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目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Earl Babbie）指出，就很多方面来说，20世纪并不是人类最好成绩的年代。除了自由风尚以外，在20世纪，人类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核武器大浩劫的威胁和越战等。冷战冰释是人类的一大解脱，不过，人类对其居住环境的破坏，却日益让人忧心。这些显然都不是好事。很多睿智的观察家都著文讨论，认为20世纪的人们缺乏安全感并感到抑郁。同样，这个时代也让产生于校园的数不尽的个人和社会运动致力于改革人类事务，也许你就是其中一分子。

看世界万事流殇，如果你们想要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对子孙后代的生活有所贡献，其实有很多选择。社会问题包罗万象，偏见和歧视仍在我们周围。简而言之，想要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活的不同凡响，可有无限的方法。在众多可以让生命充满意义的选择中，为什么要把时间耗费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我想首先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让你们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社会学理论、抽样、访谈、实验、计算机方法等，而这些东西看起来和解决社会的迫切问题距离遥远。事实正好相反，社会科学不仅和上述重大问题有关，而且可以为这些问题寻求解答。

我们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是由我们所拥有的科技引起的。核武器的威胁就是一例。我们向科技和科技专家寻找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是没有道理。很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每种科技解决方案都制造了新的难题。譬如20世纪初，很多人担心街道上的马粪会带来危险。这个问题在汽车发明后就解决了。现在没有人担心街道上的马粪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担心空气中更致命的污染。同样的，在过去的岁月里，为了避免核武器的攻击，我们发明了威力更大的炸弹和导弹，这样敌人就不敢攻击了。但是，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效果。因为它激发我们潜在的敌人也制造更强、威力更大的武器。虽然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已经削减了核武器，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会同其他国家形成类似的竞赛。在核武器的疯狂竞赛中，科技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简单的事实是，仅仅依靠科技是没有办法拯救人类的。科技并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有我和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我们如何组织和运作社会事务，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只要你想想：虽然有各种科技的解决办法，但是所有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譬如，人口过剩就是当今世界非常迫切的难题。目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口，严重地盘剥着这个星球的生命维持系统，而且人口的数量还在逐年增加。如果研究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人类拥有控制人口增长的所有科技。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可以随意地控制地球的人口增长。但是，人口过剩的问题却日益恶化。很显然，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是一个社会课题。造成人口增长的因素，在于构成组织化社会生活的形式、价值观、习俗，这些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些因素包括有关“真正女人”或“真正男人”的信念、家族延续的重要性、文化传统等，最终，只有社会科学才可以把我们从人口过剩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者思考一下地球上的饥荒问题。每年有300～1500万人因为饥饿而死。这就是说，每分钟有28人饿死，其中21人是儿童。每个人都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大家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我们相信这是无法逃避的现象，也因此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并希望总有一天，有人会发明一种生产食物的方法，彻底消除饥荒。但是，如果你们研究世界饥荒问题，肯定会大吃一惊。首先，你们会发现目前人类所生产的食物早就足够喂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且，这个产量还不包括让农民减少粮食生产数量的耕作计划。其次，你们会发现我们早就有详尽的计划和试验过的终止饥荒的方法。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多个国家曾经成功地解决了饥荒问题。有的通过食物配给制度，有的通过土地改革，还有的是集体制，农耕企业化等。很多国家实行了绿色革命。总而言之，这些方法都被证明完全可以消灭世界上的饥荒。但是为什么饥荒始终存在？答案还在于社会生活的组织和运作。食物生产的新发展会和以前一样，不能解决饥荒问题。除非我们可以主宰社会事务，而不是被事务所奴役，否则人类将继续饱受饥荒之苦。

人口过剩和饥荒问题也许离你们太远，在那“遥远的地方”、地球的另一边。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只讲结论。渐渐地，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远在天边”，取而代之的是“近在咫尺”。不管你们如何看待世界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你们家后院，甚至前院，社会问题的发生是无止境的，商业的欺诈、通货膨胀、失业、无家可归、犯罪、虐待儿童、偏见和歧视、环境污染、吸毒、增加赋税，以及公共服务减少等。

除非我们了解社会问题形成和延续的原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考察和了解人类社会事务的途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通常我们不曾知晓的、揭示事物的视角和技术。就像俗语所说，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厘清事物。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贫穷似乎是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最有争议的就是社会福利，尤其是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现金和食物补助。这项福利计划的目的是希望帮助贫穷人家，让他们重建财务生机，但是，许多人抱怨其所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人们关于福利活动的想象部分地可以从苏珊·希汉（Susan Sheehan）的著作《福利母亲》（A Welfare Mother，1976年）中得到反映。该书描述了一家三代依靠社会福利的境况，指出社会福利拴住了穷人，而不是帮助他们摆脱贫穷。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回应希汉的观察，指出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在美国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这个国家大约1/10的人口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国家的社会阶级，几乎没有人希望打破阶级局限获得自由。或许我们应该称这些人为被抚养的美国？”

