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骧的真正出大名，是他的阵亡。

1958年8月23日下午开始的金门炮战，解放军炮火突如雨下，在第一时间打死三位将官，他们分别是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时在水上餐厅用餐的国防部长俞大维、金防部司令胡琏侥幸得脱。

赵家骧此时是胡琏的副手，即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兼参谋长。

赵氏东北讲武堂出身，但拐个弯也算得上是黄埔系。抗战前一年进陆大将官班，为十四期毕业生。他的情况和舒适存有类同之处，都是讲武堂出身而非黄埔“本科”。但后来都在陆大进修，也算“专升本”，而结缘黄埔。

他几乎可以说是以参谋起家，而以参谋终其身的专业幕僚。34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家骧协助杜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详，获中枢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厄于大势，不见起色。

赵家骧以为陈诚在东北被当头一棒打昏了头，因此欲惩戒廖耀湘。稍后卫立煌到了东北，以河流未解冻，辎重难以通过为由，龟缩沈阳，被蒋介石怒责，因此有一种意见说：“赵家骧以及廖耀湘等人反而同意卫立煌的意见，并由赵家骧领头飞往南京，向蒋面陈利害得失，终于暂将蒋说服。一个多月以后，赵家骧又以剿总参谋长的身份向蒋请示机宜，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各将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以形成妥善的作战计划。”这个解释大体是不错的，但未能和全盘的前因后果连贯成一体。因为早在熊式辉进入东北，颓势就开始生成了。他将三省改为九省，贻误接收时机，盖日本投降时，东北即陷于无政府状态，熊式辉却未能适时把握契机，利用原有之地方机构执行命令维持地方治安。

东北可以说是赵家骧等幕僚群体的滑铁卢。东北局势的恶化，参谋处于其间无能为力。大员之间矛盾重重，陈诚与熊式辉不合，陈诚和杜聿明也有隔阂，孙立人又跟杜聿明积怨甚深。再往后卫立煌接手，局势已至沉疴不起。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休战期间未能追亡逐北，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与收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被各个击破。且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50万，实则不足30万。在此情形下，部队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以指挥责任言，指挥部对作战兵团之命令，只能授予任务及兵力，最多再指示行动方略，至于如何部署行动以达成任务，乃前方指挥官之事。但是远离前线的高层却往往越俎代庖，详为规定；退却时偏叫顶住，遇敌时又不许并力以赴，限制前方指挥官作适应机宜之处置，如此盲目死硬之干预，实足以致部队于死命。

罗泽闿作为青年将领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为重要作战幕僚。1947年春，他曾代表蒋介石飞到东北去和卫立煌进行协商，但是卫不同意他拟订的计划。到了1948年9月的时候，东北和淮海两大战区都已进入胶着的状况，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会议，就当时形势作了评估，杜聿明认为事实绝不像他讲的那样乐观，所以就没有捧场的表示，也没吭声。当时罗泽闿在座，看到杜氏的这种表现就对他狠狠瞪了一眼，站起来走开了。稍后，在关于保卫沈阳和收复锦州的问题上，卫、杜等的态度却倾向于保守，这时蒋介石又再度飞往沈阳，召集他们开会，就由赵家骧摊开地图作详细作战态势汇报，因为态度保守，蒋介石非常愤怒地说：“我的空军优势、炮军优势为什么不能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马上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军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蒋先生听到合乎他的意愿的主张，脸上泛起了一点笑容，又问杜聿明的看法，杜说：“我同意赵（家骧）的判断，目前敌我的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好。”

幕僚困境无法发挥

辽沈战役国军呈颓势，而山东泰安、济南先后失陷，威迫南京。范汉杰、曾泽生、郑洞国、廖耀湘、王耀武、侯镜如，或被俘或起义。

有人批他们贪生怕死。

但从前他们不是这样的。暮气的深沉，由时间的积累而养成，人事的错杂牵扯，部队的倒戈、军情的外泄，解放军心战的渗透，谍报的失着……都是强劲的掣肘。

当山东地区的均势被打破，待守在济南、临沂、泰安这些据点上，到了胶济路、津浦路给解放军切断，国军便坐以待毙了。这样的被动挨打，和东北的被各个击破是一样的情形。

幕僚难以成事，难道他们蠢到了永远学不会对方的战略？难道不能有所反思，进而设计出较为合理的抵抗策略吗？大概也不尽然，盖以攻守之势异也。部队叱咤风云的指挥者无能为力，则在这时，幕僚的设计，也就大打折扣了。

