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持新政，清末一哥

被迫变法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列强的统治工具，这深深地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心灵深处发出强烈而悲哀的呼唤：我的冤家，我的大清，你快点变法图强吧，我们真是受不了你啦，你要是再不图强，那我们就完全沦为列强殖民了啊，到那个时候，你还统治什么啊？

除了中国民众的呼声外，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清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意图推翻清王朝。

更重要的是，帝国列强也要求中国变革图强，他们不愿意让一个毫无变化的朝廷回到北京。对他们而言，这种固守传统而不求进取的朝廷，没有油水可捞。换句话说，慈禧和朝廷如果不变法图强，不推行新政，那他们就不要回京了。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月二十九日，慈禧和光绪就回到了北京。

迫于国内外局势和舆论的压力，慈禧也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变法图强。特别是经历这次战争后，她越发觉得，中国若不再变法图强，不仅永无出路，她和清王朝也无法继续维系其统治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腊月二十日，也就是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的第十三天，为了讨好列强，平息舆论，慈禧下了一道罪己诏，并宣布变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法令不更，锢（旧）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道可以补中国之短……

内外臣工，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慈禧对变法的积极态度。她意图通过变法来平抑国内外舆论，平息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政治风暴，进而振兴濒临灭亡的满清王朝。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可结果能如她所愿吗？我们拭目以待。

清末一哥

早在慈禧发布变法令之前，张之洞就有这个主张。慈禧下令变法后，他就致电在西安的姐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鹿传霖思想保守，此前他还劝张之洞不要仿效西法，慈禧却认为张之洞说到了点子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并委任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工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后补）为督办政务大臣；同时委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后补）为“参预政务大臣”。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督办政务大臣除李鸿章外，其他人均为朝臣，朝臣向来是光说不练，吃吃闲饭，即使开练，也只是搞搞文件，实事不干。而参预政务大臣则都是疆臣，疆臣相对于朝臣而言，能干实事，可干大事。因此，新政的推行与落实，就全落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四个疆臣身上了。

然而，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了，刘坤一也于次年九月初五去世了，剩下的疆臣和新政推行者，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人了。

没错，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扛起了清末新政。但袁世凯的资历、名望和执政水平，都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那么，推行新政的主角就是张之洞了。

从这时起，张之洞真担当起了主持清末新政的重任。他因此成了朝廷柱石，清末一哥！

主持设计新政

张之洞不仅是清末新政的主持人，也是新政的总设计师。

慈禧令内外臣工就变法一事“各知所举，各抒己见”后，张之洞就同刘坤一商议拟定变法章程，可这并不是刘坤一的强项，刘坤一恭维他说：“老弟你的经济文章，一时无双，就不要过问我啦，在这方面你是老大，你写好后我补充一下就行啦。”

张之洞不再推辞，于是他静下心来，埋头苦搞了一个月，终于写就了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长达4万字，分别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了第一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在这道折子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认为人才成于教育，而教育是变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有道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就教育改革问题，他提出了四条措施：设立文武学堂，改革文科，罢停武科，鼓励留学。

随后，他又上了第二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认为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因此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紧接着，他又上了第三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重申效仿西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这三道奏折所提出的变法内容和措施，有一部分张之洞已经实施过，属于洋务范畴，现在旧事重提，只是因为朝廷以前没有重视和推广。现在提出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有一部分是维新派提出来的，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此后又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变法措施一直没有实施，现在重新提出来，就是要重新实施。

张之洞思想进步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他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封建社会，法制建设极不完善，国家大法形同虚设，更别提行业法规和刑事法规了。张之洞提出制定这些法律，其实是把封建专制推向法制，而法制包含多层意思：公平、正义、合理、人性……

张之洞制定的新政措施高屋建瓴，全面新颖，既符合时局发展，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因而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高度赞赏。慈禧看后，决定将其作为清末新政大纲实施，下令“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新政包括了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等人推行维新变法的结局人所共知，而维新派的主张被张之洞提出来却得到了慈禧的大加赞赏和推行，张之洞也因此被推崇为清末新政的总设计师和主持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同一件事情，面对同样一个人，让不同的两个人来操作，其结局咋就差得那么大呢？我认为，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上。康有为等人过于激进和犯上，而且思想不成熟，做事不稳健。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了大胖子。搞政治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否则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毁灭了自己，也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张之洞则恰恰相反，他机智圆滑，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审时度势。他既有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懂得凡事三思后行，也有改革家的开阔眼光，时刻保持着洋务派首领的先进性。在改革的路上，他没有因循守旧，也没有过度激进，有的只是循序渐进，征服各方。难怪，慈禧和梁启超都称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

因此，康有为失败了，张之洞成功了。

新政推行后，张之洞的表现最为积极，他是新政总设计师，他得在全国疆臣中起上个模范作用。于是，他更加卖命地督建铁路、兴学建校、发展工商、编练新军、开办工厂，等等。湖北的各项事业，在新政推行后，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制定律法章程

张之洞设计的新政大多都有章可循，有经验可借鉴，但“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却是个新鲜事物。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朝廷命令他和刘坤一先行制定中国矿务章程。不幸的是，刘坤一于这年九月初五去世了。这样一来，担子就落在了张之洞一个人身上。

刘坤一去世后，朝廷立即令张之洞暂署两江。

十月初九，张之洞抵达南京，开始办公。他首先在上海设立编译局，聘请中外翻译人才，采集和翻译各国矿务章程，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由他逐条详细修改，定稿成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历时两年半的《中国矿务章程》终于制定完毕。这是中国第一部矿务章程，也是中国第一部与世界接轨的国家级行业政策法规，包括正章74条和附章72条，内容涵盖矿务管理、矿质分类、矿地权限归属、税务管理、矿商禁令、中外合资办厂的条件与限制、矿工权利与义务等，旨在抵御外侵，维护国家矿务主权和利益。

