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情报参谋是备受军校学生欢迎的。军令部的参谋钮先铭将军，张恨水先生曾把他写进小说，因而声名大噪。
当时的军校学生张赣萍，说是二十多位教官到他晚年还能记得音容笑貌的，只有三位，其中之一便是钮先铭。
钮先生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这些学生的上司。他讲述时事和军略的关系及运用，学生们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钮先生本人的学养得益于历史学和战略学的综合，加以人情世故的点染，颇能让人耳目一新。
张赣萍写道：“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萧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傍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中间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入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作记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参见《弹雨余生述》）
计谋是改变事物、改变历史流向的关键一钮，但计谋不可能包办一切，也难以孤立行之。计谋必须与实力、人物相上下，合而行之，机缘佐之，方可见效。
间谍为以智胜出的一个典型职业，但现代先进国家的间谍则在资金、特种武器等实力上协调出最大的融洽来，以实力铺垫，并恃其智力活动而行，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才有惊心动魄的建树。
克格勃的计谋或曰伎俩，譬如使用特种武器的巧不可阶，解密后令人惊讶不置，但它最后归于崩溃，观其最后一任长官所著回忆录（《克格勃X档案》什罗宁著，新华出版社），充满酸语、怨语，以及不愿承认事实的叹惋，它的计谋够辣，它的人员够猾，它的武器够劲，但它终于不免解体。这是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律，它的整体背景是灰色的阴沉的，而不是常青的阳光的，细处用功，大处犯逆，和世界大潮反向而行，它的所有杰出参谋，都要用自己的人生替其行为来背书。
这叫打的什么××仗
六七十年代的电影，动辄将国民党将领写成草包、脓包、酒囊饭袋，瞎指挥，老爷兵……好像革命来得很容易。其实，国民党部队中，也有很凶悍的，尤以其中的正规军及王牌部队，最具战斗力。革命成功，原本曾经有过重大付出。除了这种战场对垒的重大牺牲以外，解放军地工人员（亦称情工人员）的谍报战，也在其中起到关键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像熊向晖对胡宗南部队重大动向的节制，郭汝瑰、刘斐、潘汉年掌握的战略情报，以及张克侠、何基沣这一类的高级将领，一则输送情报，一则在关键时刻恢复地下党身份，回戈重击，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也多得地工人员谍报之赐……这些都早已是公开的历史。
近从《人民公安报》得知另一谍报小组，即吕出、徐学章谍报小组，在内战中期受刘伯承所派遣，打入胡宗南电台，掌握核心报务，“先后给延安我军情报部门发送胡部绝密军情近千份”。制敌机先，大获主动，他们的工作有多重要？《人民公安报》这篇文章认为，在二战情报史上，如此出色的谍报活动，仅此一例！试看高级将领的反应，即可知一二：“对此，中共中央情报部最高领导人李克农将军曾经动情地评论说，他们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应该给他们发大勋章。彭德怀、习仲勋在取得西北决战胜利的扶眉战役之后说，对这几个青年人要黄金给黄金，要多少给多少，对他们在关键时刻起的关键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宗谍报战在战史上“仅此一例”，其实，就彭德怀等人的重大反应和激动溢于言表的情形，也极为罕见。
稍加回顾，可知并不意外。淮海战役后期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不断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倒戈、投诚，又从解放军的部署、攻击方向及国民党处处被动来看，显示其军情军机外泄，兵团司令、黄埔系的名将之花邱清泉就大骂“杂牌都是害人精，关键时刻就倒戈”，实则以优质兵力、优势火力及优等指挥而“吃瘪”，自然要找病灶。随后大突围中，邱氏战死，而被俘后在“功德林”中学习改造的另一名将黄维，事后得知一切内情，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了”。就算“富贵无三辈”，也来得太快了些吧！所以被俘之初，他曾愤懑叫喊：“这叫打的什么××仗”，“再打一仗看看！”近40年后的1987年六届政协大会期间，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向方知今（原79军军长兼湘鄂川边绥靖区副主任方靖之子）说：“事后我才知道刘斐早已私下通共，整个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未看到，周恩来、毛泽东却先看到了，廖运周是老地下党员，第十二兵团每一行动计划，他都报告刘伯承。”