到了1947年的时候，国、共两军的军力已呈拉平之势，蒋介石犹冀望于优势武器，“那一年，往来驰骋于陇海路上的第五军，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对手几乎躲避着它，碰也不碰，杜、邱的骄纵气势，就是这么养成的”。（曹聚仁《采访外记》，379页）

如果说曹聚仁所见还只是表面现象，则石觉的感慨就直指高级幕僚的失职。他以为，如按照关麟征的战略，进入东北后，不急于争城夺地，而是在：打击有生力量“上做文章，何致有今日之无可挽回的局面；其后局势恶化时，若能忍一时之痛，照后一种所谈的，依然不失为当机立断的明智之策，即先求稳定局势，整顿补充，恢复战力，再策后图。可惜战地高级指挥阶层未作此谋，不顾实际，见近不见远，计小不计大，终致江河日下，演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百里奚在虞不能救虞之亡，在秦，秦因之而霸，幕僚所处环境很有关系。环境既可制约其发挥，也可展其长才。

阶段性评估之前编制的规划，如对情势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仅靠一种意气或脾气拟订战略，则在不按理出牌的应对之下，难免滑向吃亏的轨道。

舒适存与东北局势

和赵家骧职级相埒的幕僚舒适存很注意观察同僚，并就其生活方式之细节作出较为客观之判断，这些影响人生、有关大局的种种方面。

对其多年同僚廖耀湘，当20世纪60年代，廖氏因被俘在大陆改造，而一些人落井下石，舒适存却能和吠影吠声的时论拉开距离。

他说廖耀湘从第一期远征军退到印度后，对军队的整训，极为认真下工夫，反攻缅北时，久无进展，由他攻下大洛，首开胜利之端，曾受美人爱森豪（艾森豪威尔）、英人蒙巴顿的交相赞赏，而中国军队之能战美誉，蜚声国际。

关于廖耀湘的生活旨趣，他直言表示非常欣赏：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对于酒食征逐更是外行；逢迎联络，他也反感。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杯，不斟第二杯。

舒适存说，东北惨败，新六军甫由印缅回国，装备完整，所向有功，自然形成东北之战的一张王牌，树大招风，引人侧目这不是廖氏之过。廖耀湘孝敬老人、关爱士卒，虽古之名将不过是也。三十余年来，他的旧部，在台任重要军职者，大有人在，无不怀念他的训练精勤，指挥卓越，对于他的横被流言蜚语，无不痛心疾首，争为辩白。至于西进兵团之败，是大势造成，无可挽回，他早料到辽西河流纵横，沟帮子以西更是山岳地带，易受对方牵制，极为不利。他曾建议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较有希望，未被当道接受，至于受挫之后，进退不决，迁延时日，则是沈阳、北平、南京三方面往返磋商之故，不是他的本意，除此之外，他是每战必胜，没有失败过的，东北之失，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徐蚌会战的幕僚厄运

20世纪30年代末，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的专栏《最后关头》天天写时评，奇思婉转，妙文百出。其中一篇谓之《无情的故事》，则系为《水浒》拟内阁名单，谑浪笑傲，令人绝倒。在他笔下：

内阁总理：铁扇子宋清（标准饭桶）

内阁总长：潘金莲

外交总长：三寸钉武大

工商总长：西门庆

财政总长：鼓上蚤时迁（善走黑市）

教育总长：黑旋风李逵

陆军总长：小霸王周通（善挨揍）

海军总长：白日鼠白胜（耗子浮水是新闻）……

此外别无议论，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当时军政界的不堪情形掬之如在目前。其陆军总长一则，似乎不外是刘峙等人的投影了。

李列钧谈到北伐时期的刘峙，北伐时刘峙住到笕桥，当时是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刘峙率领第四团奔赴龙潭，行至中途，火车相撞，血流满面，左右劝他休息、撤退，他说，党国生死关头哪能顾及个人，于是裹伤前进，与孙传芳激战于龙潭，将其彻底击溃。

