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谓主官是米饭馒头，则幕僚相当于副食品。庞大的副食品家族，有的是茶，有的是酒，有的则是酱油醋，有的却是盖着油花的变质鸡汤，肉眼难辨，饮之竟有送命之虞。

替人策划打天下，帮人上位做皇帝，像刘基这些人，谋划周全，乃全职参谋，史上代不乏人。

自己在幕僚位置心急如火全神贯注捶胸顿足嗟叹哀惋，而将共和总统拽回皇帝位上，杨度还是第一人。

据说在中国，鱼翅是所谓象征身份和地位的食品（参考消息2007，4，24）。为了吃鱼翅，食客抵死捞过界，每年至少有3000万片鲨鱼翅经由香港进口。

鱼翅被人类大量捞取，破坏海洋生态，但它是所谓中国上流社会最爱的一道菜。那些丑陋的饕餮们显示身份或拉拢生意伙伴，都以点此菜肴为荣。

荒谬之处在于，营养学界认定鱼翅完全没有味道。它风干后被切碎，加鸡汤鸭汤香料在七小时内以复杂程序烹制，然后鱼翅膨胀，像明胶状，黏稠不堪，然后加胡椒或醋等，食客将之喝下，这些丑陋的中国食客，饮用时还大声咂嘴。

杨度，这个烹制恶汤的参谋，他就力图做一碗政治恶汤，并期待大声咂嘴的那一刻。他的厨艺和厨品，既淡乎寡味，又破坏政治生态。

杨度1874年生，比陈独秀大几岁，差不多是同时代人。1902年赴日留学，与黄克强同窗。转年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为清廷迷信所忌。于是又回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科考落第后，从王闿运学帝王之术，常自诩“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其幕僚心态，昭然若揭。曾经被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撰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是博得大名。

辛亥革命前夕，清廷皇族内阁成立，杨度出任统计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他前往河南，投到袁世凯幕下。曾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黄兴邀他加入国民党，他居然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作为前提。显然，他的压宝，不在这里。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陈独秀、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都是他的熟人或曰社会关系，他有的是做幕僚的踌躇满志的本钱。

杨度之幕僚作业，至帝制筹划期间，达于极点。

《筹安盗名记》，载于《洪宪旧闻》，是为最早的第一手翔实记述，严复本人看过并深表许可。作者侯毅，是严复的学生。

筹安会动起来，洋人古德诺的《中国宜复君主之论》，又打入一剂强心针。

杨度在其文发表后第三天，亲访严复。先讲了一大段他打麻将的心经，七翻八碰，二五开杠，天缘凑巧，大获利润。说是从此可以判断他的运气来了。运气乃人生大运，不特将有多金之收获，且有人生红运驾到，说得津津有味。严复不知道他的葫芦里面是何底子。

次日他又做不速之客，以请严复重新翻译古德诺文章为引子。严复婉谢。然后，杨度说是拟组织筹安会，研究君主、共和政体的优劣，而故意将火星抛至严复身上，因为势在必得，即有意引其驳斥。果然，严复愠然作色，“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严复也有极妙的比喻，拿来说明问题：“凡猝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能容再误乎？”

杨度心理储备当不在话下，他也不生气，引述外人、时人的看法，阐述他的“中国非君主不治”，严复回答相当直截，那么，想当君主便去实施即是，古来瞄准大位的人，都仗恃其势力，哪里还有待于同别人商量呢！

严复的意见，乃是，必欲使其入会，研究发表意见可以，但不能强迫主张相同。实为处无奈情形下试图有以转圜之。

又过了一天，杨度又来邀宴，出席者为后来列名筹安会的人员。严复辞谢。晚上，杨度又来，严复闭门不见，杨氏怏怏离去。过些天，杨氏派人送信来，说是承极峰（袁世凯）旨意，严复必须列名发起人，辞谢恐有所不便！而其发起启事已经送交报馆。显然，他已很不耐烦了。

可笑可惊的是，信尾特别嘱咐，“阅后付火”，原信严复藏之，给侯毅看过。

可见杨度等人的心曲，其所作为乃自认不可告人之阴谋。

侯毅见此，乃为老师设定一个原则，那就是，盗名不妨听之，因为你无法破局；但不实际参与，是非终将大白于后世。严复许之。

不久，启事在报纸赫然登出。见报当天，两名彪悍的武装分子站在严复家门左右，托言匪党骚扰，特来保护。

筹安会开会议事，严复总予拒绝，直到解散，从未参加一次会议。其间，杨度等也将主意打到严复的学生侯毅身上，推他为参议，任务是游说推动他的老师。显然杨度已很着急，试图从严复学生身上突破。他没少动脑筋。

