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1915年底袁世凯玩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皇冠不久就滚落在尘埃里。1916年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活活地气死了。

袁世凯统治垮台，对我的通缉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议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年2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凯政府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约，内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经手人梁士诒从中捞了很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已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法国的大批华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由于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我们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们争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赠势还象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了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哪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

我这时一面在交涉条约的事情，一面又进行第二个任务，就是办留法勤工俭学，设立了一个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了湖南。于是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目睹国内的混乱和腐败，眼前一片黑暗，仍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证明，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地做下去。这时北洋军阀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站在一边，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多数省份的督军站在另一边，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勾心斗角。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包围国会，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过对德参战案，以便借此机会，大借外债，扩充实力；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勾引顽固派张勋进京。其实张勋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6月张勋进了北京，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準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政权。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民元约法”被军阀完全撕毁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府，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