刘峙早先是黄埔军校的青年教官，北伐诸役，甘冒矢石，冲锋陷阵，后官至重庆警备司令、徐州剿总总司令。一旦官至高位，渐露贪生怕死之相，后半生徒有虚名。李宗仁说他的长相是胖胖乎乎，其为人则老老实实，怕老婆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五四之后有些文化人无聊，大讲怕老婆的哲学，谓为中华文化传统，以为其中有多少玄妙，并加以实践。但这一点，若在刘峙面前，恐怕就要“梅须逊雪三分白”了。徐蚌战酣，杜聿明（剿总副总司令）因病暂离战场，刘峙怕得要命，不断地念叨：光亭（杜聿明字）走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抗战初期与日本交手的几个大仗，他都落败吃瘪，舆论嘲为“长腿将军”。徐蚌战起，军中将领即议论纷纷，以为如此大战，如此生死关头，理应以人中之龙、人中之虎来把守，至不济也应派条狗来，怎么能让刘峙这样一条猪来自毁长城呢？这真是人不自爱天也不佑。徐蚌大崩盘，几十万精锐部队毁于一旦，刘峙一路跑到南洋，为了生计，给小学生教授尺牍，被新闻界窥破。事泄，方回台湾养老。

张恨水先生在重庆写了很多这一类“无情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军统来人，说是张先生您要是心情不好，我们可以送您到息烽去休息休息！他才稍作停笔，以后依然照写不误。

刘峙的起落，是那国家强于社会的魅影在作祟，可是在他身边的幕僚就难以施展了。作为或不作为都会受到牵制和挤对，在徐蚌会战惊心动魄的数十天，幕僚的日子真个是冰激火燎，像舒适存、李汉萍等人，就遭遇了平生最深重的撞击，整个参谋生涯，和大局一道毁于一旦。若论幕僚之厄运，真莫此为甚。

也只好随波逐流

郭寄峤的情形，和舒适存、赵家骧也有类似。他先上保定军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然后再上陆军大学、国防大学将官班深造，改换出身的门庭。

1929年任第45师参议，抗战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亦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后期一度脱离参谋席位，出任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抗战胜利后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政副长官。

20世纪30年代初，他辅佐卫立煌，后者就是看中他的系统军事修养，担任卫立煌部参谋长，长达10年，他随卫立煌升迁而升迁，对其军事指挥影响极大。

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后来他分析西安事变的原因，也颇具一等幕僚的眼光。其要点，一是东北军入关后受歧视而待遇也低，故生发不满情绪；二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被围而东临黄河绝地，乃对张、杨统战，而统战又取得良好效果。

抗战初期的防御战，因日中军力的悬殊，郭寄峤强调本军的工事构筑，在错落工事上建立侧防交叉火力网，诱敌而歼灭之，这是因武器的整体落后想出的转圜办法，颇为奏效。

卫立煌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写道：“郭寄峤每天上午八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着毛笔不放，简单明了地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糊里糊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强干，高人一筹。蒋介石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当众表扬他为‘标准参谋长’。”

郭氏著有《边疆政策之研究》《边疆与国防》《我国历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之迁徙与衍化》等书。不过他在大陆易手的时节，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失去了他长于谋划的大参谋的本色。1948年秋，他在甘肃省主席任内，就和马鸿逵言语不睦。后者问他：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他竟回答说“汉人不替××当兵”。马鸿逵一向主张泯除民族界限，息争为国，他说“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尔挑拨民族情感，制造乱源。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马鸿逵《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当此撤守的真空时期，大家本应以同舟共济的大义，通力合作，以挽危局。不料最杰出的参谋也惶急而口不择言。指挥失度，而使壮士离心，宵小得逞，令人扼腕。

马鸿逵早在前清宣统三年，于陆军学校读书时，年方弱冠，即加入同盟会，当时凡与政治有关者，袁世凯均勒令加入其所控制的共和党，鸿逵虽数次被迫，但始终严拒加入。嗣奉孙总理令派赴甘肃，与多位志士一起，乔装高丽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戎马半生，曾参加抗战，建立殊勋。

