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生于1893年，十岁前读千字文，以及四书、唐诗、易经、左传等，15岁考入江西陆军小学；18岁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参加同盟会，19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崭露头角，北伐时期得以起家，任独立第一师赖世璜部党代表，该师旋扩编为第十四军，仍任军党代表，并兼第一师师长。1928年，调任第五师师长，旋任淞沪警备司令。1930年，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次年，出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同年12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他的夫人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被认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其后主持赣政十年，外派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出任东北九省行辕主任，1947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位高职显，权倾一时。

陈诚与兼任行营参谋长的熊式辉势同水火。熊氏乃政学系的一员，连带杨永泰也给陈诚下绊脚。

陈诚一直是政学系的敌人。蒋介石亲临抚州陈诚指挥部的时候，熊式辉陪同前往。蒋先生下车时，熊式辉立即上前搀扶，一面挑拨说，辞修兄真不争气，叫年老的委员长东奔西跑，替他操劳。蒋先生顿时变色，怒斥说，不关你的事！你何必来，你回南昌去吧。熊式辉碰了硬钉子，回到南昌家里，把一桌饭菜碗筷尽行踢翻打碎。（参见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第三章）

熊式辉主政江西十年，政令就无法到达赣南。从专员到县长，要不是当地的强梁刘甲第点了头，休想待下去。

但是熊式辉打出蒋经国那一张牌，一石三鸟，总算刘甲第倒霉了。

刘甲第，他也是地方江湖的有力人士，但他和杜月笙是不同的。他在北大预科读了一年，就回江西。他四十来岁，会些古文，写得一手好字，有些上流社会的气味。他也有一串姨太太。曹聚仁说，他的风度温文尔雅，像极杜月笙，但比杜氏多一份古老的学问。他也很有四大皆空的虚无思想，他无端地就对曹聚仁说，曹先生，您不知道，一个人活过了四十二岁，骨头都空了！

真是悲从中来，一切都付诸东流的味道。

熊式辉在日本陆大求学时，有福建籍留学生顾女士，风姿绰约，惹得不少留学生纷纷向她求爱。熊式辉亦系追求队中的一员，他容貌俊朗，又系官费生，一切条件皆视其余的文科学生优厚，乃获得顾女士青睐。毕业归国后，先在西北冯玉祥帐下任参谋，旋受命为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的参谋长。1927年春间，熊氏致书李烈钧，表示请缨无路的抑郁心情。李即密电蒋介石，为熊说项。这年10月间熊式辉兼淞沪警备司令，他在警备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亲笔书写蒋介石的革命语录若干条，蒋介石每至沪时，先迎至警备部憩息，均睹及熊所写语录。

马五先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以为，熊式辉素与杨永泰友善，乃是其起家的关键原因。从1934年杨氏任南昌行营担任秘书长，熊氏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后，两人形同胶漆。“熊式辉本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但自命不凡好发怪论，他对政治上的人事问题，倡导用人必疑、疑人乃用主义，把一般从政人员皆视为不足信任的问题人物，荒诞不经，骇人听闻。因而他在江西做了八年主席，毫无建树可观。熊式辉交卸驻美军事代表团长任务回来，中央特设置‘行政设计委员会’，以熊为主委，网罗若干专家学者，研讨设计全国的行政制度改革方案，经过了几年，只搞出分裂东三省地区为九省的一套计划，其他一无所有。抗战结束伊始，熊得任东北行营主任，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以政学系同道的关系，一夜之间拟订东北行营组织规程而公布之，职权恢弘，有若国民政府然，但熊一筹莫展，终于铩羽下台了。”

英国有一句格言是：检讨过去，研究现在，策定将来。熊式辉竭力走向这个境界，然而，智略稍逊。石觉曾经谈到，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伪满政府曾发给公务人员三个月粮饷，等待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可惜的是政府在未展开接收前，先行重划省区，弄乱秩序。日人过去以航空照相丈量土地，绘出很确实的精密地图，另有大批省县资料表册藏于各省县政府，但大批遗失，接受人员到后只得重起炉灶，困难重重。（石觉《战塞外，痛平津》）

原来，东北行营主任一职，蒋先生最初的意思，是瞩意张治中的。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才改派熊式辉，或许是政学系于黄埔系斗法的结果，更有人说是吴鼎昌和张岳军在背后支持的力量。此外，也有人说熊先生为了争取东北行营主任位置，经常地在夹袋中带着几种计划，等到同蒋介石谈到东北问题时，他每次都能立时拿出来一份合乎当时谈话情形的计划来被蒋介石称赞为“有心人”，视为幕僚之极可用者。所以，当后来考虑东北行营主任人选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身上。

