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的参谋良策

徐祖诒，江苏昆山人，1895年生。保定军校及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曾在张学良身边任职。1928年，他和邢士廉等人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到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白崇禧商议东北易帜之事。

1933年5月下旬，何应钦、黄郛派徐祖诒、李择一与日武官到密云晤日军师团长，再商停战条件，决定中日互派代表在唐山开会，当时徐氏任参谋本部处长。

1936年调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少将厅长，掌管对敌情报、对外宣传和联络外国武官等方面工作。其间业绩突出，不久就被晋升为中将。

他也曾在黄埔军校第八分校任职，该校从1939年到1943年共毕业学员近7000人。校址在湖北均县，后易房县，分校主任先后由徐祖诒、康泽担任。

抗战军兴，徐祖诒出任五战区参谋长。1938年2月上旬，日军进攻临沂，守军告急，徐祖诒亲临前线，协调庞炳勋、张自忠两军团关系。盖当时庞、张二人性格差异较大而互有猜忌，张自忠曾私下对徐祖诒说：“在任何战场，我张某当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此人不可共事。”徐氏至前线，并于两君偕同拟订对日作战计划，奋战数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取得临沂大捷。其后，敌人主力迭次投入台儿庄阵地。4月初日军加紧攻击徐州及其周边地区，意在遏制陇海及津浦路，双方调兵频繁，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徐祖诒紧急转赴徐州，部署各部兵力，拟订作战计划，最后以“迫敌于台儿庄一带聚而歼之”的作战方案得到层峰之认同。国军除原有各部外，又紧急调遣李汉魂、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沿陇海线布防。同时军委会另派军令部次长林蔚率参谋团至徐州，担任作战计划之践行。至于击败小矶谷师团，中外震惊。

南昌会战参谋之厄

赵子立出身黄埔六期，后入陆大第十四期、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曾任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和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他的《失守南昌道经过》记述了这样的事实：1939年春，与第九战区抗衡的日军有六个师团。薛岳代陈诚为司令长官。薛氏不大理会白崇禧，盖有历史恩怨，而对陈诚颇表忠敬。白崇禧以行营主任名义的电报或公文，如不合他的心意，常见他批复：不理，胡说。

赵子立时任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他认为，在薛岳的范围内，幕僚尚有发挥的余地，如得他首肯的计划，“幕僚可以放胆办事，不像后来笔者跟着刘峙那样，处处要受上级和下级的干扰或阻碍”。

赵子立和战区高参杜建时负责拟订作战计划。他首先分析了地形，鄱阳湖一带，水网纵横，河流有的可以徒涉，有的非船渡不可，有的地区高低和盆地交替。

对日军的进攻估计，大兵团运动困难，对双方都如此。估计日军将利用赣江阻碍将国军顺势纳入其包围圈。

我军决战地点的选择，力图避开日军重炮的射界，决定向西牵制，逐次抵抗，潦河南岸向北反击，将日军反包围于奉新、安义地区。故采取诱敌深入法，对鄱阳湖至潦河部队，实施纵深配备，多路火力封锁港汊阻挡日军登陆。修河南岸部队先防御，后逐次采取攻势；控置部队采取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交通方面，将日寇即将进攻的地带道路全部破坏……

这个计划送交薛岳斟酌时，已经打了一个折扣。罗卓英又对修河南岸部队予以调整，参谋处非常着急，但无法制止，又打一个折扣。

3月中旬日军首先向罗卓英部发起第一波攻击。“不断由突破口注入兵力，并在修河北岸升起气球，指挥炮兵向我阵地密集射击，继以猛烈冲锋，（我）49军不能支持，向南溃退……”日军又攻其侧背……于是当时国内哄传，罗卓英连失三城。

第二阶段日军由其所占领的安义，向东突进。此时参谋处的意见，认为日寇孤军深入，可利用还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援军接战，有可能转败为胜。薛岳考虑良久，决定放弃南昌。原因是，他要迁就罗卓英，因为罗氏在蒋介石和陈诚面前说他的好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特别嘱咐参谋处，要照顾薛岳和罗氏的关系！于是撤兵遂行，南昌失陷了。