不久，朝廷批准了《中国矿务章程》，并令外务部和商部专职贯彻执行。

《中国矿务章程》的贯彻执行，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正在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比如张之洞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帝国列强手里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主修权。在他的带动下，直隶、山东、浙江、广东、四川、山西等省也都兴起了回收路矿的修建权和开采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帝国列强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

新政推行后，朝廷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为管学大臣，并令他负责制定全国教育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张百熙将他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呈上，这个章程倒是颁布了，但因为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最后并未施行。

张百熙倒是一个教育改革家，但在当时，张之洞是教育系统的最高权威。这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多年来兴学建校的功绩密不可分，加上湖北的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张百熙总想让他来负责制定新的章程。但张之洞刚刚接任两江总督，目前又忙着制定《中国矿务章程》，张百熙一直没机会开口。

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朝廷把张之洞调回湖广，令原陕甘总督魏光焘（1837—1915年，湖南隆回人）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张之洞回到湖北任上后，朝廷又召他进京同英国、美国和日本商订通商行船条约。张百熙觉得这是一个绝好机会，于是奏请朝廷派令张之洞留京会同他制定全国教育章程。朝廷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欣然准奏。

从这年四月开始，张之洞就留在北京制定教育章程。直到这年冬月二十六日，新的教育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才制定完毕。

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教育章程，它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其中，包括《初等小学章程》《高等小学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优级师范堂章程》等20余种章程。

这一系列教育章程颁布施行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并成为清末民初的国家教育纲领。

又见慈禧

这次来京，张之洞又见到了慈禧。

张之洞清楚地记得，他上一次陛见慈禧还是光绪十年（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前的事情。如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他的面容更加苍老不堪，胡子更加花白飘逸，皮肤更加沟壑纵横，慈禧却还像一个中年美妇，风韵犹存。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前的这个中年美妇就是他当年的慈禧姐姐。她比他还大两岁，可他看上去像是她的老爹，甚至是老爷爷，这实在让他想不通。但他很快想通了：慈禧这辈子的最大特点就是贪图享受，骄奢**逸，为了修一个园子，她就花了600多万两银子，想必在美容、保健、养生方面的花费肯定更多……

想到慈禧的奢侈，再对比自己的清廉，张之洞真的很痛心、很无语，但慈禧毕竟是他一生的恩人、贵人和靠山，他也只能无语。

还有一件事，他很感谢慈禧：升任两广总督至今近20年来，慈禧一直没让他进京谒见述职。清朝规定，地方官每年都要进京述职，朝廷每年也要对地方官进行业绩考核，一般情况下，这是不会免例的，可张之洞竟被慈禧免例了20年，这简直就是一个官场奇迹。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朝廷和慈禧极其信任张之洞。而张之洞也没辜负朝廷和慈禧对他的信任，因此朝廷和慈禧每年对他的考核评语都是“实心任事”、“顾全大局”……

想到慈禧对自己的种种恩宠与厚爱，张之洞便把一切都压在了心底。

但张之洞的苍老和风残，超出了慈禧的想象。她很震惊，也很心痛。毕竟，张之洞为国操劳一生，对她也是忠心耿耿，否则他也不至于老成这样。

这次相见，君臣竟然长久凝视，无语对泣，就像与分别多年的恋人重逢一样。据说慈禧无语流泪，是因为她回忆起了三年前的悲情西逃，以及张之洞当年的种种表现。张之洞本来是不想流泪的，但为了抚慰慈禧的心灵，他也强迫自己流了泪。他流泪不为别的，只是他蓦然间想起了三年前惨死的长孙。哈哈，有意思吧!

张之洞呈上了《奏定学堂章程》后，就要离开北京。出于疼惜，慈禧给了他5 000两银子说：“张，你清廉了一辈子，日子过得比谁都紧张，我真的有些看不下去了。拿着这个，回去改善一下生活吧。别再拿皮箱去当铺了，传出去别人会笑话的，我的脸上也无光。另外送你16种路菜，路上吃吧。”

张之洞心里暖暖的，他没有谢绝，而是立马跪接。他知道这点钱是慈禧的私房钱，她平时少买几瓶化妆品就省下了，不要白不要，要了还有大用处呢。

结果，拿了这笔钱后，张之洞就直奔他的老家——河北南皮县双庙村。

老家南皮，他也是三十多年没回了。他上一次回南皮还是同治元年（1862年）。那一年，他在南皮备考会试。第二年，他高中探花。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腊月初八，回到南皮后，他痛心地发现当年那些叔叔大爷婶婶们都不在了，但他的名字却在老家如雷贯耳。

这次回老家，张之洞只办正事：把慈禧给他的那5 000两银子，连同自己常年积攒下的12 000两养廉银捐给老家，捐建一所名为“慈恩学堂”的子弟学校。“慈恩学堂”的“慈”显然是借慈禧的名，他是让学生记住慈禧的恩德，因慈禧为这所学校出了5 000两银子。

回到湖北，张之洞又为慈恩学堂续捐了1万余两银子，直到1905年，慈恩学堂才建成。

慈禧得知此事后，心里好不是滋味。但感动多于心痛。后来，直隶总督袁世凯得知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后，特意奏请慈禧为慈恩学堂题写校名。慈禧欣然应允，挥笔写就了“慈恩学堂”的校名和“振德育民”的匾额。

废除科举

回到湖北，张之洞更进一步改革发展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他破天荒地在湖北开设了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根据国内发展需要，他还把学校开到了国外。

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在日本开办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旨在为国内培养合格的铁路人才等。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举。尴尬的是，科举制度依然在进行。

张之洞小时候就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长大当了学政和封疆大吏后，他一直致力于教育改革，但无论他怎么改，科举制度依然存在，依然是国家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根本制度。

现在，新政推行了，《奏定学堂章程》也施行了，那就废除科举制度吧。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联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朝廷废除科举。

