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及袁世凯以下愚之智而司国家政治，一有异动，辄开杀戒，法律条款，徒具文尔。北洋军阀的老粗们也多如此，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俱以言论治罪而死。1914年3月14日国民党议员林钟英、徐镜心、段世恒等五人密谋反袁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两天后，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艺舟、马明远在大连的秘密机关被侦破，马明远等旋遭杀害，杀伐可谓肆无忌惮。他们对孙中山先生则早有暗杀之心，早在1898年10月13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即奏请清政府暗杀先生。在奏折中，他把康、梁也归为孙中山羽翼，认为“孙文尚在，祸机未已”，“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以康有为、梁启超，而归诸孙中山羽翼，实判断大误，但其心之惶悚可见一斑。该奏折呈西太后密收，指出暗杀机会并杀手人员，自荐指挥一切，其秘密程度，“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中华书局）。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又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亦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暗杀郑汝成，乃是陈其美主持的一次周密的策划，可见其智略、胆气的超拔。

上海是中华革命党重要活动基地。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此为其布置一切，于革命大为不利。这时，陈其美留沪指挥一切，全国反袁呼声日高，而袁氏爪牙郑汝成拥精兵数万，控制海军，且为人心狠手辣，杀人计划一出即行，为革命进行之巨大障碍。陈其美即以刺杀之道还击之。

刘成禺说，陈英士在家开会，现代巨人首参策划，决定将其打掉，以创劈革命新局。

现代巨人即指孙中山先生。

在沪的党人首脑密商对策，有陈英士、杨虎、孙祥夫等。

孙祥夫指挥一个大型暗杀小组，在第五卡，即白渡桥附近，成员有壮士王晓峰、王铭三（又名王明山）、尹神武等多人，每人炸弹一只，驳壳枪一把、子弹一百五十粒。（参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1915年11月10日上午，郑汝成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祝贺日皇登极。伏击组埋伏的英租界外白渡桥旁，先过来一位大官，相貌和郑汝成绝似。但孙祥夫极力阻止手下，他认为此公着高级大礼服，情形可疑，因郑汝成参加日皇加冕大礼，决当穿着军服配勋章，没有穿文官燕尾服的道理。于是放过。果然过了20分钟，一架大汽车轰然而来，保镖三个前坐，郑汝成右坐，他旁边是他的总务处长舒锦绣。郑氏勋章绶带耀眼。汽车在此将有一个大弯道，必须减速，刚转弯上桥，暗杀组下令开火。王晓峰首先投弹，落于车后，将后轮炸毁，汽车乃戛然停住。王铭三此时开枪连击，而郑汝成打开右车门跌落出来。王晓峰急趋近捉其衣肘，近身连开九枪，将其心脏打烂，而郑汝成卫士也在混乱中开枪还击，却被王铭三先行打伤打退。铭三且抓住车门，将舒锦绣也击毙在车内。王晓峰击毙郑汝成后，本可避走，但却站在桥头演说一分钟。其间，外籍探员执铁棍来捕，被他打退。但当他换弹夹时，外籍探员从他的侧背偷袭，终于被捕。其余小组成员均顺利潜回机关部。

王晓峰临刑前谓“吾志已成，虽死无憾”，孙中山先生对之极为称赏：“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年谱长编，上册，965页）郑汝成被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海外也很快知情。那时郑汝成的儿子在京读书，与吴宓为同科同学，闻电驰归上海。吴宓说：“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昨被狙击，身中十六弹殒命。国体变动以来，此为暴动之最烈者也。”杨度挽郑汝成云：“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吴宓日记》第一卷）杨度这种人，本事不大，权欲熏心，如挽郑汝成联，简直不通之至，真事之最可噱者。

此次暗杀，相当于一次小型战斗。分卡布置，策划极为周密，最重要一卡人员尤为充足，弹药充量配备。各执行员身手矫健，胆气豪迈，均出于万无一失之考量。

陈其美的生与死

陈其美幼年读书得宜，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兼得智勇崇正及疾恶如仇的性格。像司马光砸缸一样，他曾经火中救孩；喜耍惊马，两次遇险，都能急中生智，救出和他同龄的小孩。

他在1906年冬入同盟会，1907年又介绍蒋介石加入。

职业革命家与新闻界的关系往往一体两面。陈其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另外参与创办《民立报》，为外勤记者。他在此间工作的特征，有所谓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辛亥革命前两年，他和王金发等创办天宝客栈，为会党联络机关，策划全浙会党代表大会。此会议为刘师培告密破坏。刘氏1908年夏天为争夺同盟会干事职权未遂而变节，为端方亲信，他以同盟会员身份掩护，充当端方卧底，刺探要情，告知端方，导致党人张恭被捕。

陈其美派遣王金发申斥刘师培，责令其离开上海。

他也在青帮中积聚力量，他本人属大字辈，辈分甚高。

1909年，他运动霍元甲，计划以50名青年从师霍氏，半年为期，学成后，四散开来每人又再教授50名，由此扩展，10年可练成10万以上精兵。该计划后因霍元甲为日本人毒杀而搁浅。

1910年他与宋教仁组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为庶务部长，将涣散力量集中整合。长江为四战之地，上海为咽喉，襟带全国，控制中部……总部设在上海。为后来光复上海、支持武昌起义，光复浙江，起到重要作用。