很多人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社会福利制度让穷人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1990年）。罗夫·西格曼（Ralph Segalman）和大卫·马兰德（David Marsland）也支持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地的穷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在依靠福利的家庭中出生的小孩，长大后也比较容易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依靠社会福利维持生活。

社会福利作为暂时的补助（这是大众的认知）和社会福利作为永久的权利（这是主管社会福利官员和规划者的认知）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蕴。社会福利国家，总体上而言，已经放弃了让当事人恢复自给自足地位的观念。原本应该是暂时的援助，却变成社会福利国家永久的成本。 结果是，社会福利阻碍了生产力和自给自足，并且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得到认可的行为——把依赖当成规范。

这些针对社会福利制度负面效果的观点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中间，甚至存在于对这个制度的宗旨持同情立场的人中，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葛瑞格·邓肯（Greg Duncan）指出，人口普查资料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贫穷的人被困在贫穷之中不得脱身。谈到各个时期贫穷人口的比例，邓肯说：这类人口逐年变化的百分比通常不超过一个百分点，人口普查的其他指标也显示，贫穷人口的特征每年变化不大。资料一再显示，穷人通常来自女性、低教育程度者和黑人当家的家庭。有证据显示，连续两年有1/8的人口是穷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和有关穷人的总数不变的推断是一致的。还有，证据和刻板印象也一致，即穷人恒穷，最贫穷的家庭几乎没有机会自我改善生活。但是，邓肯又忠告，对这类人口的如此观察可能隐匿了某些变化。尤其是不变的贫穷人口百分比，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同一批家庭年年都处于贫穷之中。理论上，每年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家庭。为了确定贫穷和福利的真正本质，密歇根大学进行了收入动态的广泛研究。他们追踪了1969—1978年10年间5000户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其间正好是希汉所称的“福利母亲”时代。结果发现，在1978年有8.1%的家庭领取部分福利，3.5%的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社会福利。而且，这些百分比在十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表面数字的背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10年间，有1/4的家庭至少领取过一次社会福利金，而且福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只有一半多一点的穷人在下一个年度还是贫穷，而只有一半不到的穷人在接下来的几年持续贫穷”。十年中，只有2% 的家庭每一年都领取社会福利金，只有1%的家庭十年里不断接受社会福利。

这些资料展现了不同于一般人所想象的贫穷景象。在总结他的发现时，邓肯说：大约1/4的家庭，在十年间至少有一次从社会福利那里获得收入来源，但只有2%的人长时间把福利作为收入。很多家庭是因为丈夫死亡、离家、失去谋生能力导致经济危机，才依靠福利渡过难关，支持他们找到全职工作或再婚或两者兼有。还有，大多数来自接受福利家庭的小孩，在离家和自己组织家庭以后，不再领取福利金。

社会社会科学家研究的许多事物，包括所有刚刚提到的问题，会牵涉许多人深刻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这会使得对事实的有效探讨更加困难；我们常常只是确认了原有的偏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提供探究事物的合乎逻辑和利于观察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越过个人的偏见，超越个人的眼界来看世界。这就是掌握着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超然领域”。在一个越来越压抑和觉醒的时代，我们不断地希望逃避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转向和自身利益有关的事物。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面对问题，并且体验如何改变世界。机会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诚挚邀请你们接受挑战。我们很愿意和你们分享社会科学的乐趣。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

作为思想文化和精神意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社会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学术演进的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离不开学术传承的相互整合，又离不开学术创新的相互激**。要对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就必须对文章、专著、课题、奖项（还有研究报告和学术会议）这四大板块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必须进行全面思考与理性分析，做出合乎实际与逻辑的结论。

如何看待文章和专著。“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章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人人都可以写文章，个个都可以搞科研。没有众多人的探索，没有探索中的失败与成功、分化与趋同，学术就不可能得到发扬光大。只有对一个个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只有将众多问题进行有机整合，学术才能碰撞出灿烂的思想火花。所以说，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社会与人生，进行探索与研究，写出的文章是不会没有价值的。哪怕这种探索与研究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获，也能为推动社会科学向前发展尽绵薄之力。然而，是否作了探索与研究，其文章就一定能发表呢？不一定。人的思想有深邃与浅显之分，思维有活跃与木讷之别，思路有清晰与混沌之异。那种见解不深刻、逻辑不严密、表述不畅达的文章，自然难以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会无人问津；而那种提出新观点、发掘新材料、创立新写法的文章，当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阅读欣赏。