这是1945年深秋的事情。

原来，东北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樽俎，局势时而明显，时而黯晦，问题总在若即若离之间。直到重庆方面的经济谈判失败了，东北的情势，也就随而急转直下。是年11月12日，熊式辉奉召飞渝述职，16日行营曾一度陷于解放军包围之中，担任行营警卫的保安中队，又被缴械。代替它的，是一批来历不十分清楚的杂牌军队。

16日中午，自来水也断了，电灯线和电话线也都发生了故障……种种恶化的情况，逼得人一刻也停留不下去。恰在这个时候，“熊式辉由重庆拍来一个电报，告诉我们说奉政府命令，着我们除了留下一个军事代表团，与解放军继续保持接触以外，其余人员均撤往北平待命”。（参见《政海人物面面观》）

熊式辉晚年辗转居台湾，没有任何官职，隐居山中，其落拓境况，有如《聊斋志异?叶生》所说“平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数；名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他的同时代僚属且有认为这是他一生凉薄无情的因果报应所使然的，凡以险诈凉薄起家者，亦必败于险诈凉薄，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显著特征。

雷啸岑先生以为，熊式辉在东北干了一年多的行营主任，举凡内政外交，一筹莫展，对军事更是外行。熊氏的才学固谫陋，绝非胡林翼、左宗棠之流，做个省主席亦是不够料的。

但他在东北之一事无成，说句公道话，却不是他的责任，史事纷繁，不胜缕述。

熊式辉《海桑集》所记载的种种细节，常有抗命不从、拂逆上意的记录，以文电、书面或当面跟蒋介石讨价还价，讲条件、申述意见等。完全不是想象中，或以前不少文史文章中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形象。

他解剖美国政策之失，论及失败的总责，他以为，国民政府背负十余年中国内乱和八年抗战后疮痍满目的重大包袱，加上一切应付却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地方，美国行政高层又是那样的颟顸，种种疏漏都给对手利用，尤其是“美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做了他人的义务宣传员”，美国的外交人员、远东专家，向其本国所作报告弥漫悲观主义论调，1947年夏魏德迈调查声明可谓总代表。熊式辉以为魏氏多与失意政客等类接谈，以耳代目，被人牵着鼻子走。“美国康他人之慨，又欲以中国来做一次实验”（《海桑集》，484页），就其当时所处位置之所经历而言，他的反思沉痛已极。

至于国民政府悲剧的诱因，乃是抗战之后，民生国力疲惫不堪，这时候归马放牛，修养生息，犹恐恢复之不济，何况兵连祸结，喘息不遑。各方面的势力及外力交相来侵。“我仍欲如抗战之初，以孤军与之周旋，几何不见其势穷而力绌。议者犹以当时政府贪污无能，财政经济濒于崩溃，因选举而愈失人心，军事措施失策，因裁编而更丧工具……为失败之最大原因。此固为一部分事实，而皆盲人摸象，要皆为不识大体各执一端之言”。（《海桑集》，486页）

外界对熊式辉曾有漫画式的恶评，一是出于误解，一是熊式自身性格所导致。

熊先生为人颇见脾气，往往锋芒毕露，即使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多有顶撞，辩解或反驳，而非无条件执行，总之绝非心气和平。

熊式辉文学修养丰厚，旧学底子深足，适堪承载其行政经验之总结、叙述，而增其价值。他轮战守形势，成败得失，就大处着眼，而其经历为常人所不能，立足高远，也奠定其见解的高迈阔大。

耍弄心思权术以作笼络，前人多有之。左宗棠《左文襄书牍》谈胡林翼，喜任术，善牢笼。胡林翼本人说，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

幕僚出身的曾国藩集团成员，多喜用人术，颇类马基雅弗利。或在一定程度上相似，或在一定程度上取用。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彭玉麟和杨载福不合，全靠胡林翼煞费苦心，设酒和解之。“设酒三斗，自捧一斗跪地，陈厉害，责大义”（见《凌霄一士随笔》）。他对李续宾更是费尽心机地示好，使其效死力。直到迎养其父母，甚至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好，结果过分到对方引起怀疑，认为这是耍弄手腕的变种方式。示好居然过度，这也可算一个笑话。

政学系得此种技术之真传，至于前人的气度，他们又学不到。

机会主义幕僚，利字当头，心向威权，对民主发展过程无知。他们以机会主义为百试不爽的立身准则，但是他们的机会也有限。因为过度地为自己寻找机会，等于堵塞他人的机会。

而且，不断地颠倒机会，最后势必失却机会。

心理暴落户是会做出混账的事的，所以后来有的强势国度，就看定一个原则，第一线武器绝不卖给机会成性的国度，它自己没个定型，它这样一块料，卖给它等于送给后面窥视等待的魔鬼。

