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永远地失算了。

第四个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使全世界进一步重新认识中国。

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一书的序言中说：“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做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28]。

上述评论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中国这个约占世界人口1/5，经济相对落后的广袤土地上，如何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29]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包括十年“**”的严重的错误。但是，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正是靠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成就，使我国不仅经受住了1989年至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西方一些报刊把中国的发展称之为“奇迹”。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10月26日一篇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估计，认为以国民购买力衡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报刊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欧共体、日本、中国四极中的一极。俄罗斯《真理报》1993年3月的一篇文章说，对中国“我们俄罗斯只能羡慕”。“中国已形成多种成分的经济，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公有制，并以个体和私营成分吸引外资作为补充。……更应想到的是中国是在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主权、民族自豪感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苏联政府总理、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执行主席雷日科夫1997年8月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正在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稳步前进[30]。更有外国朋友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

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改革开放和国际竞争合作的道路，这就不仅调动了本国人民的积极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为外国企业家到中国这个大市场经商、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这与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苏联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机遇对于一切愿意尊重中国主权和从事合法经营的外商都是平等的。在西方经济陷入持续衰退或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正在变成现实。据统计，到1996年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资项目28万件，实施金额达1772亿美元。其中，外国大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的投资增加很快，至1996年已有二百多家跨国企业进入中国。[3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孤立中国做不到，也没有什么出路，只会使自己受损。[32]日本一位学者说得明白，“在世界工业产品的出口中及不同产品的供求预测中，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格局：中国说话时，世界都在倾听”[33]。

但是，西方国家中少数人始终坚持顽固的反华立场。自从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他们就把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是“最后一个眼中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正在拼命散布“中国威胁论”，挑起“新的冷战”。他们有意夸大中国的实力，刻意歪曲中国的政策。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当中国摆脱200年软弱和耻辱，并终于能“博得他们应受的尊敬和尊重时”，“中国人不论朝哪个方向看，美国都在对它进行挑衅”[34]。他们推行“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政策，暗示“今后的10年要努力把中国引导到理想的方向”[35]，企图和平演变中国。同时他们还鼓吹“分裂中国”。日本也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其实现亚洲霸权的障碍，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攻击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但是，美日朝野仍有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反对遏制中国而主张与中国友好交往。美国政要人士一再表示，“美国经不起再失掉中国”，“遏制中国肯定会违背美国利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于1997年8月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今后10年的发展将对我们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他们都表示要“加深”同中国的“对话”。至于一些前总统和前政府要员，都非常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7年6月，3位前总统布什、福特和卡特，6位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等，10位前国防部长佩里、麦克纳马拉等联名写信给白宫，要求保持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基辛格公开反对煽动美中对抗，强调美中关系是亚洲稳定的关键。在日本，当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于1997年8月17日发表侵犯中国主权的谬论称，日美两国的防卫合作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后，立即遭到执政的社民党和先驱新党的反对。

尽管俄国当局从长远看对中国的崛起会做何种进一步的反应尚有待观察，但俄中之间和解气氛越来越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报刊指出，“一些俄罗斯分析家认为，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对俄罗斯是更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样板。俄中两国的强硬派认为，抵制西方民主国家颠覆性政治文化侵袭是他们的共同事业”。而且中俄都一致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他们还指出，“中俄关系比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都好，这自5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36]。虽然，也有个别人对中国的崛起抱有错误看法，如俄军中有个别领导人“随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但立即遭到俄联邦国防部长的严厉批评[37]。当前，俄联邦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均对中国的发展和中俄关系持积极的乐观态度。总的来说，中国的崛起对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保持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这已成为美日俄三国政治家和学者中有识之士的共识，并将在今后一再为事实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