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什么导致了人类认知和思维的独特性时，很多认知科学家的一种默认答案可能是像“一般智力”一样的东西。他们的观点是，既然人类演化出很大的大脑，而大脑又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人类就有能力以更多、更好和更快的方式进行所有类型的认知加工，包括思维。即使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确，人类独特的思维如何在演化上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采用极端的观点，仅说因为聪明比愚笨更具有适应意义，所以人类变聪明了，这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个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所以”故事（just-so story）。同时可以飞翔和走动比仅仅只能走动要好，那么人类为什么没有也会飞呢？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合理的演化理论必须建立在涉及一套具体境遇的演化情景的基础上，在这套境遇中，一套特定的认知技能为掌握它的那些个体提供了一连串优势。

就一般智力而言（如果说这是一种有用构念的话），最近研究数据显示，更为具体的叙事无疑更贴近我们的社会现实。赫尔曼等人（Herrmann et al.，2007，2010）对同人类亲缘最近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和猩猩以及2.5岁人类儿童进行了大样本研究，他们以一套综合性认知测验对被试进行了施测，来评估其应对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技能。如果人类和类人猿的区别是基于一般智力，那么人类儿童在所有任务中的表现都应该同类人猿有区别，然而，结果并非如此。结果显示，人类儿童和类人猿有相似的应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技能，但那些虽然只会使用一些语言的人类儿童（离可以阅读、数数和上学还有几年），已经具有了比类人猿更为复杂的应对社交世界的技能。因此可以假设，人类成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比其他类人猿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强大的一般智力这样的适应，而是因为他们从儿童期开始的成长过程中，就使用特殊社会认知技能同他们文化下的其他人就所有新事物（包括使用各色人造物和工具）进行合作、交流以及社会学习（Herrmann & Tomasello，2012）。

类似但不同的商榷同样适用于那些描述虽然窄化但仍属于领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的解释人类独特认知过程的理论，此类最系统的尝试是佩恩等人（Penn et al.，2008）做出的。他们认为，使人类认知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是人类理解和推理各种高阶关系的能力。除了他们引述的一些有关类人猿的数据存在争议，总的问题在于该理论预测人类和类人猿在处理不同领域活动中的多类问题时，存在全面差异。然而，这同赫尔曼等人（Herrmann et al.，2007，2010）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此外，佩恩等人并没有提供同人类关系概念相连的特殊技能在何种适应场景中得以演化的详细叙事。实际上，第三章专栏1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备选解释：人类尤为复杂的关系思维源自对各类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中不同个体角色的理解。这样，这种特殊的关系思维形式，仅仅是对新的社会参与形式产生的认知适应罢了。相似的还有科尔巴利斯（Corbalis，2011）的观点，他指出，人类认知独特性的关键在于递归（recursion），尤其体现在语言、心理时间旅行和心理理论中。在我们的解释中，递归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并非全部，相反，它是人类彼此用特殊方式合作和交流的一个产物。同时这种特殊方式，恰恰也是人类在合作性（明示-推理）交流过程中推理时必然要使用的。

第二种解释人类认知独特性的假设涉及语言和/或文化。就语言而言，一些理论家的解释指向了人类独具的不同类型的计算过程，借助它们，语言使不同类型的组合/句法生成性和递归成为可能（Bickerton，2009）。更具哲学思维的理论家在解释推理时把焦点放在了语言上，那就是，人类为揭开事实而做出的断言，并借助表达出的理由（如同科学、数学，或者法庭和政治纷争中用到的理由）试图去向他人证明这种断言的合理，而这只有借助于某些类别的语言才能成为可能（Brandom，1994）。当然，没有人可以驳斥语言在人类思维中的重要性，实际上，语言也是我们提出的人类认知演化过程中第二步的关键成分，但依我们当下的观点，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只在演化中的晚些时候才会发生。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服务于联合意图性（如联合目标、共同概念基础、递归推理）的一些早期适应使得人类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语言的最终出现是人类活动习俗化和规范化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Tomasello，2008）。在我们看来，说只有人类具有语言如同说只有人类建造摩天大楼，事实上，在灵长类中也只有人类建造稳定的居所。但语言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巅峰，而不是其基础。

与此相关，很多社会和认知人类学家坚信，同其他灵长类的认知相比，人类认知最卓越之处在于其存在的跨群体变异性，而这也证明了文化过程在其中的基础作用（Shore，1995；Chase，2006）。个别后现代理论家更激进地宣称，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发生于人类文化的递归实践当中，所以人类的独特思维只有在这一文化框架下才成为可能（Geertz，1973）。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的问题同样是这种独特思维的演化起源，仅有上述理论是不够的：甚至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产生之前，人类思维就已变得独特，这尤其受益于物种一般性的合作、合作交流和联合意图性的演化（这仍然可以在当今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儿童具有的物种独特的技能中发现）。这些技能使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文化的演化和发展成为可能。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理查森和博伊德（Richerson & Boyd，2006）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群体选择在人类所具备的很多独特属性当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我们演化叙事的第二步同样涉及这一过程，但问题同样在于，文化的产生首先需要很多前提性的和伴随产生的人类独特能力，进一步使得文化群体选择成为可能（如一致性、习俗化和规范化）。既然一种文化包含有做事情的习俗化方式（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文化就是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些东西在习俗化发生之前就已经很复杂，并掺杂着自然的基础性合作成分。