侯毅见事急迫，乃托言与西域商人商量购马上贡，悄然赴沪，得以暂避。

不久，梁启超撰文痛斥袁世凯称帝，流布海内。袁世凯说必须严复出面予以反驳，才能旗鼓相当，耸动视听，遂派人送四万元支票，严复拒收，而对使者说，请留出考虑时间，来作转圜。

其间，严复收到包括匿名信在内的函札不下二十通。有的推崇，有的吹捧，有的威胁，有的利诱，甚至扬言刺杀者。几天后，严复对使者说，文章可以写，梁启超可以反驳，但要对事情有所帮助，纵然极尽舌粲莲花之能事，若对事情反有损害，那就不好办了。这样把此事拖过去了。此间说话，严复确有考虑微妙、周密之处。

列名筹安会者，其余都有劝进、吹捧之文章刊布，唯严复未有片言只字称扬帝制。

侯毅在上海，吴稚晖等人来晤面，问及筹安情形，对严复处境多能体谅。一个朋友说，假如袁世凯真有头脑，就不应该把严复先生这样的国族精英拖入浑水。所幸，他还有所顾忌，尚未对严复一不做二不休，取其性命。

其间还有一重要关键，未为人所道及，他之所以不敢对严复下手，盖以当时同盟会精英多在，暗杀人员咄咄逼人，想收拾他的人不少，故袁世凯有所顾忌。

后来黎元洪上台，一度传严复将不为黎氏所谅解，林纾闻之，至以哭泣迫严复宵遁。后至天津暂避。

杨度之外，袁克定更是积极分子。帝制前期，袁世凯所阅报纸都是府中人修改重印后进呈，多系歌功颂德之文。一天王士珍晋谒，袁世凯给他报纸看，颇有得色。士珍默然，他说：“外间殊不尔！”——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嘛，乃检外报呈阅，袁世凯观之，嗒然若丧。已知为左右各位幕僚积极分子所害，但为时已晚。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其主家老袁袁大胖子，窃国谋私，始终以智术诳人。可以说是主子和幕僚相率以谋乱政，以权谋斗争为核心价值，然而，并不高明。

袁世凯忧惧而死，死前抽搐，尚不忘大呼“杨度误我”。实在的，杨参谋给他的打击大，印象也委实太深了!此前，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仅任参政院参政，看来已对其参谋能力有所怀疑。

袁世凯死了，杨度在挽联中吐露真言：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算怎么回事呢？实在太不成话了。难怪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说他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这可真要把他骂痛了。

杨度之流，受自己熏心利欲的误导，以相对容易的掩人耳目的一贯思想——实用挂帅。他高估了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也低估了民众团体的觉悟。民众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仅识破了他的阴谋，而且抗议文电雪片飞来。

在其放手一搏，甚至都不留一手的策划之下，这一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既恼羞成怒，又忧心如焚。

权衡比较，杨度的策划，有利于他独揽大权，刚愎自用的袁世凯十分受用。作为职业政客，他不仅有铁石般的心肠，也有狐狸般的嗅觉，但他不可能走得太远，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大局观和政治远见。

当然，杨度等人的谋略也是由袁世凯直接催生的。利令智昏，以为所有的莽撞都能换算成可用之良机。他们铤而走险谋略的实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泱泱大国的前景、民众的命运，没有这一小撮人的私利重要。

据《参考消息》（2007年4月8日）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文章，说是今之中国的仿照制造业，被仿造的不只是光盘、手表、手袋、衣服……甚至还有汽车等大型物件，那些专事仿制的人说，除非是您的亲娘，否则他们什么都能仿造。

谋略也有仿造，但无论怎样的善于模仿，也终缺乏原创性，终为小智小慧。蟪蛄不知春秋，夏虫不可语冰。杨度的智略，归根结底，一个字：小。格局小，气魄小，心地本不光明，事迹拿不上台面，地狱之设，端为此辈。

杨度本质上属于奸佞巧伪之人，梦想跃为国师。筹安会运作所暴露的真相，试图以权谋附着与袁大头，与之实施政治捆绑，但其对大战略完全束手无策。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智略逸去，霸王硬上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既乏道德高度，又无认知高度。虽不乏鸿鹄之志，却只有燕雀之智。

杨度在政治上颇像一个饿到慌张战栗的衰汉，饥不择食，乃自荐为厨师，当主家告知可以分一杯羹时，他打下保票，将烹制史上未有的美食佳肴。结果呢，他没有所需的各种原料，他本人也不是那块料，他手忙脚乱，煮出满满一锅烂菜，里面没有他描述和想象的珍馐美味，只有败鼓之皮、牛溲马勃，食之，无法下咽；弃之，万分棘手。这个厨师现形了。

