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俑”，自六朝至唐，尚留存不少，很可以供给画家和排演电影的人作参考，人形玩具如能保留，亦可有不小用处。但玩具殉葬到底是绝少数，平常玩耍过后全部毁弃，古时玩具无由得见。这不但是实物难得，便是文字纪录，也极不易找，盖由中国文人太是正经，受儒教思想的束缚，对于生活细节，怕涉烦琐，不敢下笔的缘故。汉人在《潜夫论》中有云：“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可以代表士大夫的玩具观。我们从佛经中看来，印度就要好得多多。如在《大智度论》中说：“人有一子，喜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末句轻轻四字，是多么有理解的话。又《六度集经》中记须大拿王子将二子布施给人，王妃悲叹：“今儿戏具，泥象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也说的很有人情。为了儿童的福利，应该发展玩具制作，特别是人形玩具这一部门。古来的“泥孩儿”“美人儿”，都能有新的发展，此外泥车瓦狗，泥马泥猪，也是必要的，这应与新文明的玩具并重，不可落后，因为这些固然是旧的，但正是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本来想谈谈玩具的事情，却不料只说得偶人这一方面，所以题目也就用了宋人所说的泥孩儿，虽然这一个字不大能够包括人形玩具的全部。

不倒翁

不倒翁是很好的一种玩具，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不很发达。这物事在唐朝就有，用作劝酒的东西。名为“酒胡子”，大约是作为胡人的样子，唐朝是诸民族混合的时代，所以或者很滑稽的表现也说不定。三十年前曾在北京古董店看到一个陶俑，有北朝的一个胡奴像，坐在地上弹琵琶，同生人一样大小。这是一个例子，可见在六朝以后，胡人是家庭中常见的。这酒胡子有多么大，现在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怎样用法，我们只从元微之的诗里，可以约略晓得罢了：“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惟直指，无意独欺愚。”这办法传到宋朝，《墨庄漫录》记之曰：“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酹之以杯，谓之劝酒胡。”这劝酒胡是终于跌倒的——不过一时不容易倒——所以与后来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于跌倒之前要利用它的重心，左右欹侧，这又同后来是相近的了。做成“不倒翁”以后，辈分是长了，可是似乎代表圆滑取巧的作风，它不给人以好印象，到后来与儿童也渐益疏远了。名称改为“扳不倒”，方言叫作“勃弗倒”，勃字写作正反两个“或”字在一起，难写得很，也很难有铅字，所以从略。

不倒翁在日本的时运要好得多了。当初名叫“起来的小和尚”，就很好玩。在日本狂言里便已说及，“狂言”系是一种小喜剧，盛行于十二三世纪，与中国南宋相当。后来通称“达摩”，因画作粗眉大眼，身穿绯衣，兜住了两脚，正是“面壁九年”的光景。这位达摩大师来至中国，建立禅宗，在思想史上确有重大关系，但与一般民众和妇孺，却没有什么情分。在日本，一说及达摩，真是人人皆知，草木虫鱼都有以他为名的，有形似的达摩船，女人有达摩髻，从背上脱去外套叫作“剥达摩”！眼睛光溜溜的达摩，又是儿童多么热爱的玩具呀！达摩的“趺跏而坐”的坐法，特别也与日本相近，要换别的东西上去很容易，这又使“达摩”变化成多样的模型。从达摩一变而成“女达摩”，这仿佛是从“女菩萨”化出来的，又从女达摩一变而化作儿童，便是很顺当的事情了。名称虽是“达摩”，男的女的都可以有，随后变成儿童，就是这个缘故。日本东北地方寒冷，冬天多用草囤安放小孩，形式略同“猫狗窝”相似，小孩坐在里边，很是温暖；尝见鹤冈地方制作这一种“不倒翁”，下半部是土制的，上半部小孩的脸同衣服，系用洋娃娃的材料制成。这倒很有一种地方色彩。