所以，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语言和文化对现代人类认知和思维的产生来说是必需的。然而，前面已经提到，某些人类独有的社会和认知过程是语言和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例如，那些同一般性的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相连的成分。而在人类演化上，它们比语言和文化出现得更早，抑或同期出现。因此，一个完整的解释必须承认这些早期或同期出现的过程的作用。实际上，依我们的观点，如果要了解语言和文化在社会参与和社会交流中以何种方式工作，需要对背后涉及的联合和集体意图性过程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Tomasello，1999，2008）。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来自演化心理学家。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 & Cosmides，1989）提出了一个“瑞士军刀”隐喻，该假设认为，人类心智包括多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模块（module），它们演化而来，以解决那些具体的无关联问题。在这些模块当中，很多的以及那些很重要的模块大都起源于早期人类以及他们的小群体社会互动。在认知心理学中，那些演化作用非常小（evolution-free）的领域，把焦点放在面临的专化适应挑战以及为应对它们而演化出的认知能力上，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实践中，演化心理学家主要把重点放在了诸如配偶选择和**回避等非认知问题上（或者仅涉及微量认知成分）。就认知而言，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 & Cosmides，2013）仅满足于简单地指出在多个领域（domain）人类认知体现出其演化印记的多种方式。例如，在推理领域，解决一些逻辑问题时，把问题放在同演化适应环境相似的背景中会使被试表现更好；在空间认知领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好的空间记忆，因为空间记忆是对植物采集问题的适应；在视觉注意领域，人类对动物的到来和离开尤为注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家并未对一般性的人类认知模块或它们同其他灵长类相关联的一些具体方面给出综合解释。

从上述一般视角出发（以模块和适应为焦点），还有一些理论为解释人类认知的独特性做出了更系统的尝试。首先，施佩贝尔（Sperber，1996，2000）指出，像所有动物物种一样，人类拥有很多高度专化的认知模块（如对蛇的探测和面孔识别），以及一些更一般的模块，如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和直觉心理学（intuitive psychology）。这些模块支撑了他所谓的“直觉信念”（快速、不受证据影响）。使得人类认知尤为有力的是一类超级模块（supermodule），它们使个体的元表征（不仅认知性地表征这个世界，也表征他人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表征）成为可能。个体借助命题（组合和递归）进行此类表征，进一步导致施佩贝尔所谓的“反思信念”（也许通过好的理由或采用个体信任的他人信念而形成）。如果其他动物也进行元表征的话，那么仅会是以不涉及组合和递归的极为初级的形式进行。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实际上，施佩贝尔认为可能存在三个不同的元表征模块）使得从合作性（明示-推理）交流到教导和文化传递，再到同他人辩论时的推理的一切事情成为可能。同时，元表征能力和同样也是人类独有的语言模块协同演化，并存在交互影响。

卡拉瑟斯（Carruthers，2006）认为，非人灵长类的认知涉及表征和推理，但它们的认知模块具有的“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导致了它的局限性。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因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断有额外的模块加入，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读心系统（比类人猿能做得更多）、语言学习系统、规范性推理系统。这些模块在同一情境中可以同时发生作用，创造出新事物。此外，人类演化出一种在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和排演行动计划的倾向（disposition），使得不同模块之间可以更灵活地相互作用。

结合人类遗留痕迹，米森（Mithen，1996）尝试系统地提出了一个人类认知演化的模块理论。他对早期和现代人类进行了区分，指出早期人类在认知上相对受限，几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各处都使用着相同工具，没有符号化行为。在对这种限制的解释上，他假设早期人类像大多数动物一样，拥有若干不同且互不嵌套的认知模块。特别是，他们具有针对工具的技术智力、针对动物的自然史智力、针对同伴的社会智力。但这些智力都不会同其他模块发生相互影响。作为现代的人类，我们获得了符号能力和语言，使得这些模块可以共同工作，创造出同现代人类思维相关联的“认知流动性”[1]（cognitive fluidity）。

这些具体的演化心理学解释有一个共同点：非人灵长类，甚至也许还包括早期人类，被一系列高度区隔的模块支配。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认知过程都是相对狭窄和不灵活的。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为宽广且灵活，因为人类拥有包括一些更新的模块在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作用或相互连通（通过元表征、符号、语言，或者一些诸如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的平行过程）。这意味着非人动物（或许包括早期人类）仅操控第一系统的直觉推断，现代人类却可以额外地在实际思维的基础上操控第二系统的反思推理。但是这种除人类之外，其他动物都具有的严格模块论的观点，却同类人猿思维研究中的数据完全不匹配。并无证据显示类人猿仅受高度区隔模块的支配，实际上，本书的第二章已经呈现了相反的证据。在物理领域和社会领域借助抽象表征、简单推断和原范式（由物理因果性和社会意图性建构）行动之前，类人猿常常都会使用第二系统加工进行思考。在我们看来，上述尝试性解释都是符合模块论的，同时也为人类灵活性思维腾出了空间，不过不能同已有实证证据很好地匹配。