从马基雅弗利到李宗吾

那种投机的幕僚，相信阴谋万能，幻想自己无所不能，看不到人的有限性，盲目夸大自己的力量，因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刘向以为“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投机者才不管这一套。

古代的三十六计，作为用于应付敌国纷争的军事计谋，尚有可说，但其竟然蔓延浸蚀到人际关系市场，靠瞒和骗行销于世，这就是悲剧。

希腊哲学不理会智谋，罗马史家李维称计谋是“非罗马精神”。费厄泼赖，属西方的产物。克劳塞维茨认为施用计谋是智穷才竭的表现，洛克把阴谋家看做“狡猾的猴子”。

玩弄阴谋和权术的，往往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至于李宗吾先生被人视为疯狂，则自其书出，此论既随之。李先生著厚黑学，多用反语、冷语。他的结论，以其鞭辟入里，竟被人视做当然，而以厚黑教主目之。其分析结果又多一针见血，凡所论断，如冷水浇臂，触处皆系思想利刃。张默生先生当面对李先生说：“重庆北温泉乳花洞门前，有一棵黄桷树根，虬结盘屈，蜿蜒如龙，很像你思想的恢诡谲怪。”一般读者，固觉震悚，而真正厚黑人物，一种深藏内敛，收束窥伺于旁，一种沸反盈天，喊打喊杀，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前人类争斗，以拳脚胜，其后以刀剑胜，再后以枪炮胜，而今俱不能取胜于高科技电子战之下。这个过程中，思想的武器却一直独立各种拳脚武器之外，移步换形，其威力且不独取胜于疆场。

较之一般思想史，李宗吾思想多以逆推法出之，他以三国时期为中轴，向上推及三代，更往下推至曾国藩、胡林翼，整个二十四史重要人物，或长于厚，或长于黑，或二者兼之，有多大厚黑便成多大人物，几乎无一不合。他这一番解析，既从容褪去大人先生头上不可一世的光晕，又把种种惨烈手段的底蕴黑幕提出公式来播之于众，他因此而成一时思想的重镇。虽然这是他匡济之志的变相表达，而给他惹恼的人，自然要把疯子的名义加诸他的头上，恰好他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一些不合常规的地方，别人做官都想越做越大，他却愿意越做越小。他拿力学规律来讨论性善性恶问题，他主张兜底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他甚至认为，妨碍当时文化发展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他喜欢独处，信步闲行于公园蔽日浓荫底下，远远看见熟人走来，“则好像不经意的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厚黑教主传》，115页）一般恨他的官僚，就来个反话正看，把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的厚黑上去，当时他收到很多无礼辱骂的信件，有称“吾儿见字”的，有斥其“王八蛋”的，有定罪名谓之“应枪毙应活埋”的，当然也有对他五体投地深表钦佩的。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著作由死寂而骤热，印量迅速增至数百万册以上，多数读者，渐渐晓得了他的狷介和操守，大抵理解他那深藏在嬉笑怒骂中的一番苦心。他的学说，总算给今世文化人带来应有的启发了。张默生先生认为，李宗吾名为“厚黑教主”，实则是大观园外的“干净石狮子”呢！

李宗吾先生幼年身体孱弱，平时离不开药罐。哮喘加上手脚不灵活，穿衣服都须人帮忙，疾病的制约使他带有畸人的性质。李宗吾先生著厚黑学，以厚黑二字，骂尽古今奸佞丑类。因他正话反说，热话冷说，浅薄者以厚黑导师观之矣。其书始出，道貌岸然者义愤填膺，必欲杀之以谢天下而后快。这在他们是做得说不得的。当时更有某贪官著《薄白学》面世，不数日以贪污**横暴扰民多罪并罚，砍头悬之城门；这类人才真正对厚黑学有一套独得之秘呢！而宗吾平生怍薄门衰，菜根一瓯，仅可果腹，而寒毡终老，身后更加萧条。其人一生为在野文人，近花甲之年偶为川省政府编译室成员，旋即遭人排挤，挂冠而去，可谓潦倒终身。以他的遭际来看，正是一个胆薄心白、于所谓厚黑完全不能实行的人。

马基雅弗利本人或许不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但世上有不少他的传人。他们制造民众的矛盾，施展毒辣的计谋，做梦都想利用矛盾，分化矛盾，各个击破，一旦不遂倍感失落，或竟无所不用其极，加以捣乱和表演，目的还是欺骗和分化。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思想家是时代的幕僚。他们贡献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当下与未来。

历史上巨变的时代，因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固有民族精神相摩相**，作微妙的结合，产出异样的光彩。

天才的睿智与洞见

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属一个时代，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实体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作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他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其他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接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三十多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