在战况焦烂的紧急关头，黄维的副手胡琏闻出了“味”，他反复说“国防部有些人靠不住”。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时谁信他呢？
胡琏的这句话，对照几年前出版的《郭汝瑰回忆录》可知其详，且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之慨。郭氏系中共党员，内战中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厅长，主管制订作战计划！胡琏败退台湾后，因指挥金门反登陆战声誉鹊起，倘若他也被捉到“功德林”，也一定会喊“这叫打的什么××仗”的。
解放军地下党员严继承乃是打入蒋介石专线电话的红色特工，直接从接线员的位置上听取最高层作战计划和命令，所有向蒋介石报告的军政事体，全都由其转接。他所侦听的这些极端机密，转送地下党直达解放区。1948年年初被保密局侦破，予以逮捕杀于南京雨花台。
此事已经令人大跌眼镜，殊不料调来接替严继承的车大奎也是地下党，他将国军最高层对徐蚌会战的机密指挥电话内容，全部择要转述给地下党的接头人，这种打击确乎是致命的。
参加内战的很多将领，在“二战”时的中国战区，与日本侵略军周旋，都是第一流的现代军事人才，却在内战中节节败于解放军手下。英雄失路，流年不利，除了战争性质的决定之外，出色的谍报工作，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无形紧箍咒。关于谍报的不同反应——或“要黄金给黄金”，或“这叫打的什么××仗”，或“老牌历史反革命，潜伏特务”（“四人帮”加诬于地工人员的帽子）一事数歧，恰从多侧面反照谍报工作之重要性、重大性，而在“谍工”的对方呢？那就要看防谍的智慧和手腕的疏密了，倘若阁下无能，不会防不及防不懂防，当然要“吃瘪”要“泡汤”了。
情报+不会研判=〇
情报参谋最重要的就是在搜集情报之后加以研判、运用。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憎妒特工事务，他的口气透着嫉恨和轻蔑，可以说是对敌方情参工作的否定。
萧赞育回忆在侍从室工作期间亲历西安事变，说是在事变的当天，天黑后，萧赞育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萧赞育睡**。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逐个房间慰问压惊，这时萧氏要求和他谈话，“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污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工作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显然，语甚轻蔑，意甚不屑，当然，也有侥幸的得意。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戴笠即派遣干员向西北渗透，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往中枢，尤其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的底细被查得一清二楚。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但在12月初，即侦测到张、杨异动的一系列情报。那时蒋介石刚刚赶到洛阳，戴笠手下的马志超、江雄风就得出张、杨即将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委员长答应其条件的准确情报。
虽然获得准确情报，但在研判上掉以轻心，未能引起警醒，更未能恰到好处加以运用，总不免有失职失察的责任。
所以事变发生以后，戴笠立即从南京追随蒋夫人乘机奔赴西安，下机后，杨虎城曾说：“雨农！你来得正好，我们准备了一只装老虎的笼子给你住。”戴氏却一笑置之，故装神秘说：“这个我早已料想到。不过，请你想想，我是不是个前来白白送死的人？”（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张、杨听了，当场色变，表情悚然。
情报参谋未能精切研判、运用，所以戴氏奔赴虎穴，乃是一种情参工作缺失的补偿挽救。而他回应张、杨的话头，显示出于一种心理战的考量，“我是一个白白跑来送死的人吗？”轻描淡写、露尾藏头，就事后补救来看，发生了非凡效力，投下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使对方既以为他的无形势力已在西安有了致胜把握；又使杨氏以为他与张学良之间，有了暗通款曲的联系，打出时间差。
从时效而言，侦测张、杨异动的情报具有连续、动态的特征，无可挑剔。但是毛病出在研判、运用上面。参谋作业，即使没有掉以轻心，在主观不以为然的情况下，仍可作外围防范。但是他们就此罢手，结果事到临头就措手不及。