在对一个个问题进行研究，并以一系列文章表达观点之后，人们思索着如何把这些问题撰写成书，尝试着用书的形式来表达其思想的全过程。书可以让研究者尽情发挥、纵横驰骋、洋洋洒洒；书可以让研究者反思历史、剖析现实、考问人生。但是，书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并非易事，它要有一个思想体系蕴含其中；一个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一个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它离不开追问与解答。特别是那种被称之为专著的书，就必须要在某个问题的研究前沿中站稳脚跟，或者能在某一学科中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学术著作，既不是调研报告，也不是对策咨询；既不是文章精选，也不是资料汇编；既不是读本辅导，也不是经典解析，它必须是纵深挖掘学术矿藏的睿智之作，表达的是研究者对问题的反思和独到的见解、深厚的思想素养和崇高的职业操守。学术著作是研究者积多年学术思考而成的专门之作，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十年磨一剑，甚至是终其毕生之心血。那种动辄一年出一本书，那种年纪轻轻就著作等身，真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学术研究真传。

如何看待课题和奖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它不一定都要设立众多的课题，也不一定都要成立课题组而集体攻关，它的个人行为更多些，自由度更高些，依赖的更多是文献、体察和悟性。以往那些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取得一流成就的大师，他们只是从社会实际和学科特点出发，结合个人主攻方向甚至兴趣爱好而进行科学研究，结果一样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今，随着社会领域的扩展和社会科学问题的激增，各种课题也应运而生了。但是，那种为题课而课题，离开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真实兴趣的所谓研究，是不会有靠得住的成果的。另外，只有那些对民族精神有弘扬作用、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影响、对历史文化有重要传承、对学科发展有创新意义的课题，才是值得研究的。

现实情况表明，获奖不仅是对一个人某件作品的肯定性评价，而且会对他所从事的工作起到精神推动作用，有的还会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不能仅用获奖这一标准去界定和衡量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是靠获奖来体现其自身价值的，也不是靠获奖来赢得读者认同的，它的价值与认同在于，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积极探寻、对民族精神性格的正面塑造。

如何看待科研量化与考核。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就应该有对它的量化与考核。从目前的情况看，科研量化与考核必须做到如下两点：

一是正确地认识科研。科研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可以引领学科和培养新人，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就社会科学所涉及的范围如高校而言，科研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教学业绩评估、职称评定和学位授予、重点学科建设评比验收、学术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科研也离不开报刊和出版社。如果没有报刊和出版社，那么，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就会“胎死腹中”，就会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思想状态完全脱节，一句话，就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是科学地进行科研量化与考核。传统意义上的科研量化与考核，不外乎对一个教研人员一年中的论文、专著、课题、奖项的认定，这是不科学不全面的。 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量化与考核，是对一个教研人员若干年科研成果完成情况的认定，按照这种量化与考核，即使是将教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与岗位津贴、职称学位、荣誉头衔等挂钩，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科研有自身规律，也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量化与考核也要讲究科学性，要定若干年为一考核周期，不能以一年为周期来考核教研人员的文章、专著、课题、奖项情况。一年一考核，容易给教研人员造成压力，也容易造成“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

如何看待科研成果评价。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不是只看它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是只看它被转载引用的频次，关键还是要把这篇文章摆在它那个学科中进行比较，摆在它那个类属中进行鉴别，看它是有新视角、新材料、新观点，还是有对前人他人旧说的超越。尽管摘转率和引文率是学术成果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不能完全衡量出学术成果的分量，它们只是有所反响而不是全部反映。同样，看一部专著好不好，也不是只看它的出版社，不是只看它的字数多寡，特别不是只看它的书评及其反映。书评中的那种被称之为“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填补空白之作”、“开启先河之作”的专著，其质量不一定都靠得住。唯有看它的学术成分，从它文本的原汁原味中，看它有何新建构、有何新拓展、有何新修正、有何新补充、有何新启发。

看一项课题好不好，不是只看它的前期成果如何、学术前沿了解如何、设计论证如何，而是要看他对问题的把握，看他的学理和思辨。计划立项部门不能只做那种按申报数比例最后评出多少项目，还要建立学者档案，及时了解其研究方向、重点和成果，加大委托力度及其公正性，确定一批重要项目经专家认定直接下达给有实际研究能力的真正的学者。同样，看一项获奖成果，不是只看该成果评奖单位的行政级别，也不是只看奖项等级，而是看它的实际作用与学术价值。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有两条必须把握住：一条是不以海选确定评委。确定评委一定要从学科出发，量力而行。评委自身要过硬，就是所评领域的有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的专家，而不是纯行政官员或学术官员。另一条是不以匿名进行评审。一项非常严肃而有价值的学术评奖活动，不是心照不宣的暗箱操作，也不是“排排坐，分果果”，而是摆在桌面上面对面打分签名，“真金不怕火炼”。匿名评审既会使评委把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摆脱得一干二净，又会使评委与评委、成果持有者、组织评审机构之间发生不正当的行为。

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社会科学总还是需要的；社会科学不管繁荣到何种程度，学术文章和学术专著也总是不可或缺的。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是学术界、报刊出版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长期值得关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只有正确看待社会科学研究及其评价，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与价值，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