不倒翁本来是上好的发明，就只是没有充分的利用，中国人随后“垂脚而坐”的风气，也不大好用它。但是，这总值得考虑，怎样来重新使用这个发明，丰富我们玩具的遗产；问题只须离开成人，不再从左右摇摆去着想，只当他作小孩子看待，一定会得看出新的美来的吧。

拂子和麈尾

中国有许多服用器物，古今异制，至今已几乎消灭了，幸亏在小说戏文里，保存着一点，留存下来还可认得，有如笏这东西，只有戏中尚可看到，此外则“朝笏糕干”，在乡下也还有这名称。又如拂子，俗称仙帚，是仙人和高僧所必携的物事，民间也尚有留存，当作赶苍蝇的东西。末了还有麈尾，除了“挥麈”当典故之外，没有人看见过是什么形状。《康熙字典》引《名苑》云：“鹿大者曰麈，群鹿随之，视麈尾所转而往，古之谈者挥焉。”照它的解释，似乎所挥的该是整个的尾，这乃是望文生义的解说，还不如陆佃《埤雅》里所说“其尾辟尘”之明白，虽然或仍未能将它的形状弄清楚。

《世说新语》有好几处讲起麈尾的地方，其一云：“王夷甫妙于谈玄，恒手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那末这是有“柄”的。又云：“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那末这尾毛又是要脱落的。从这里看来，这麈尾未必是整个的尾巴，或是拂子似的东西，因为这无论如何用力挥舞，尾毛决不会掉下来，更何至满餐饭中呢？须得看它实物的照相，这疑问便立可解决。

中国本国似乎没有这东西了，但在日本正仓院里还有一两把，大约是唐朝以前的遗物。麈尾是掌扇似的东西，柄用白玉或是犀象牙角，上下两根横档，中间横列麈尾，形状像是一个篦箕，可以拂尘，这就是“辟尘”说之所由起。照相里一把是完整的，一把是破了，麈尾大半脱落了，可以想见那主客所用的多少与这相像。

手捉麈尾谈玄，与拿拂子讲经，在现在说来别无多大关系，但把古人生活的一节弄清楚了，也还不是没有意思的事。

笔与筷子

中国筷子的起源，这同许多日用杂物的起源一样，大抵已不可考了，史称殷的纣王始造象箸，不过说他奢侈，开始用象牙做筷子，而不是开始用筷子。要说谁开始使用，那恐怕是燧人氏时代的人吧。为什么呢？因为上古“茹毛饮血”，还是吃生肉的时候，用不着文绉绉的使用什么食具。这一定知道用火了，烤熟煮熟的东西要分撕开来的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来做帮助，首先发明手指一般的叉，随后再进一步才是筷子。筷子为什么说是比叉要进步呢？叉像三个手指头拿东西，而筷子则是两个，手指愈少愈不好拿，使用起来也更需要更高明的技术了。

在用青铜器的时代，似乎还不使用筷子，因为后世发现青铜器，于钟鼎之外，还没有发见铜箸这类东西。那末这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这问题须得让考古学家来解决，我不过提出一个意见，觉得可能这与使用毛笔是同时发生的也未可知吧。强调由于食物之不同，粒食的吃饭与粉食的吃面包，未必能说明用筷子与用叉的必要，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实例证明这个不确。若用毛笔来作说明，似乎倒有几分可能。中国毛笔始于何时，也没有确说，但秦时蒙恬造笔，总是一说吧。毛笔的使用方法，与筷子可以相通，正如外国人用刀叉的手势，与用钢笔很是相像。举实例来说，朝鲜，日本，越南各国，过去能写汉字，固然由于汉文化之熏习，一部分也由于吃饭拿筷子的习惯，使他们容易拿笔，我想这是可能的。蒙恬造了毛笔，中国字体也由篆变隶，进了一大步，与甲骨文的粗细一致，大不相同。上面我说倒了一件事，似乎大家写字，从执笔学会了拿筷，事实上是不可能如此，正因为拿两枝独立的竹枝，学得操纵笔管的方法，因此应用到笔法上去的。世界上用筷子的大约只有汉民族，正如那样执笔的也只有这一民族吧。