早在两年前，这两人就联名奏请过这事，但朝廷一直犹豫不决。想想也是，科举制度在中国施行了1 300年，根深蒂固，说废除就废除，哪儿有那么容易啊？但此后两年，保皇派和革命派闹得很凶，科举制度又成了他们批判的重点内容。因此，当张之洞和袁世凯再次奏请时，朝廷便艰难地作出决定：科举制度从明年起废除！

科举从隋大业二年（606年）施行，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结束，整整经历了1 300个年头。如今，它寿终正寝了，自然有它寿终正寝的道理，只是谁也没想到，它起于隋炀帝杨广，却止于晚清名臣张之洞。

这两个人毫不搭界，也毫不穿越，却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请记住他们，包括杨广。

一哥心声

因为设计并主持清末新政，张之洞牢牢地奠定了他在清末政坛上的一哥地位。一哥，是多么光鲜的字眼啊！谁不为其倾倒？谁不为其奋斗终生？可有几人能获此殊荣呢？

每每想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张之洞都无限感慨，他好想写一首诗或词，来表达他豪迈的心情，只是他一再告诫自己：做人要低调，不可得意忘形，因而没写。但在心灵深处，我猜他早就拟写了一首词，那首词或许叫做《沁园春·一哥》：

纵观晚清，风起云涌。人才辈出，却也平平。

惜曾文正公，略输善终；左文襄公，稍逊才情；李文忠公，最差名声……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我张之洞！

二、力维朝局，入参军机

预备立宪

当新政推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一种新的政治体制——预备立宪，登上了清末政治舞台。预备立宪是康有为等维新加上保皇派提出“君主立宪”的前身，而预备立宪也是康有为等人在日本推动形成的。

这源于一件事：小日本和俄国刚刚干了一仗，小日本把俄国干败了。究其原因是：小日本实行的是先进的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君主专制。

找到了小日本战胜大俄国的原因后，康有为等人就将君主立宪作为国家繁荣富强的证据，从而大造国际舆论，强烈攻击君主专制，坚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至此，康有为等人又从维新派和保皇派，演变成了立宪派。

康有为等人变化多端，我们只需记住他们这几个派别，只是一个班子和一套人马就行了。

在康有为等人大力宣传立宪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也加紧他们的革命活动。但这时的革命派和立宪派，闹得水火不相容。原因是革命派要革命，要推翻满清王朝乃至封建社会；而立宪派推行的是君主立宪，如果革命派把皇帝和皇权都推翻了，那他们就没有君主了，没有君主，又怎么立宪呢？因此，梁启超狠狠地说：“今者我党与清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听听这话，说得多狠。可见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立宪派和革命派殊死斗争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纷纷呼吁清政府改革政体，实行立宪。迫于种种压力，清政府只好接受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端方五位大臣，赴德国、日本等已经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考察政情。

虚晃一招

张之洞在思想深处也接受了君主立宪，他也派了四位属官跟随那位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又令幕僚郑孝胥出任上海预备立宪会会长。张之洞支持君主立宪，其实有他自己的目的：笼络立宪派，制止革命发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革命风暴和武装斗争越来越猛，越来越威胁到大清政权。作为朝廷柱石和封建卫道士，张之洞有责任和义务维系朝局。恰在这时，立宪派和革命派闹得你死我活，老谋深算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决定借助立宪派的力量，来抑制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

事实上，他做到了。原来，梁启超见张之洞和他们步调一致，政见相同，竟然抛弃多年的恩怨，在日本的报纸鼓吹和热捧：“南皮力挺立宪，这事一定能成功（以得其赞成为止）！”

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或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兵戎相见；或因步调一致，而握手言和，团结协作。但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只有利用与被利用。梁启超等人又被张之洞利用了一把，他们和革命党闹得更凶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五大臣考察回国后密奏慈禧：要想不被革命党革了命，那就必须得立宪（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立宪不仅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定三大好处，还可以在实行年限上做点手脚，即以预备立宪的名义推行立宪，然后延长实行的年限。

慈禧听明白了：预备立宪，不是实际立宪。妙！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慈禧大喜过望。

七月十三日，慈禧正式下令预备立宪，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放政治烟幕弹：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为什么是预备立宪呢？朝廷和慈禧给出的解释是“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即先奠定立宪基础，发展数年具备一定规模后，待民心民意所向后，再实际立宪。

这显是朝廷和慈禧的忽悠之词，他们搞预备立宪，其实是为了平抑派系的反动和斗争，进而力挽王朝危局。但在形式上，朝廷和慈禧还是作出了改革部署：议改官制、制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等。

力阻集权

慈禧宣布预备立宪的第二天，就令奕劻、载泽、徐世昌等十多位朝臣，以及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疆臣，按照西方官制改革京官与地方官制。

京官改制的主要举措是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内阁相当于国务院，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内阁下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陆海军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11个部门，后来又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咨府，原都察院不变，原大理寺改为大理院。

陆海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和农工商业部是新设部门，这虽然是一种进步，却是皇族亲贵削弱地方督抚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参与改革的朝臣，大多数都是皇族亲贵。

清朝皇族亲贵，通常指的是满蒙亲贵。三百年来，他们一直安逸享乐，高高在上，他们习惯了这种封建贵族式生活。目睹世道变迁和社会发展，他们真想拖住时光的后腿，因为现实残酷无情，他们不愿面对现实，更不愿接受君主立宪。

然而，形势迫在眉睫，他们只好做垂死挣扎：假借改革官制之名，设立陆军部，夺取各省督抚军权；设立度支部，夺取各省督抚财政权；设立邮传部，夺取各省督抚交通指挥权；设立农工商部，夺取各省督抚实业权……