而在此危难关头，郭氏未能将地方势力调试到一个较为融洽的地步，并非不可为，虽然大势掣肘，但其个人鲁莽灭裂，终令人事向相反方向滑落。

马鸿逵认为郭寄峤是陈诚的人马，实则郭氏也是胡宗南的好友。保护胡宗南，或给他一个下台的台阶，算是郭氏最后的幕僚作业。据说他曾直接向蒋介石说：“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似有所触动，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回胡宗南。

参谋的危局和宿命

曹聚仁以为，蒋介石应该让毛泽东给他发一枚大勋章，要不是他自己到北平指挥战事，关外何至于糟到这步田地。

东南人士以为可以划江而治。

曹聚仁说，蒋介石对于华北局面，素来以甲制乙，以丙制甲，以乙制丙，这样一种苦迭打政策，傅作义以守坚城出名，在平津被围之前，蒋氏对他不放心，直到北平听见了炮声，傅作义才有军政控制大权。平津围城，只留了傅作义做一个可怜的孤儿了。

此前，徐蚌会战正在开始，他能指挥35万大军南攻，和徐州国军相呼应的话，则战争均势就会增加砝码，就会有绝大转机。

当时，国防部作战参谋，曾建议傅作义军放弃平津，沿津浦路南攻，胡宗南放弃西北，出潼关渡河，攻山西，汤恩伯军也渡江北攻，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却因蒋氏迟疑不决，失去了时机。（曹聚仁《采访外记》，448页）

可是这当中有好多难以切割的人事纠缠，如刘斐等人，桂系等人，诸般人事，影响决策，影响历史，事后都各有利于自己的说辞。

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1998年版，团结出版社）里面谈到白崇禧在内战尾声时的表现，说是白氏知道刘斐已到长沙，就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催他去武汉。刘斐去了，白崇禧就埋怨李宗仁，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刘氏就游说白崇禧，说是他们桂系的赌本，都被蒋介石输光了。白崇禧迷信他的那一点实力，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举棋不定，只好让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时局的演变。他明知桂系主力孤悬在湖北大不利，他为了巩固和自保，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连成一气，这样，进退方有转圜余地，故对湖南很重视。但白崇禧对程潜的打算并不清楚，而对刘斐则一贯信任，于是白氏便推刘斐去湖南当主席，并认为刘斐最能尽力的，也最能跟程潜商量。

刘沉刚写道：“我父当即回答白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和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决心辞职，连续辞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让程潜去搞为好。’”刘沉刚又说：白崇禧听了我父的建议和分析很高兴，当面答应给程潜一个师，而且是经我父周密考虑，认为对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陈明仁的部队。这是我父回长沙后第一次应白邀请来武汉共商主和、反蒋的情况。

问题是，在整个内战时期，刘斐正是积极跟进，在作战中枢执掌机要，甚至决定历史转移的人，他是一种能动的驱动器呢，还是木马肚子里面的第五纵队呢？抗战时期他就想辞职？这和历史事实不符，历史是那么容易随意打扮的吗？

刘毅夫羞愤难当

刘毅夫在南京军情紧张时，提出一个关键的战备问题，事关紧要，结果竟被无理呵斥，官僚的积习，加上形势危殆，扼杀了很多可行的幕僚意见。

那是徐蚌会战开打前，到南京的联勤总部参加军事会议，将星云集，会场中都是上将中将高阶将领，少将足有一两百。刘毅夫后来升到空军中将衔，转业到中央日报当记者。那时他还是少将。联勤总司令郭忏说完补给安排，就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刘毅夫自觉尚为毛头小伙子，他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铁道兵两个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分补给，然后才能……”话音未落，不知道是哪位长官厉声喝道：“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刘毅夫陡然蒙了。幸而何世礼将军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刘毅夫被辱得面红耳赤，当时羞愤至极，就想扯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世礼这么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他前边，满面笑容地回头安慰他，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刘毅夫和蒋纬国所遭遇的阻碍如出一辙。人事官僚积习太重，此情景下，上佳参谋策划往往胎死腹中，或甫出即夭折。于大局实有大用，但置之人事环境则受排斥。当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蒋纬国窥破了熊向晖的意图，但没有人听他的，这是精彩意见受漠视。

邱清泉识破了刘斐、郭汝瑰等人的运作，公开叫骂。李汉萍回忆可信，其他多人皆可证他的言论，他甚至埋怨蒋介石，也未能引起重视，结果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