牙刷的起源

《唱经堂水浒传》七十一回，是金圣叹假造的本子，说是施耐庵原本；有施氏自序一篇，也是他的假托。但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可见在金圣叹的时候已是有的：“朝日初出，苍苍凉凉，裹巾帻，进盘餐，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这里的所谓“嚼杨木”，就是现在的刷牙漱口，大约是唐时的佛教习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现在牙刷仍有“杨枝”之称，却把剔牙签叫作“小杨枝”了，在当初大概是兼有此用的。公元十世纪中源顺编纂《和名类聚抄》，引用《温室经》云：“凡澡浴之法，用七物，其六曰杨枝。”由此可见，“杨枝”之名其来已古了。但是这个名称显然是有错误的，正当的应当叫作“齿木”。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内有说明道：

每日旦朝，须啮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净，方行敬礼。其齿木者，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条截为，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预收备拟，无令阙乏。少壮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粗胡葈根极为精也。牙疼西国迥无，良为嚼其齿木，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那烂陀寺目自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

照严格的宗教规矩来讲，这区别确实应当订正，但是在日本中国通俗用，杨枝杨木的名称，也就可以了吧。佛教法“过午不食”，所以要使口中不留残食，故有此习惯。金圣叹说“进盘餐”之后，才嚼杨木，深得此意。后世的刷牙漱口，只是为清洁，因了牙粉的发明，刷牙剔齿的器材亦因之改变了。就文献上记录看来，在三百年前即是明末清初，似乎木制牙刷还是存在（但也说不定只是文人弄笔，偶用故典罢了），但近六十年的记忆，就不甚明了。我记得刷牙的习惯还是在庚子的次年，进学堂时才学得的。这其时“齿木”的旧习大约已断，故而改称牙刷，纯从卫生上着眼，并无别的意思了。

澡豆与香皂

古时中国洗手，常用澡豆，在古书上看见，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在《世说新语》见到王敦吃澡豆的故事，尤为费解。《世说》卷下《纰漏篇》中云：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这里说王敦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过甚其词，也说不定。但可见六朝时候，一般民家已经不知澡豆了，大约在阔人家还是用着吧。不过说也奇怪，在唐朝的医书上却又看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里载有澡豆的方子，用白芷，清木香，甘松香，藿香各二两，冬葵子，栝楼人各四两，零陵香二两，毕豆面三升，大豆黄面亦得，右八味捣筛，用如常法。看它多用香药，不是常人所用得起的。六朝时或者要简单的多，只是一种粉末，因为假如香料那末多，王敦恐怕也吃不下去了。这种洗面用豆面中国似乎失传了，但是流传在日本，至今称作“洗粉”，是化装品的一种。不过我们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说大家吃螃蟹的地方，有这样的话：“又命小丫头们去取**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这显然是一种澡豆，可见在乾隆时还有人用，不过没有这名称罢了。

“香皂”之称亦已见于《红楼梦》。查《千金要方》卷六，列举别种洗面药方，其中已有用皂荚三挺，猪胰五具者，但仍用毕豆面一升，大约诸品和在一起，团成应用，则与北京自制“胰子”相同。三十年前店家招牌，有书“引见鹅胰”者，盖是此物，当时算作上等品物。记得一笔记，记南宋事，皇帝居丧，特别用白木制御座椅子，有人入朝看见，疑为白檀所雕，宫人笑曰，丞相说近日宫中用胭脂皂荚太多，尚有烦言，怎么敢用白檀雕椅子呢？其时皇宫里尚不用“胰子”，却用荚，亦是奇事。这大概是南北习惯之不同，北方用猪（鹅）胰，所以俗称“胰子”，香皂亦称“香胰子”。南方习用皂荚，小时候尚看见过，长的用盐卤浸，捣烂使用。一种圆的，整个浸盐卤中，所以通称“肥皂”。但澡豆一名则早已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