20世纪初，日本设置的特殊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满铁”者，打着经济的旗号，搜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和情报。在中国东北内外作所谓地质调查，重要城市设立分社，其下属调查室负责与外务省、陆军省交换情报，举行密切的定期碰头会。侵华战争发动后，“满铁”魔爪更大肆伸张，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密切收集后做情报资料，报回日本本土及日本驻华情报机构，作精密分析。他们在研判一端上所做的工作，并不放走一个可疑之点，而其运用，更成为一个网状的互为连贯的系统。过程并不繁复，转折也不复杂，但时效高得可怕。
一着不慎，满盘不顺。正像河道治理工程，若以单纯性的截污分流代替了综合性的水环境治理，以直立浆砌石护岸来与河流争夺生存空间，以棱柱渠化改变水力半径，以壅高水头降低速度造成养眼的水体景观，改变了河流的沉积能力和自净能力，则此河道不得不变为漂浮物集中的垃圾场、变质水体的污水池和发酵场。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熊向晖的卧底生涯
熊向晖是清华大学出身，1938年5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胡宗南任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晖打入胡部前，特意查阅了范长江名作《中国的西北角》，书中描述胡宗南有云：“住的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
熊向晖把胡宗南的心理和做事的风格吃得很透，于是，他在毕业生典礼上致词，讲得慷慨激昂。胡宗南就在黄埔大家庭里面遴选。熊向晖说：“我有左倾嫌疑，在先生身边工作，不能胜任。”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于是他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相当于贴身事务幕僚。（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一章《地下十二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自此开始执行特殊任务，1941年直接进行情报输送运作。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文中多写豪言壮语，最合胡宗南的口味。
1943年2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下达蒋介石的对陕作战计划，胡宗南即开始布置，熊氏立即将此情况和预定进攻日期密电延安。事后胡宗南总部隐约感觉情报有所泄漏，可是查询泄密案的结果，竟将毫无关涉的人逮捕关押！
熊向晖向周恩来讲述过胡宗南的两面性：胡宗南对杜聿明等出国抗日很羡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要求越过黄河反攻，蒋介石不准许。但由此可见胡宗南的家国之念和功名思想同时并在。
军中有人写匿名信揭发熊向晖，而胡宗南部的情报负责人竟将匿名信出示给熊氏观看，说熊氏是间谍，熊向晖表现很愤怒的样子，当场拍案怒骂，如此这般竟然掩饰过去了。
抗战胜利后，他借到南京办事之机会，受党中央来人面授机宜。
1947年，胡宗南保举他去美国留学。准备行程期间，也即这年的3月份，在南京，他找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胡氏让他推迟出国，因为要攻打延安了。胡宗南临时抓差，让他起草告陕北人民书。
然后胡氏和盛文到国防部开会，因起草示意图，将绝密文件交给熊向晖使用。
绝密文件是，已核准的进攻延安方略；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图。熊向晖写道：“不用说，我照抄不误。”于是，毛泽东事先获悉胡宗南进攻延安计划……
进攻方略包括所有的国军进攻部队编制，指挥官、武器、战车、空军投入战机数量。这次战役当然是胡宗南惨败。
这一年的5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文中公开嘲弄他是饭桶。
5月20日，胡宗南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美国吧。行前熊向晖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他握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熊向晖于1949年回国。11月在北京，周恩来邀请他到中南海，客人还有刘斐、张治中、邵力子等。
张治中说，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是归队。张治中听后一脸的茫然。周恩来向他们公开了熊向晖的卧底身份，刘斐等人吃惊不小，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
