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报名捐献遗体的女性

明治时代，政府聘请了德国教师在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西洋医学课程。最初没有用于解剖的遗体。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的重要基础，学生们不能进行解剖实习，严重影响了医学教育。

在大学有关人员的劝说之下，一名叫美幾的重病女性临终前留下了“死后可以解剖我的身体”的遗言。1869年，东京大学首次实施了死囚以外的人体解剖。

政府以此为契机，批准了人体解剖，并扩大了允许使用的遗体来源：死囚或者狱中病故的无亲属犯人的尸体、养老院病故的无亲属的人的尸体。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没有关于病故者遗体解剖的法律规定，各大学的解剖学教室很难确保解剖体供应。

东京大学解剖学教室保存着长年的历史记录，当时的情况被记录在《尸体记事》备忘录中。据该备忘录记载，由于解剖体不够，东京大学解剖学教室秘密地保留下养老院的那些无亲无故逝者的遗体。因无法对外公开，解剖时不能在遗体脸上留下伤痕，不能破坏遗体表面。

极其个别的情况下，事后恼羞成怒的逝者亲属会突然找上门来，教授们为了收拾局面到处协调，碰上这种情况着实让人头疼。

“二战”后不久，日本公布并实施了向大学等机构提供遗体的有关法律，规定为了综合医学和口腔学的大学教育，大学校长要求提供遗体时，都道府县知事可以提供遗体。

后来该法律与厚生省[1]发布的死因调查令合并，日本出台了《死体解剖保存法》。该法律规定，解剖体经家属同意后可以实施解剖，从此学校可以根据法律光明正大地接收医院提供的遗体了。

然而解剖体数量仍然不够，主要原因是很多大学新开设了综合医学部和口腔学部。另外，无亲无故这个条件不好掌控。常有自治体或者警察署提供的遗体身份验证信息不准确的情况，这样的事件曾被逝者亲属告到法庭。

曾有一位外出打工在回家途中猝死的男性，因过了遗体保留期限，被移交给大学解剖，后来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出现了，这个事件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

日本解剖学会解剖体委员会于1974年到1975年实施的调查表明，自治体交来的遗体中，后来找到家属送回遗体的比例高达75%~85%。

这种情况下，将无亲无故的逝者遗体用于解剖实习，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因此1955年至1965年被称为医学教育危机的十年。

推进遗体捐献运动

解剖体数量不够，严重影响了医生们的解剖实习，对于那些被救治的病人来说，也不是毫无关系。那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人当中，有人希望自己身后，遗体可以为医学教育做贡献。他们向大学提出了这个要求，于是掀起了遗体捐献运动。

遗体捐献运动波及日本全国，并组成了捐献团体。1971年成立了笃志解剖全国联合会，该联合会不仅加强了捐献者相互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与接收遗体大学的交流，而且推进了遗体捐献运动。

在笃志解剖全国联合会的推动下，自1982年开始，日本文部大臣向捐体者颁发了感谢状。1983年，日本公布并实施了《医学及口腔学教育捐体者的相关法律》（简称“献体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学登记捐献遗体，综合医学生及口腔医学生可以放心地进行解剖实习了。

遗体捐献运动的最大收获，是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体解剖的认识。

过去人们认为，人体解剖虽然是为了医学的发展，但是无疑是带有严重惩罚色彩的残酷手段。

笃志先生自愿捐献遗体，热情洋溢地抒发了自己坚定的志向—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是人类的高尚行为。此外，捐献的遗体给人体解剖教育赋予了新的意义。过去人体解剖是为了验证并理解人体结构，现在在解剖实习课上，在这样一具具有几十年丰富人生经历的遗体面前，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医生应该持有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解剖死囚和解剖无亲无故逝者遗体的那个年代，医生们只把解剖体当作一块材料，礼节观念十分淡薄。面对着捐献者的遗体，学生们的觉悟发生了变化，像是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对逝者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1] 译者注：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