同样，考察这些不同理论家假设的具体模块之间的不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实际上，它们常常在分析的不同水平上发生作用（类比对蛇的觉察/面孔识别与技术智力/规范性推理）。或许我们可以把其汇编成一个更为系统和综合的清单，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模块理论家对起源问题的探求常止步于探寻某一模块的单一演化功能（它对什么有用）。广为所知，在演化上，新功能常常由已有结构催生（或许通过把这些结构以某些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例如，规范性推理模块几乎一定由服务于一些事情的技能和动机建构而来，如进行个体推论、顺从他人和群体、评估他人和对他人评估保持敏感、合作交流以及其他技能。着眼于考察当代人类认知结构的单一演化功能［通过逆向建构（reverse engineering）］，会遗漏演化的动态性，即随演化发生的已有结构拼凑创造新功能的方式。这种动态性意味着，依赖共同起源，很多认知功能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关系。例如，一个诸如合作觅食的复杂适应行为可能包含很多子成分过程，如快跑、精确投掷、有技巧的追踪（更不用说联合意图性这一技能），它们都可能有其他适应功能，或者对其本身而言，或者将其放在其他复杂行为中来说。一旦我们越过解决那些伴随有即时和迫切适应收益（如配偶选择和天敌觉察）的窄化问题，这种层级结构对理解不同认知技能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就会变得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并不倾向使用暗示着静态结构或工程视角的“模块”，相反，我们更倾向选择暗示着动态演化过程的“适应”一词。适应可能有窄化的瞄定目标，我们自己这里也借助了习性学中同模块概念在精髓上有着紧密联系的适应专化这一概念（蜘蛛结网）。然而，也有一些其他适应可能有着更广的适用，或者一开始就有，或者通过实践的推移逐渐扩展。例如，类人猿似乎并不是专门对工具使用形成适应，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同样如此（仅有一些猩猩群体存在一些例外），但所有圈养的类人猿都能在适当的情境下娴熟地使用工具。这样，这里的适应似乎更多地服务于操控物体时的因果理解，如果个体需要，则可应用于工具使用（这可以同一些鸟类对比，在它们身上，适应似乎专门服务于工具使用）。

沿着上述思路延伸，我们可以问是否真正存在领域一般性的横向（horizontal）能力（这里的隐喻是，诸如空间和数量这些具体内容是纵向的，诸如表征、记忆和推理等一般过程则是横向的）。一些模块理论家相信，看似横向的能力并不代表某个领域一般性的过程，相反，每个模块都有与其他模块无关的自己的计算过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遗漏了复杂适应中层级结构的重要性。诸如认知表征、推断和自我监控这类过程，可能最初（一些远古爬行类祖先）是从一些相对窄化的行为专化（behavioral specialization）的背景中适应而生的，但随着新物种的演化，面对着新的复杂问题，这些过程在许多不同的相当宽泛的适应当中被选配（co-opt）为亚成分使用。在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机体中，如类人猿和人类，这种选配过程尤为重要。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广泛发生是认知灵活性的一个核心成分。

最后，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在我们看来，服务于共享意图的人类技能和动机并不代表着发生于个体层面的典型适应。早期人类有他们自己的个体性认知技能，但随后他们开始试图通过联合注意去同他人就联合目标保持协同。然而，解决这些协同问题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相反，它为早期人类打开了新的操控方式，特别是就包括经验中修正后表征和推断过程在内的几乎所有事件中进行参照**流的可能性。这样，共享意图的出现导致了涉及个体性意图/思维的所有过程的重构、转换和社会化（即便不是前所未有，这也是一个不一般的演化事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使用不受此过程影响的第一系统加工，实际上，他们经常会对事件发生概率、道德两难处境、危险情境等（Gigerenzer & Selton，2001；Haidt，2012）做直觉决策（gut decisions）。然而，对于上述问题，人类可能用第二系统思维进行考虑甚至交流，虽然这并不会影响他们最终的行为决策。因此，服务于共享意图的技能和动机几乎转变了人类针对每一件事情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几乎可以交流一切事情）。

无论如何，如同在开头提到的，所有这些假设（前面回顾的三个）同共享意图假设都不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它们都没有专注于人类思维和对应的成分加工。我们认为，它们每一个都揭示了独特人类认知和思维真相的一个部分，但我们这里的解释更具概括性，它涵盖了人类思维的所有不同方面，并且在解释演化过程如何在已有成分过程基础上拼凑复杂行为功能的方式上更加正确。此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共享意图假设同样和人类社会性演化的当代理论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