参谋处乃专业幕僚，他们的作战计划出于至诚，但却要受到接踵而来的人事干扰，幕僚作业不免大打折扣。

南昌失陷，蒋介石大怒，命令他们抵死反攻，结果还是由罗卓英所部打头阵。国军利用地形、工事熟悉的优势，夜间进攻。打了三夜，日军猛烈还击，部队进攻受挫，只好不了了之。

南昌的失陷，参谋处认为抗战初期阶段，不宜硬碰，因此部队配备宜以纵深方式排列在河流沿岸，方不至于一旦突破就不可收拾。另外，急切放弃南昌，等于放弃了四、五个打击消耗敌人的绝好机会。时间、兵力、机会都完全没有问题，对当时还在国军手中的赣江沿线的天时地利的利用白白放弃，不知是畏敌还是见不及此，总之，在参谋处看来，如此断送名城南昌，那是非常可惜的。

幕僚策划不周战事仓促落败

石觉《南口会战前后杂忆》，谈到抗战初期的南口会战，大本营鉴于华北危机，决心集中5～7个师，设防于南口、张家口一带，保持察南战略要地，以为冀、晋、豫方面大军作战之侧背依托。但此次战役属被迫仓促应战，战端甫启，陷于逐次使用兵力之苦境，牺牲惨重，支持十余日后全线溃退。

关于各级作战幕僚的作用，他特别在检讨中指出：幕僚人员，未作战场地形交通调查，并先到单位配备图亦未调制，带路人员亦无准备，让增援部队临时找方向摸道路，实属有亏职守。实属痛心之言。

足智多谋：高级幕僚俞大维的大将风范

他说，防务长官的办公室永远在前线。

他是抗战期间中训团十数万人的兵器运用总教头，他是神射手，曾经远距打中一一飘空的活动气球，令丹麦军火商目瞪口呆。

他身先士卒、冒险犯难，经常和下级飞行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空，在高厚的云幕层中穿行，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他是功夫深沉的弹道专家，闻泥土而知炮弹来历。

他是数理逻辑的专家，他听过爱因斯坦的课程，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论文《数理逻辑问题之探讨》，发表在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是在该杂志发表论文的第一位东方人。

他对现实中危急存亡之秋的伟大的爱国者，表现深沉的敬意，他也有他的英雄崇拜情结，景仰饱经忧患、屹立不摇的伟人。

美军史慕德中将赞美他：俞大维先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君子，一位令人惊奇的思想家，为其平生所遇最有学问者之一。

他多次出生入死，也曾碧血染征袍。

他每年都要两度到慈湖，向蒋介石磕头，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秋季，蒋介石的冥诞。一边磕头，一边痛哭流涕，感戴他的知遇之恩。

晚年，他预感他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便要侍从参谋备齐他童年读过的经典，预备全部温习一遍。然后，他说，读书人要收摊子了！回顾他雄奇险峻的一生，他说：我没有交白卷！

他就是民国书生俞大维，一位伟岸深沉的高级幕僚。

在哈佛读书期间，和俞大维往还频密的是他的表哥陈寅恪。傅斯年尝言，陈寅恪和俞大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各为苦难的中国读书人放一异彩。

1944年秋季，俞大维参加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和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共事。因为相同的求学背景、相近的性格特征，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俞先生在参谋本部，倡导事件及时办理，即来一件办一件，要求僚属服务到家，具有主动解决问题的参谋作业本领。

参谋长魏德迈，每天上午准时举行参谋汇报，问题、缘由、办法，简捷干练，时间多在一小时之内。先由各单位汇报，然后是讨论罗列各种办法，最后由参谋长裁决。拖拖拉拉踢皮球那一套在这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俞大维和魏德迈都是留德出身，且时间相近，求学于德国国防参谋学校。这家学院是所谓千锤百炼的“鬼精灵”高级参谋养成所，学业负担很重，魏德迈一度劳累至几乎吐血，多亏他的德籍夫人百般鼓励，才没有中途辍学。在公共场合，俞大维和魏德迈说英语，私底下，他俩都用德语交谈，心有灵犀，全无挂碍。

不论是在兵工署，还是交通部任内，他和僚属、员工商量工作，谈话都采用研究、提议的口吻，对方则如坐春风，如有未周之处，他就会说，假如这样改进，也很好，大家就知道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地方，等他走后，大家就会自动改进。

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行政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产生广泛影响。他以规矩共遵和素质提高并举的方式，塑造其高尚的职业道德，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办事公道；又在行政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一度成为行政机关的楷模，前来学习观摩者挤破门槛。

