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已经30多年了，重建初期兴起的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已经沉寂，人们大都致力于对实际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然而实证研究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而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正是要找出社会学观察社会的视角，并从这个视角出发建立一套理论。命题必须有理论支撑，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命题就能解决问题的。

早在1917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为题，出版了他的社会学著作。齐美尔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地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的，所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当说齐美尔的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准确的。

建构社会学理论必须有哲学方法论作指导。孔德和涂尔干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其哲学思想渊源于孔多塞、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自然神论；韦伯建立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德国的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帕森斯的功能理论是对涂尔干和韦伯理论的结合，其哲学思想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集体主义，也有个人主义；霍曼斯和彼得·布劳的交换理论，其思想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观点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加芬克尔的规范反叛实验所要证明的是“共同感知世界之可能”，所以他的民俗学方法论是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些都表明，要想建立社会学理论就必须首先进行哲学思考。

我们认为，按照逻辑和历史一致性原则，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在人类出现之前，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有没有超自然的精神存在的理论；第二个层次是在人类出现之后，关于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关系的理论；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哲学，即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理论。在这个层次上，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与社会哲学原理是一致的，没有必要、也很难把二者作明确的划分。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社会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因为这个分歧把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的视角分成宏观和微观两种。从中国传统文化上看，社会本位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孔子的“仁”，孟子的“义”，都是主张个人的价值在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对社会没有贡献，个人就没有价值。当代“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说法，也反映社会本位主义。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多是宏观大论，很少有微观分析。我们则主张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建立自己理论的哲学指导。

从认识论上讲，不论是主张社会本位主义还是主张个人本位主义，对事物的认识都不能从整体入手，而必须从个体入手，对个体的属性进行抽象，然后把抽象得到的规定性返还给事物本身，使人对事物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具体已经不是模糊的感性具体，而是包含多种互相联系着的规定性总和的具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是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建立在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历史过程也是逻辑过程；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因此逻辑要符合历史，认识又要符合逻辑；于是历史过程、逻辑程序、认识过程三者一致的法则，就成为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因此，遵循着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致性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建立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外，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理论也必须先说清楚，是建立孔德、涂尔干那样的理论呢？还是建立像韦伯和帕森斯那样的理论？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是实证理论，韦伯和帕森斯的理论是工具理论。比方说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幢楼房，那么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是对这幢楼房的写生画，韦伯和帕森斯的理论是为建造这幢楼房而设计的图纸。前者是实证主义理论，后者是工具主义理论。我们要建立的理论是对现实社会的写实，但是不像孔德与涂尔干那样片面地强调社会本位，而主要社会与个人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