他的病态饥饿又促使他卷起铺盖，寻求下一个主家去了。

唐德刚先生论杨度，可谓鞭辟入里，他说，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世凯的那个混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的大伯父（袁克定）。’……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当国》，228页）

到了1929年，杜月笙以张尧卿之介，邀杨度为外围幕僚。并拨给洋房一幢，另支月俸五百大洋。杨氏此时的“思想意识”，居然又是第三国际的教条形态了。杜月笙礼遇之，全从大面上的人际考虑，或可谓一种压宝与投资，并非以为杨氏真会有什么锦囊妙计。

“小动作”往往缺乏“大实力”。正因为他手里没有“大实力”，所以才需要向社会转达无力的辩解。缺乏“大实力”的“小动作”起不了什么作用。既然没有“大实力”，那就学习文明政争吧。

杨度他们倾力操作袁世凯上位之事，四处奔走，大干快上。而另一批人则怒其专制阴损，欲对其作最后之解决，较典型者乃是前述1916年1月袁瑛暗杀袁世凯未遂。

筹安会不能不说他们聪明。但这聪明，他们的观察，事起之际，多靠嗅觉；进行期间，更只有利害商数，没有是非。

章太炎入幕若即若离

当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经汀泗桥血战，致直系部队土崩瓦解。在湖北的吴佩孚，于败落大势中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日子。其时军中幕僚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组织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张其锽（子武）为秘书长，蒋百里为参谋长，总参议是章太炎，军务处长是张福来，秘书帮办杨云史，高级参谋张方严，声势显赫。

章太炎多次试图于军阀推行古礼，“将来没有端绪，著为典章，务使一般社会览而易知，知而易行，使人民知我国尚有此礼制，为四通八达之大路……”（《章太炎学术年谱》，384页）

因此1927年4月以后，上海一些民间团体以纪念五四为契机，通过决议，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即有章太炎、张君励、黄炎培等十余人，稍后更列章太炎为第一学阀。皆因其出于利禄而与军阀不清不楚的暧昧瓜葛。

1906年，章太炎生发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说到为人在世，总不愿以疯癫视之，然而他说：“独有兄弟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相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兄弟看来，不但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太炎文选》，141页）他早年创革命排满之说，其师俞曲园老人大不以为然，和他断绝师生关系，逐出门墙。稍后为《楚学报》主笔，著《排满论》六万言，梁鼎芬急请总督衙门逮捕，师友乃出一计，谓他是个疯子，逐之可也，由是事乃得解。

民国肇建，袁世凯以禄位诱之，先授热河都统，旋返，袁氏阳为厚遇，实则以软禁羁縻之。章老曾跳脚大骂，部院秘书竞观稀奇。帝制告成，太炎知祸将来，佯狂避之。尝于冬日赴宴，宾主未入席，先生已据案大嚼，俟客入座，他已食毕扬长而去，世间又纷传他为疯子。太炎为晚清学术巨子，朴学第一，文章古茂第一，同时亦为同盟会政论第一。其行事风格，动辄走极端，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尝与孙中山数离数合，其间蔡元培愤之，以为当谴责，中山思再三，以为“尊隆之道，在所必讲”。

章公桀骜不驯，同时在看人说话一方面，却又心细若发。1926年，章太炎反对北伐，也对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深表不满。

他唯对孙传芳尚加青眼。8月9日，他答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南京修订礼制会会长。孙传芳力促复古，举行投壶古礼，由太炎主持，仪式当日未出席，可知两者之间尚有一定距离。太炎依托实力人物，来推行他的思想主张，无可厚非，复古代之礼，在技术上也是可用的，其中包含古时合理的社会生活习俗，属民俗文化范畴，并非纯粹帝王专制那一套。

问题是他的匡时之志，所托非人。这位第一流的大学者，情绪**，不甘寂寞，但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智慧。

冯玉祥认为北洋中后期，实属黑暗中的极其的黑暗，一切关系极为混乱。张勋复辟时带着康有为，作为外围幕僚和镇山之宝。

成则为殿堂金銮国师，败则为村校国文老师，成为中国文人满腔苦涩的千古情愁。

1921年间，直系吴佩孚笼络于右任，拟给予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衔头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

于右任说，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事见冯玉祥《我的生活》311页），拒不受。

章太炎为这事专门修书一封讽骂于右任，于氏深觉不爽。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当章太炎在孙传芳那里主持投壶典礼之际，他的弟子周作人就在《语丝》杂志刊发谢本师的文章，也把太炎给“谢”了，以为他的政治活动不高明。他由“谢”师的主角变成被谢的对象，他的感慨可想而知。周作人说：“《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谢”（拒绝、脱离）俞樾（俞曲园），周作人“谢”章太炎，更搞笑的是俞平伯后来又把周作人也给谢了。平伯是曲园的曾孙，这真像一个圆周样的循环轨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