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智的君主，并不需要亲自了解所有的事物，而是要明白作为君主应该掌握的核心原则。一个擅长治理的君主，并不是每件事都亲力亲为，而是要懂得如何驾驭百官、把握大局。只要君主能够掌握百官的要领，国家的事务就能简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如果君主能够明确自己应该把握的原则，那么权力就会集中，奸邪之事就会停止。没有奸邪之徒，那些空谈的人就不会来，真实的情况就会显现出来。人们不再掩饰，事实就会摆在眼前。这就是所谓的最高境界的治理。

在这个最高境界的治理下，百姓们不喜欢空谈和虚浮的言辞，也不喜欢那些不切实际的学说和流言蜚语。贤良和不肖的人都会回归自己的本性，表现出真实的情感和行为，不再伪装自己。人们保持着纯朴的本性，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人们的能力如何，都可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安排适合的职位。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发挥自己的长处。

君主应该摆脱个人的好恶情感，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虚无为本，倾听那些有用之言。这就是所谓的“朝”。在朝廷上，君臣共同探讨理义，共同制定法则。如果君主能够秉持这种态度，那么那些有理义之士就会前来归附，法则的制定和实施就会得到保障。而那些奸邪之徒、贪婪伪诈的人就会远离朝廷。

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清除奸邪；清除奸邪的关键在于管理好官员；管理好官员的关键在于掌握好治理之道；掌握好治理之道的关键在于了解人的本性和命运。因此，子华子说：“一个人如果厚重而不博学，专心致力于一件事情，保持正直的本性，那就是值得喜悦的。他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就足够了。只要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就能够使四方夷狄归顺。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才能够做到不面面俱到而又能够周全。这就是神农氏之所以能够长久统治，尧舜之所以能够彰显圣德的原因。”

作为君主，如果自己聪明而认为别人愚笨，自己灵巧而认为别人笨拙，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向君主请示和汇报。这样一来，君主就会应接不暇，无法了解所有的情况。即使君主再聪明再灵巧，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如果君主不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需要应对的请示又太多，那么君主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君主经常在自己的下属面前陷入困境，那么他还怎么能够统治人民呢？如果君主陷入了困境而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那么他的祸患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君主就是所谓的“重塞之主”，他的国家就无法长存了。

因此，一个有道行的君主，应该顺应自然而不强行干预，责令下属而不随意发号施令。他应该摆脱个人的想法和意愿，保持清静虚无的态度来等待时机。他不应该说自夸的话也不应该做夺人之事。他应该督促下属明确职责、审查实际情况；应该让官员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应该以不知道为最好的状态；以不干涉为最实际的行为。尧曾经问：“我要怎样才能像日月那样普照大地呢？”舜回答说：“我要怎样才能让四方的荒远之地都归服呢？”禹说：“我要怎样才能治理好青州和北方地区以及那些奇异之地呢？”

在赵襄子的时代他以任登为某地县令。任登在上计时对赵襄子说：“某地有个叫胆胥己的士人请求见您。”赵襄子见了胆胥己后任命他为中大夫。相国说：“您只是听说了他而没有亲眼见过他吧！怎么能这样轻易地就任命他为中大夫呢？这不是我们晋国的惯例。”赵襄子说：“我举荐任登时已经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现在任登又举荐了胆胥己我也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样做可以让我耳目所及的人才源源不断。”于是赵襄子不再多问就任命胆胥己为中大夫。赵襄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懂得任用人才的重要性只要让贤者尽力施展才华就足够了。

作为君主最大的祸患在于任用了人才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或者任用了他们却又让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议论他们。要渡过江河就要依靠船只；要到达远方就要依靠骏马；要成就霸王之业就要依靠贤才。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船只”和“骏马”。君主疏远自己的父兄和子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任用厨师、钓鱼人和仇敌、仆役也并不是因为君主偏袒他们。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维护国家社稷和建立功名的需要。这就像大工匠建造宫室一样必须先测量好大小才能知道需要多少木材；必须先评估好工程量才能知道需要多少人工。同样地如果君主能够听取小臣吕尚的意见那么天下人就会知道殷周将要称王；如果君主能够听取管夷吾、百里奚的意见那么天下人就会知道齐秦将要称霸。这些贤才的作用难道仅仅像骏马那样只能跑得远吗？

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固然有人才的辅助但亡国的君主也同样有人才的辅助。桀任用羊辛、纣任用恶来、宋任用唐鞅、齐任用苏秦结果他们的败亡被天下人所知道。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才却想要取得成功就像夏至之日却想要夜晚变长一样；又像射鱼时却指向天空想要射中目标一样荒谬。即使像舜、禹那样的圣明君主在遇到困境时也会感到困扰更何况是那些普通的君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