皇族亲贵不仅在改革京官中削弱地方官权力，还在改革地方官中进一步削弱其权力：各省设行政衙门，督抚总理政务，布政使、按察使协助；设高等审判厅，专管法律案件，做到行政、司法独立；督抚主管外务和军政，布政使主管民政和农工商，按察使主管司法等。

这样一改，地方督抚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而中央特别是皇族亲贵的权力大大加强。改革方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各省督抚的极力反对，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张之洞。

他在忧虑一件事：朝野上下对皇族亲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各派系力图推翻清政府，就是想推翻那些一直安逸享乐、高高在上的皇族亲贵。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其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和排满情绪，远比立宪派强烈得多，而且革命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而老练的政治家，他强烈地意识到，革命党将是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不幸的是，朝廷和慈禧非但毫无觉醒，反而加大了皇族亲贵在京官中的比例，至于地方官则基本上都是汉臣。在这种形势下，皇族亲贵竟要削弱汉族疆臣的权力，加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这简直就是逆天而行，大犯众怒。

张之洞担心此举会直接加速满清王朝的垮台，于是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如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招乱亡！”

随后，他进一步解释自己反对的理由：“立宪本意在于纠专制之偏，如果能好好执行下去，肯定是有益无害，否则仍然无法摆平各派之乱，因此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比如让各省司法独立就不合中国情形，地方大权就该归于地方官，如果司法独立，那必将导致匪患无穷，法令不通。大家要是都乱起来了，朝廷也就束手无策了……”

慈禧听了他的这番言论后恍然大悟，随即赞赏：“老臣就是老臣，真不愧是老成之见。”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底，张之洞离京之前，就面奏慈禧：“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做到满汉平等，进而遏制各派之乱，可慈禧不以为然地说：“朝廷本无畛域之见，请不要妄加揣测。”

张之洞无语。但他在心里诅咒：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好，慈禧这一次听了张之洞的话，可为时已晚。因为各派之乱愈加激烈，清王朝气数已尽。

当然，张之洞反对改制京官和地方官，也不完全担心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同时他也有私心：唯恐在官制改革中失去权力。此时，他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他就失去了一切。

最终，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一致反对下，朝廷改制京官和地方官的措施后来也泡汤了。随之泡汤的还有预备立宪。

欺骗的代价

预备立宪令颁布后，各地纷纷建立了立宪会。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也积极响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康有为将他的“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九月，梁启超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继续鼓吹“预备立宪”。

至此，立宪运动已进入**，但清政府依然坚持预备立宪。这令国内外立宪派非常不满，于是多次发起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清政府为了拉拢和摆平立宪派，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

这个大纲显然同君主专制没有什么区别，国内外的立宪派又闹将起来，但在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相继死去，年仅两岁的溥仪继位。

立宪派并没有因为溥仪年幼无知而放弃请愿。相反，他们的请愿势头更加猛烈。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将预备立宪期改为五年，并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而在新组成的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官僚只有4名，满蒙亲贵却占9名，比例严重失调。在这9名满蒙亲贵中，皇族亲贵又占了5名，因此被朝野讥为“皇族内阁”。

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从而达到皇族亲贵大肆集权、镇压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革命活动更加高涨。与此同时，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又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挽救危局，但为时太晚。三百年来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彻底推翻！

这，也许是欺骗的代价。

朝中无人，舍他其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预备立宪运动进入**阶段时，慈禧深感身边无人。也就是说，没有得力的人，在身边协助她推行新政、维系朝局、力挽狂澜。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大清国势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国家对人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丧失殆尽，“同治中兴”那种人才济济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了。此时的局面是，人心背离，各自为政，天下非常乱套。另一方面，辅佐朝政的军机大臣，其能力和名望一代不如一代。

慈禧在戊戌政变后调整的几位军机大臣，至今也没剩下几个。

礼亲王世铎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另任宗人府宗令；刚毅因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主战，事后被慈禧当做替罪羊斩首；赵舒翘也因为主战，事后被慈禧赐死；裕禄在此战中兵败自杀身亡；荣禄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去世了；剩下的只有王文韶这个汉族军机大臣了。

但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又补充了几位军机大臣，他们是汉臣鹿传霖、瞿鸿禨、林绍年，满臣奕劻、荣庆、世续、铁良等人，其中奕劻是军机处领班大臣。

从满汉比例上看来，大致相当，但这几个人都挑不起大梁，汉臣王、鹿、瞿、林平庸无能，奕劻心术不正，世续和铁良等人都是新生代皇亲，排汉情绪非常强烈，根本不利于辅政。

危局需要拯救，朝局需要维系，而这几个人都不是治世能才，这可不行。如果不物色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入参军机，主持军政大务，那可真就国将不国、朝将不朝了。

值此危急时刻，慈禧想到了两个人：张之洞和袁世凯。是的，此时也只有这两个人，才能担当维系朝局、拯救朝廷的重任。因为在朝廷重臣中，李鸿章和刘坤一相继走了，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了。也只有让这两个汉臣入参军机，才能有效化解全国各派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

张之洞和袁世凯有理由入参军机，因为是他们两个人扛起了清末新政，他们都以卓越的新政实绩而称雄南北，两两相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编练的新军，属国内顶尖军队，无人能敌，这也是他们称雄南北的因素之一。

纵观天下朝臣和疆臣，没有谁的能力和实力超过他们。特别是张之洞，他的名望、资历、学识和实绩，又绝非袁世凯能比。因此，他是入参军机的第一人选。

再辞军机

其实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慈禧就考虑让张之洞入参军机。当时，北上谈和的李鸿章也有意推荐张之洞，但张之洞不愿与李鸿章为伍，也不愿欠他的人情，于是发了一篇电文，通过盛宣怀转告李鸿章：谢谢你的美意，我最近这两年身体状况太差，心血耗尽，不能担此大任，“千万叩头奏求”你不要推荐我，莫害鄙人我！