在熊向晖已经要动身赴美之际，胡宗南专门嘱咐他千万留下，打完这一仗再走，结果特级绝密泄露，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暗处的对明处了如指掌，这仗还怎么打呢？当初熊向晖已经明说他的左倾色彩，胡氏偏要用他，已是奇怪，至挽留一个小参谋来陪他打大仗，真是重庆话说的：撞到鬼啰！或如俗谚所说，真是鬼摸了头了！
由于主观的轻敌和疏怠，任凭怎样的幕僚，任凭天大的本事，怎样的神机妙算，在胡宗南身边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或者诸葛亮、吴用在世，那也只是枉然，也只有惘然！也要受到前定般的重挫！想来胡宗南在九泉中也当深感困惑吧？又如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直至他向蒋介石保举范长江去美国留学，被蒋介石痛斥一顿，才受到当头棒喝。
199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熊向晖回忆录，同年《传记文学》全文刊载。编者按中，也引述熟悉胡宗南的人所言：胡氏模仿蒋介石，他自己的左右也有四大金刚、八大秘书、十三太保、三十六小鬼，包围把持，惹得很多陕人反对，到了台湾还被弹劾。就算有这些因素，胡氏本人也应负最大责任。
胡宗南身边顶级参谋可谓之“二文”——即盛文和赵龙文，在防谍方面的不作为，可以说胡宗南本人不得辞其咎。首先他有换人的机会和转圜的余地，但他鬼使神差自动放弃了。孔令晟先生的经历可资说明。孔先生1935年考入北大化学系，读到大三的时候，毅然投笔从戎。1945年5月率部在豫西西峡口重创日寇，升任营长，1947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22期，随后又选送美国海军指参学院深造，在美国指参学院的毕业论文被评定为特优。后来曾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要职，是蒋介石晚年最信任的将官之一。关于熊向晖，他回忆道：“我跟熊向晖都是黄埔十五期甲级毕业生，1939年3月29日在七分校陕西王曲本部举行毕业典礼时，熊向晖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词，我代表毕业生从分校主任胡宗南将军手中领取毕业证书。熊向晖那时候用的名字是熊汇荃。1942年我回七分校补训时，胡主任突然召见我，要我接替熊汇荃担任他的侍从参谋，我答道，当年弃学从军，为的就是上战场杀敌救国，我希望下部队、上战场。胡主任见我婉拒，脸上却丝毫没有愠意。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果接任此职，也许熊汇荃不致于盗走那么多机密。”（胡志伟《孔令晟将军访问记》）。
实际上，熊向晖的事情，1947年年底就被保密局文人出身的叶翔之侦破，他将此事报告了毛人凤。毛氏居然说，涉及胡先生的事，要先通知胡宗南。胡氏得知，气得脸色发青。但他百端隐瞒，自行处理，要叶翔之报告时剔除这几个人，千万不要让蒋介石知道。前面熊氏本人所叙他辞行出国前，胡宗南的难以言喻的尴尬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胡宗南幕中，熊向晖顺利展开他的情报工作，固然有胡宗南个人的责任，但盛文也有失察的疏漏，因为他处于胡氏幕僚长的地位。当然，他所处的情形较为特殊。
1948年初春的陕西宜川战役，西北野战军向胡宗南部队发起外线作战。作战意图是歼灭宜川守军，然后向该线以南渭河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攻击发动后，战况异常激烈，时成胶着之势。最后将胡宗南部队逼入死角，难以动弹。
其实此前对于解放军瞄准宜川的意图，也曾引起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担心。当时抽调他的部队东援中原时，他就忧从中来。战前十几天，他派参谋长盛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面陈，试图说服国府收回成命。结果层峰竟让他和国防部拟订此计划的参谋次长刘斐理论。朴拙的盛文，怎是老狐狸刘斐的对手呢，刘斐引经据典，而盛文不断皱起眉头。盛文力不能支，最后干脆当场叫嚷起来：“共军是死人吗？千里以外调部队来包围，敌人会等你来包围？你这种做法，完完全全是匪谍的做法。”刘斐别有怀抱，径自将盛文所说以特别语调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自是将盛文斥责一番，支持原计划。
参谋的侧重点各各不同，如赵龙文，他的重心应是防谍，在这一方面他尤其应为胡宗南分忧、谋划。但他不知是心思不深，还是心智疏忽，总之未能达成参谋本职的要义，于是，其作用被架空，其所在部队被对方悬置，一举一动，尽在他人掌控之中。信陵心事总酸辛，赵龙文诗写得好，修养好，乃浊世之翩翩佳公子，但在参谋防谍一事上，他也是棋差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