所以僚属在他手下，养成良好的习惯，交代的事情，能办不能办，一定要有下文。

长期抗战得保枪弹无缺，俞大维功莫大焉。

抗战军兴，所有的兵工厂在俞大维督运之下，由人背马驮，爬山过坎，转运西南，然后披荆斩棘，凿洞开工，加班增产，创造了罕见的中国式奇迹。兵工厂，到了抗战胜利，已有18所，分布在西南各省，除了直接生产武器，还有机械、化工、冶金、光学等的研究及生产。

俞大维审时度势，因为当时日军武器整体上优于我国，假如两军在三阳线——洛阳、襄阳、衡阳拉开作战阵势，则日军的重兵器将失去作用，而我军兵工署所造迫击炮、机步枪在抗战后期，其性能已优于日寇武器，如此则掌握胜算之主动。

他到兵工署就职，第一把火就是订立对外招标的黑皮书。以计算成本，作为招标签约的依据，并规定任何采购案，承包商不得向承办单位赠送财物，否则全案作废。此令奉行，立即杜绝原先军火采购中贿赂公行的流弊。管理方面实施了技术提升、成本核算和兵工会计制度。到抗战前，更建立了弹道、光学、冶金、精密技术等多个研究所。并在抗战之初，就在各兵工厂实行了福利社会的一套方法，成立眷村及子弟小学。

交通部任内，他移植了中美联合参谋本部的工作方法，随情势的变化，布置大型图表室，配属通信系统、设置通信网络，再加译电、分析、审阅等功能，使图表变成动态。交通的进步，立竿见影。

每天的早餐汇报，两小时内，要把全国交通的有关事项，分配或解决完毕，先是报告，接着协调，然后裁决。其余的中高级干部，多在欧美接受教育，术业有专攻，水平极高，一套成型的参谋作业和企业管理方法，在这里畅通无阻，很快进入状况，运作自如，完全没有那种痼疾般的所谓公文旅行。

有一次出访美国，偶往无线电城音乐大厅一游，他问一个下属，有何感触？那人答曰，声光俱佳，舞者面容、曲线、服装无一不美。俞大维就说，仅注意这些远不够啊。阁下是学管理的，一百多人的表演者如何进出前后台？如何训练与管理？应到后台观摩，才有心得。他又举中国人的大型筵席，往往宴开一百余桌，侍者如何分配才能同时上菜、撤盘？这里面都是学问。那人听后受益匪浅。

作为大陆时期的最后一任交通部长，邮电、公路、铁路、电信，在他任内无一不是飞速发展，工程、行政效率之高，为各部委之冠，种种细节，可见俞先生大处着眼的高度。

1954年，被任命为最高防务长官。当时他身在国外，陈诚促其束装就道，但对任命，则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蒋介石说，不必！他这个人，一旦听到炮声，一定会及时赶到最前线。

他曾亲自乘机到徐蚌战场空中投粮。

像王耀武、黄维、郑洞国等人，虽然战败了，但俞先生很同情他们，认为是可贵的忠贞之士。他也感到自惭：“如果换了是我，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我又能如何？”他是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

陈仪被执，他费尽心力，想去挽救他的生命，向层峰恳求陈情，整整一个上午，上面不置可否，求其苟免未能奏效，他为此伤痛不已。

不在前线，就在去前线的路上！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的，他总在前线奔忙。1955年3月的一则日记可见其戎马倥偬之一斑。“３月７日晚，我乘太昭舰北巡，翌日抵东引，视察防务后，继驶马祖，途经浪岛、大西洋岛。旋沿北竿塘西岸勘察海滩状况。上午十一时在南竿塘登岸。适遇见顾问团陆军组长麦克唐纳准将，相偕视察部队，然后乘原舰至北竿塘，遇大雾，故仅停留半小时许。九日欲往大白犬岛，因风浪太大不能登岸而返回。”

他营救陈仪，未能奏效。到了孙立人案发，他参与九人调查小组，叨陪末座，第一次开会，陈诚念调查报告，声音细小，他听不太清。轮到他发言，他就说，按照常理，似乎纯属孙立人个人或极少数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有案情，其他人就不太可能知情，因为知情的人愈多，事机愈可能提早暴露，知情人既少，为何牵连这么多人？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显出俞大维作为最高幕僚之一，感情和缜密的头脑相配属，为孙立人的冤枉，给出可信的论据。