张之洞的身体状况差这倒不假，他不愿和李鸿章为伍也是实情，但这都不是他再辞军机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和朝廷忽悠了他，这虽然是政敌翁同龢的算计，他也因此免蹚浑水而后快，可他毕竟是被忽悠了，他跌了份儿，他很不爽，他怕再次被忽悠。

第二，他不愿离开湖北，湖北也离不开他。湖北很多大事，有的他正在干，比如改制铁厂，扩建枪炮厂和各类院校；有的他还没干完，比如督建卢汉、粤汉铁路等。这些大事，真的离不开他，他一旦离开了，也许会前功尽弃。

第三，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稍一拉帮结派，就会被踢，就像翁同龢；政见或左或右，就会被朝廷当做替罪羊，拉出去砍头问罪，就像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主和的徐用仪、杨立山以及主战的刚毅、赵舒翘等人。

想想，军机大臣本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本来是可以风光无限的，没想到稍有不慎，就是会死于非命，这活儿谁敢干啊？

在张之洞看来，做军机大臣远不如做湖广总督，做湖广总督远比做军机大臣自在舒坦。在湖广，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没人动得了他。但要是在军机处，他说每一句话都要谨小慎微，否则弄不好就会掉脑袋。因此，张之洞毫不犹豫地再辞军机。

这是他第二次力辞军机。很明智，很有个性，也很有见地。

转机

如今，慈禧欲调张之洞和袁世凯入参军机，其情形和以往却大不相同。

首先，朝中确实无人了，朝廷和慈禧别无他求，别无他选。

其次，朝廷内部斗争不像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那么激烈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帝党和后党的门户之见也渐渐消除了。

戊戌政变后，慈禧不是要废除光绪，扶立傅俊为大阿哥吗？但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在帝国列强和朝野上下的施压下，慈禧只好以傅俊不爱读书为由，废除了他的皇储身份。从此，光绪皇帝渐渐得到了解放。

再次，全国各派各族人民都反对满清王朝和皇族亲贵，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有倚重像张之洞这样的汉族大臣，才能化解民族矛盾，拯救皇权危机。况且，慈禧对张之洞的恩情非比寻常，她需要张之洞在关键时候替她解忧，为她担当。

但对于袁世凯，慈禧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和考虑。袁世凯首先是一个政治投机犯。戊戌政变前的那次告密，让他一本万利，扬名立万。慈禧很感激他，也很倚重他，但他终究是一个告密者和背叛者，慈禧又深深地鄙视他。

不仅是慈禧，就是和袁世凯同朝为官的同僚们，也都鄙视他的人品和官品。特别是帝党成员们，他们恨不得吃了袁世凯这个叛徒。

袁世凯确实是这样，他的能力倒是很强，但人品差，口碑坏，不学无术，满腹阴谋，浑身军阀气息，擅搞政治投机。

慈禧虽然把他从新陆建军督练的位置上，一步步提拔到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慈禧却时时刻刻防备着他。因为慈禧对他这样一个人很不放心，而袁世凯确实有让慈禧不放心的地方。比如，袁世凯把他督练的新陆建军（北洋六镇）变成了他的私家军队。

慈禧对此十分忌惮，于是决定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他入参军机，进而解除他的兵权。

丁未政潮

慈禧没想到，就在她想调袁世凯入参军机时，袁世凯竟然向军机处靠拢了。

袁世凯和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是死党，“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就是他们首先提出来的。这段时间，他和奕劻在合谋一件事情：踢走一个军机大臣，他好补缺。

心术不正且无心理政的奕劻欣然应允，因为在军机处，他和袁世凯正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年，湖南长沙人）。

瞿鸿禨和奕劻及袁世凯有什么过节呢？原来，奕劻和袁世凯提出“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时，遭到了瞿鸿禨等大臣的强烈反对，瞿鸿禨因此与奕劻及袁世凯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互相愤恨。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不是削弱了汉族疆臣的权力，受到疆臣们的一致反对吗？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他为何要提出“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呢？

你问得好，我从两个方面来告诉你。

第一，袁世凯提出“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的本意是加强地方官的权力，而非自削其权。他并没有提出增设陆军部、度支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新兴部门，这些新兴部门是朝廷及皇族亲贵提的，其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官。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

第二，袁世凯在北洋的势力不断扩张，特别是他编练的北洋六镇新军，完全成了他的私家军，这对朝廷和皇族亲贵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皇族亲贵就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甚至预言他将步曹操的后尘。

袁世凯担心自己惨遭不测，于是主动辞职，并将北洋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袁世凯这么做既是为了向朝廷表忠，也是为自己洗脱“曹操”嫌疑。

袁世凯的态度如此诚恳，朝廷和慈禧就没把他怎么着，而他也成功地搞了一次危机公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起，瞿鸿禨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人，同在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取得了联系，他们企图借助立宪派的力量，推倒奕劻和袁世凯。

瞿鸿禨和岑春煊算计得不错，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的举动，正好被奕劻和袁世凯利用，因为奕劻和袁世凯正在密谋踢走瞿鸿禨的损招。

得知瞿鸿禨和岑春煊的举动后，两人眼前一亮：慈禧仇视康、梁，如果参劾瞿鸿禨和岑春煊勾结康、梁，意图扶光绪皇帝复位的话，那他们就死定了。

这年五月，奕劻和袁世凯就这样参劾了瞿鸿禨和岑春煊，慈禧果然怒不可遏，立即将瞿鸿禨和岑春煊两人开缺回籍，史称此事件为“丁未政潮”（农历丁未年）。

丁未政潮是晚清一次大的政治风波，慈禧借此整倒了一批亲近康、梁的大臣。借助丁未政潮后出现的权力空缺，她又大力扶植皇族亲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满汉之间的矛盾。

终入军机

袁世凯以为慈禧开缺了瞿鸿禨，会把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安在他头上，或者让他入参军机，可在瞿鸿禨被开缺的第三天，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十一日，慈禧却把协办大学士（从一品）的头衔安在了张之洞的头上。

慈禧此举很明显：让张之洞补瞿鸿禨的空缺，包括那个令无数大臣仰慕的军机大臣。

袁世凯当即傻眼了，但他不得不服。论资历、名望和学识，张之洞在朝野首屈一指，他早该授大学士位了，他只是一直远离朝廷，两辞军机，没有合适的机会授予罢了。袁世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他怎么好意思和张之洞去抢协办大学士位？

不好意思抢，那就不抢了，只要别把军机大臣的位子让给张之洞就行了。

然而，事与愿违。慈禧授予张之洞协办大学士位之后，就令他进京入参军机。但张之洞一直很犹豫，他一直没来。慈禧考虑过他的犹豫，也考虑过他两辞军机的原因，但她求张若渴。于是，她一次又一次表现自己的真诚：

六月十六日，她授张之洞大学士位（正一品）。

她问：张，你来不来北京？

张答：我不想。

六月二十日，她又授张之洞体仁阁大学士。

她又问：你来不来北京？

张答：我还是不想。

七月初二，她正式下令张之洞进京谒见，说有事面询。

她再问：你到底来不来？

张答：我想想看吧。

七月二十七日，她憋不住了，干脆来一招狠的，隔着时空直接授予张之洞军机大臣！

她最后一遍问：你来不来？！

张答：哎呀妈呀，您的真诚感动了我，我不能不来？来啊！过几天就动身！

就这样，慈禧搞定了张之洞。她每一次的真诚表现，都由浅及深地感动了张之洞。

张之洞确实不想离开湖北，入参军机。

首先，他在湖北辛苦经营了18年，这里的一切都和他密切相关。他真的放不下湖北，他已经和湖北同呼吸共命运了。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北和张之洞几乎成了合二为一的时代符号，即提到湖北，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之洞；提到张之洞，人们首先想到了湖北。

其次，他和瞿鸿禨私交甚厚，瞿鸿禨回籍途经武汉时，两人乘船于江心，秘密相会，置酒话别。瞿鸿禨向他道出了朝廷的很多事情，他越来越担心朝局不稳，担心各派系闹将起来后，朝廷肯定是危机四伏，危在旦夕。

再次，他已是古稀老人了，精力和体力都耗尽了，与其到朝廷去蹚那道浑水，还不如在湖北任上终其一生。

但是，一种本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告诉他：我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我有一颗忠君爱国的心，我一生深受皇恩，深得慈禧宠信。如今，慈禧这么诚恳地有求于我，我要是再拖着不入军机的话，那就太辜负她了。

看得出来，她让我入参军机的决心已定，我要是不从，她就死不罢休，我要是再坚持不从，就会涉嫌抗旨，那就不好收场了。我知道，她让我入参军机，也有防范我的意思，但君要臣干啥，臣不得不干啥。

另外，我是三朝元老重臣，在所有人眼里，我是朝廷柱石，当今一哥，值此危亡之际，我有责任和义务挑大梁。

还有，当宰相，入军机，是每一个做臣子的终极目标，尽管前途叵测，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既然机会来了，那就不要错过喽。

就这样，张之洞说服了自己，他决定进京，入参军机。

在此之前，慈禧先后催了他六七次，最后言官们都看不下去了，竟然要参劾他抗旨不遵，但慈禧没太较真。最终，慈禧用真诚感动了他。

八月初三，张之洞带上辜鸿铭、梁敦彦、许同莘、张曾畴等几位幕僚，坐上了汉口开往北京的火车（京汉铁路已修通），离开了他苦心经营18年的湖北。

张之洞离开湖北后，朝廷调原户部尚书赵尔巽（1844—1927年，汉军正蓝旗人，《清史稿》作者）接任湖广总督。赵尔巽接任后，却对张之洞在湖北的门生故吏和幕僚进行了撤换。张之洞极为不满，于是唆使朝廷和慈禧把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而刚刚调任四川总督的陈夔龙（1857—1948年，贵州贵阳人）又被调任湖广总督。

总之，张之洞离开了湖北。他是那么的依依不舍，但他别无选择。他都年逾古稀了，一身的疾病，却还要北漂，真是令他心酸、令人心疼。

好在，这次北漂，不是为了寻梦。

别了，湖北。

今生也许和你不再相遇，但我会永远记住你。也请你永远记住我，就像我永远记住你一样。多多保重，但愿我们来世再相遇。

八月初五，张之洞下了火车后，没有住朝廷的招待所，没有租房，也没有去大儿子张仁权家，而是直奔27年前他在宣武门下斜街修建的畿辅先哲祠。

八月初七，张之洞进宫陛谢慈禧，正式入参军机。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短暂而曲折的宰相生涯。

三、国运已尽，名臣终结

湖北的回报

张之洞入参军机这事传出后，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各界人士都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张之洞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官，天底下再也不会有这样玩命建设、开发、治理、发展湖北的好总督了。

但是，张之洞又不能不离去，湖北各界人士便把对他的崇敬和挂念化在实际行动中。

在离开湖北的前两天，张之洞就从报纸上得知，湖北各学堂师生和各军营官兵，自发性地为他集资建造楼宇，以安设他的石像和铜像。另外还有人要在蛇山为他建造纪念楼。

张之洞闻讯，急忙令各学堂和各军营停工，并谦虚地说：“张某我治鄂有些年头，可并无功德于民，且因同心难求，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不力从心，所能办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抱歉得很呐！我要是允许大家这么干的话，那我张某人也太俗了，万万不可！”

两天后，他离开了湖北，但建楼设像的事，并没有停止。

一年后，蛇山的纪念楼建成了，取名风度楼，并安设了他的石像。他得知后，立即致电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不可为我一人专用，务请改换匾额。”