孙立人案发前，职务是参军长，他对战略家余伯泉发牢骚，说是闲混愁闷，无事可做。余氏就劝他去给俞大维当副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但孙立人心有不平，他说，我是要做大事的人，当副部长，能做什么事！对此，俞大维感慨道：“孙立人不听余伯泉劝告，大事做不成，却出了大事。他如果当我的副手，肯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到了他们的晚年，生命最后时节，释放孙立人的事情，已有眉目，孙立人曾告诉探望他的人，如果彻底自由，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俞大维。

俞先生躬行幕僚作业之一端，就是折冲樽俎，争取美援。其中的艰难周折，不下于战场的经略和防务的部署。另一方面，他总在前线奔走，具有镇定如山、化险为夷的大将风范，这对前线官兵，往往具有强心针的作用，使其部署化为辉煌战果。

关于一场大型的进攻是否推行，他就向最高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委婉地申说，时机还不成熟，不宜发兵。身为幕僚，重心在于对事件的评估，可行性与针对性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定调、建言，而非一味地附和，更不能凭意气逞一时之快。

足智多谋的俞大维，在最高防务长官任上，长达11年，常于战略转圜上着眼，使其妙计得售。雄图远略，规划宏阔，得反客为主、反败为胜之奥，极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之妙，观其设策，无中生有，以虚击实，以少胜多，东击西应，四方响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部署，臻兵家化境而远追古人。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来自于古人智慧。他5岁启蒙，不久就能背诵《公羊传》，十三经中最具文学风采的《诗经》，他是晚年才补的课。《左传》的文章极佳，可是他在《公羊传》所下工夫最深，他自谦，之所以他的文章没文采，就是中《公羊传》的毒太深。而好处是，《公羊传》将他的脑子也即思维磨砺得像剃刀一样锐利。

八二三炮战，多位高级将官在炮击第一时间毙命，俞大维后脑被弹片擦边削过，血渍斑斑，可他还忙着帮助胡琏、助手、参谋等人规避。

金门遭毁灭性炮击之前，军情部门、一般舆论、新闻界都以为要打的不是金门而是马祖，独有俞大维力排众议。他的判断如下，三星期之内必打，支持他的判断依据，一是最新空中侦察显示，面对金门的对岸各机场，所有米格机都已就战斗位置。二是最新陆上侦察显示，对岸第一线炮兵，所有炮衣都已揭开……

他喜欢隐名埋姓，他婉拒替他作传记的作家：“我只是层峰的僚属、参谋官，没有姓名。”他隐藏他的事功，总结一生的参谋作业，他说得简捷而掷地有声：“身为最高领导的幕僚，意见具申，是我的责任，但层峰决心既定，我唯有服从贯彻。如果层峰下令攻击开始，我必定第一个上前线！”

幕僚作业及参谋意识的延伸

古人讲究的文章，思想宏富，开一代风气，则文字的敏感和讲究也有独在的时代意义。文句的泊漾，虚词的迤逦，种种回环的空间，潆洄水抱，颇有积雨空林的畅朗幽谧，英词盘郁，可润金石，这实在不在战斗性之外。实际上就连纯写景的山水田园诗也暗含一种态度，况乎战斗的闪避旁逸，颠跌反射与文章技法屡有本质契合。邱雨庵（邱清泉）论兵，说“三层火网，子母连环，立体三层，平面三层，上下掩护，内外策应，缩小正面，加大纵深”（《教战一集》）。挺拔与遒劲，自在其中，只要不和贱肉横生的文奴文佣把臂入林，则文字的讲究只会增益思想的深度，而兵法的深郁自然加重志士的分量。

他出国深造的心曲，乃因国际形势渐趋险恶，尤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迫日甚，对日作战，必不可免。邱清泉以民族解放，任重道远，乃决心在军事方面再求探索。陆军大学为德国军事学术宝库，教授均系第一流军事学家。当时校方歧视外国学生，最新讲义多有保留，邱先生向学心切，软磨硬泡取得后，连夜打字抄录，秘为保存，预备再作研究。三年求学，他所集中致力者，就是战术战略及国防建设，尤其对于巴尔克、老毛奇、施利芬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详加比较研究，于古得里安之装甲骑兵战术，亦多用心。曾谓“如果世界第二大战爆发，则将为机械化部队出风头之时代矣”，他对于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兴趣亦浓，尝于课余翻译，寄回国内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