再过一年，由各学堂和各军营集资筹建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号抱冰老人）也在蛇山南麓建成，并供奉他的石像。这时他已病故，但纪念他的活动从此延续百年。

直到今天，抱冰堂也是武汉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络绎不绝的游客途经此地，也都不忘瞻仰一代名臣张之洞。

与袁为伍

且说张之洞到军机处上班那天，袁世凯也到军机处报到了。袁世凯和张之洞在同一天被朝廷授予军机大臣。

南北双雄同入军机，这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媒体也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朝廷调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其实是明升暗降。也就是说，朝廷要限制他们的权力，担心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及朝廷，于是把他们调离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媒体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朝廷调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的原因很复杂，前面已做过这样的分析，这确实让张之洞和袁世凯顾虑重重。

袁世凯不是联合奕劻踢走瞿鸿禨，他好补缺其位吗，为什么又顾虑重重呢？原来，他和张之洞有着一样的考虑：朝局不稳，前景叵测。加上他在戊戌政变前出卖过光绪，他真担心慈禧走后，光绪会整死他。因此，朝廷的调令下达后，他也请辞过。

但是，他终究还是来了。从此，他和张之洞成为了朝九晚五的同事，共辅朝政。

张、袁恩怨

张之洞和袁世凯虽然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但这两个人却是面和心不和，他们也有过节。在有过节之前，他们也有过恩情。

张之洞是袁世凯的长辈，一直都很赏识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向朝廷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时，就举荐过袁世凯。那时候，张之洞的名望已飙升至天下督抚之首，袁世凯本来就很崇敬他，现在他举荐袁世凯，那袁世凯就更崇敬他了，外加感恩戴德。

戊戌变法前后，袁世凯和张之洞步调一致，政见如一。当张之洞入参军机被光绪忽悠和被翁同龢算计后，袁世凯竟然站出来再次举荐他。张之洞谢绝了袁世凯，却记住了这份情意。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袁世凯在张之洞的号召下，积极参与东南互保，两人合作密切，交流频繁，是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和袁世凯共同扛起了清末新政，他们两人都在新政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实绩而称雄南北。特别是他们各自编练的新军，系全国两支顶尖军队。朝廷还命令他们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新政推行后，两人在很多大事上精诚合作，比如联名奏请朝廷废除了科举制度等。

这个时候，他们只有惺惺相惜，携手并肩，没有任何猜忌。袁世凯还衷心称赞张之洞在湖北“规划之宏达”，并大放豪言：“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这话听起来，大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意。一时之间，南张北袁，称雄全国。

但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说，袁世凯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因为张之洞是一代名臣，而袁世凯不是。

猜忌还是发生了，源于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对张之洞的猜忌。这两件事说起来，其实都是屁大的蛋疼事，但在袁世凯这边就算是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那时张之洞刚刚接替已故的刘坤一，暂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这一天，袁世凯从河南老家返回天津，专程绕道南京拜访张之洞。张之洞非常高兴，于是大设筵席，高规格地接待他。

酒足饭饱后，两人退到屏风后密谈，可谈着谈着，张之洞“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的老毛病又犯了，于是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袁世凯不便再谈下去了，只好悄悄告退，并吩咐仆人不要惊醒张大帅。但当他走出总督府中门时，轰轰几响礼炮声就把张之洞惊醒了。

张之洞醒后才知道自己失礼，于是急忙追出门外，向袁世凯赔礼道歉：“老弟，我就这毛病，你可不要介意啊，等下次有机会了，我去拜访你。”

袁世凯没太介意，张之洞也没有食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底，张之洞入京制定完《奏定学堂章程》，返回湖北途经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时，专程去拜会袁世凯。

说到直隶总督府，有必要对此作一下介绍。晚清以来，直隶有两个总督府，原总督府设在保定，后来为了加强海防建设、牵制帝国列强，又在天津设一督府。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就把天津直隶总督府设在了原三口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衙门。至此，直隶便有了两个省城：保定和天津。我们常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府，指的就是天津府。直隶总督会根据工作需要两地来回办公，但在晚清，天津的重要性要高于保定。

言归正传。张之洞来了，袁世凯非常高兴。他接待张之洞的规格，要比张之洞接待他的规格高得多。当年，张之洞接待他时，陪客只是幕府里的人，而袁世凯接待张之洞时，却把他北洋将领和直隶属官全叫上了，阵容极其强大，规模十分壮观。

张之洞进入直隶总督府，就像国家元首检阅仪仗队一样，面子十足。袁世凯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可张之洞却一点儿也没给他面子。这一次，张之洞的表现更加过分：当袁世凯及其手下将领和属官纷纷举杯向他敬酒时，他竟然蹲在椅子上，猫着腰，趴在酒桌上呼呼大睡！

袁世凯难堪至极，彻底无语，他禁不住在心里暗骂：我靠，你也太不给我面子，太不尊敬我了吧！你是心存傲慢呢？还是故意让我在手下人面前难堪？气死我了！这叫啥事啊？

袁世凯因此对张之洞耿耿于怀，且故意疏远。其实他应该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一笑而过，但他这样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或许，他不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因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参劾张之洞“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时，他还在朝鲜带兵，如果是这样，那倒不足为怪。

这两件屁大的蛋疼事，终究让袁世凯对张之洞产生了误解。张之洞也知道袁世凯对他有误解，而他对袁世凯也有看法。因为袁世凯人品差，口碑坏，不无学术，胸无点墨，却满腹阴谋，擅搞投机。张之洞平生最鄙视这样的人，他自然不会对袁世凯有太多的好感。

大度为怀

但如今同朝为官了，又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那就得消除隔阂，尽释前嫌，重修于好，携手向前，力挽危局，拯救大清。

张之洞和袁世凯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汉族臣子中，他们两人的实力和声望最高，他们两人入参军机，其实也代表了大多数臣民的意愿，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人能镇住皇族亲贵，力挽危局，扭转乾坤。

然而，皇族亲贵对他们两人入参军机颇多猜疑，加上那几位满族军机大臣都是新生代，都是“排汉”强硬分子，因此他们两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和袁世凯必须和衷共济，否则朝局彻底没救。

张之洞一直都在努力，可袁世凯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张之洞刚到北京时，住在宣武区斜下街的畿辅先哲祠，袁世凯则住在东安门外的北洋公所。因为离上班地方较远，张之洞又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搬到了北洋公所在锡拉胡同的一所别院里。可张之洞在这里住得很不爽，因为袁世凯暗中派人监视他日常会客情况。

张之洞真的很不爽，可他没有计较，他要和袁世凯维护关系，共振朝局。

不久，他搬到了西城区后海东侧的白米斜街11号院内。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而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也有他一套房子，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慈禧召见。

张之洞不和袁世凯计较，也很好理解，他有一句名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闲气。”

这句话是张之洞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在他看来，袁世凯就是所谓的俗人和无谓人，他犯不着和袁世凯生气，可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一次，袁世凯在接见德国驻京公使时，大言不惭地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言下之意是说，张之洞是个穷酸文人，他搞学问行，办事不行，他办不了大事。我不讲学问，可我是办大事的。

袁世凯在德国公使面前抬高自己，贬低张之洞，其实也贬低了他自己。德国公使会觉得他是一种以没文化为荣，以大老粗自居的人。没文化的大老粗，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能办大事，其实就是吹牛皮！

袁世凯的这句话，被他的一个幕僚传给了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辜鸿铭听后无不鄙夷地说：“袁大头是能办事，但要看办什么事，像老妈子倒马桶这种事，是不用讲学问的。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还有什么事，是不讲学问的人可以办好的。”

辜鸿铭痛骂了袁世凯，替张之洞出了口气，但张之洞还是没放在心上，他很有容人之量。

力挽朝局

张之洞入参军机后，一直谨言慎行，心细如发。他生怕说错一句话，或者干错一件事，就招来祸端。好在，朝廷让他分管学部，督办粤汉铁路。

张之洞一直是全国学术带头人，被时人誉为“通晓学务第一人”，让他分管学部，显然是想发挥他的特长。而粤汉铁路一直由他筹办，其他人都无法接替，于是他又重操旧业。也就是说，张之洞进京后，上的是军机大臣的班，干的还是湖广总督的活儿。这看上去是受皇族亲贵的排挤，实际上他却捡了一个大便宜，因为他远离了权力和是非斗争。

但张之洞并没有对濒危的朝局袖手旁观，在深化教育改革、全力督办铁路的同时，他最忧虑的两件事情越来越尖锐：全国各派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日益高涨，已成为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皇族亲贵排挤汉臣的行为和心理也登峰造极，从而导致朝局动**，人心恐慌。

张之洞深知这两件事如果不加改良和控制，势必直接葬送大清帝国的命运，于是他再次上奏慈禧：“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

这是张之洞的肺腑之言，慈禧终于听进去了，她承认朝廷存在“满汉畛域”的事实，为缓和民族矛盾，拯救危局，她还下令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帝后驾崩

进入光绪三十四（1908年）年，光绪和慈禧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光绪，他自幼体弱多病，心肝脾胃肾都有问题，什么药都吃过了，可始终不见效果，目前已病入膏肓。而慈禧的健康也出了状况，她失眠、心烦、不思进食，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一直强撑着。

这年五月，朝廷正式向各省通报光绪病重的消息，希望各省举荐名医进京为他治病，名医倒是来了一大堆，可他的病还是未见好转。与此同时，慈禧的病情也在不断加重。

十月十八日，宫里突然传出光绪和慈禧都病危的消息。慈禧深感光绪和自己来日不多，于是急忙安排后事。所谓的安排后事，就是册立一个新皇帝。

光绪一直没有生育，慈禧便想让他的五弟也就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溥仪继位。

第二天，慈禧就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令年仅两岁的溥仪入宫教养，立为皇储。载沣是清朝第三个摄政王，也是最后一个摄政王。也就是说，光绪一旦驾崩，就由溥仪继位，军国大事就由载沣裁定。

慈禧作出这样的安排时，征求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满族军机大臣世续，另外一个则是张之洞。

张之洞坚定不移地支持慈禧的安排，慈禧很放心，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奕劻已老，载沣年轻，你是三朝元老重臣，国家政务历练颇深，日后国政，仗你办理。”

张之洞听后老泪纵横，立马跪谢。他知道，这是慈禧的临终托孤，他就是托孤大臣。

十月二十一日酉时（17时至19时），光绪皇帝驾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

当天晚上，慈禧就令溥仪继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宣统皇帝。他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与此同时，慈禧又令载沣监国，而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也自然晋级为皇太后。

当满朝文武还没从光绪驾崩的悲痛中走出来时，第二天未时（13时至15时）慈禧也驾鹤西去！

接连两天，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这两件事非常诡异！一时间，朝局动**，朝野恐慌，国内外各界纷纷猜测、评议……

慈禧的死因争议不大，她74岁了，年事已高，生老病死，因病而死，自然而然。但光绪皇帝的死因，一直都是个谜。

关于光绪的死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版本：

其一，慈禧在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会推翻她的既定朝政以及平反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将光绪毒死，让他先自己而死。

其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出卖了光绪。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去，光绪绝不会轻饶他，于是借寻医进药的机会，暗中将光绪毒死。

其三，光绪从小就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遗精症状，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后来，他患上了肺结核，身体更糟。再后来，他政治失意，长期精神抑郁，从而导致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逝世前一年就已病入膏肓，可能死于心肺功能衰竭，并发急性感染。也就是说，光绪皇帝系正常死亡。

第三种说法比较有根据，也被史学家广泛采纳，但在2008年11月14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光绪皇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上，却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也就是说，他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