1914年秋，由图东北，改图长江中下游地区。9月，攻上海制造局。陈其美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联络军情、军械物资。

袁世凯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暗杀之，范光启遂亡，一如宋教仁。范光启策反的袁系军队，也被郑汝成捕杀二百余人。

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为最高策划者中坚，遂怒杀郑汝成。

其人，多谋、有勇，敢打、善攻。几个人、几百人，敢打；几千人上万人的队伍，也于不同时期指挥裕如，发起攻击。

在荆棘四合的年代，他不畏挫败，广为张罗，暗杀、起兵、筹款、策反、著文、办报、联络、运作……所为皆大丈夫事。暗杀郑汝成，设置五道防线，最后以卡兜住，使其插翅难逃。

1915年10月，陈其美招呼从日本回来的杨庶堪、蒋介石、丁仁杰，拟杀郑汝成。郑氏为人凶悍，拥精兵10万。11月10日，郑汝成赴日本驻沪领事馆，朝贺日皇登极。

为击杀郑氏，他策划周密、布置精当。

第一卡，在十六铺，由吴忠信领之。

第二卡，布在跑马厅。

第三卡，埋伏外滩。

第四卡，在海军码头。

第五卡，外白渡桥，由孙祥夫、王晓峰、王铭三执行。

对打击对象、方向的确认、选择，军事、江湖、社会种种关系，运用于实际，均有精密考量。

小型定点打击，就是暗杀；大型军事攻击，如集中苏、浙、镇江、淞沪大军包围攻击南京。

其美可谓大幕僚，却因疏于防范，而丧命于滥军阀所遣杀手，或有防不胜防之处？蒋介石后来极重视个人安全防卫，乃因其师陈其美疏忽大意毙命一事创巨痛深。

袁世凯杀陈其美，系通过张宗昌、华阆荃、李海秋这一条线来执行。护法运动的展开令袁世凯极为恼怒，而其美披坚执锐，毫无退意。袁氏觳觫恐惧，乃决意除之。

当时不断武装攻击，经费开销甚大。叛徒李海秋遂以谈军火经费接洽名义接近陈其美。在1916年5月18日这一天，五个中国人外加一日本人，以谈生意为由，进入其寓所，近距离射击，其美头中三枪而亡。

吴稚晖：两代幕僚，为国之心可鉴

吴稚晖把生活变成玩儿，这玩闹中有血、有泪，也有酸楚以及关注苍生的哀叹。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幕僚，也是蒋介石的幕僚，两代幕僚，奠定他的眼光和胸襟。

1901年六七月间，中山先生在日本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有吴禄贞、钮永建（惕生）、程家柽、马君武、张雷奋、王宠惠等数十人，他们中多数尚未见过中山先生，一些人更倨傲轻狂，以为中山不过是龙蛇起陆的草泽英雄罢了，甚至懒得往访一晤。但很快，他们的看法转变了。他们深深感慨到中山先生大木百寻、沧海万仞的伟岸气度，这转变的过程，颇堪说明问题。据《吴稚晖文存》记述：“余三月至东京，五六月间，钮惕生偕吴禄贞、程家柽去横滨晤先生，我未以为甚合，及闻惕生言彼气度如何之好，我始惊异。”又在其《总理行谊》中记述：

一天，有一位学农科的安徽程家柽（一个最大胆粗莽的革命家，民国三年被袁世凯骗了，杀在北京彰仪门），又有一位湖北吴禄贞，来寻钮先生，要邀我同到横滨去看孙文，我虽不曾骇成一跳，暗地里吃惊不小。我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们三人微笑而去……傍晚他们回来了，我马上就问孙文状貌，是否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钮先生说，一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我说与梁启超较如何？程摇头道：“梁是书生，没有特别之处。”当时钮先生说道：“你没有看见，看见了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其时钮先生，以书院有名的学者，与后来《申报》的主笔陈冷血——梁鼎芬并称为“二雄”，亦受到张之洞看重。我就问他：“难道孙文就有张之洞的气概吗？”他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慨，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你将来见了，就知道了。”

甚至有仅见先生书法即已悦服者。章士钊记：“一日，吾在王侃叔处，见先生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辛亥革命回忆录》1集，243页，中华书局）

中山先生不可思议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赋奇智以外，更由其素养、学识、敏锐、识力、亢爽、深情、沉着、率真、勇毅综合而成。那些后来成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学生，在当时与先生识，亲炙教诲，也就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顿有豁然眼明的开朗了。个人的行为绝非沧海一粟，当其涌上社会行为风浪的顶尖，即带动生命力寻求更为良性的循环。值此万木萧疏的时代，回望那智窍大开的时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

稚晖后来更回忆断言：“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

二次革命流产后，袁世凯笼络吴稚晖，授予大勋位，稚晖却之，尝谓“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

1922年，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避走上海，吴稚晖专程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劝陈悔过，而陈氏执迷不悟。

笔者曾写有《民国五疯子传》，其一便是吴稚晖先生。1927年北伐途中，宁汉分裂，各方多端调停。汪兆铭4月初来到上海，双方国民党元老开会斡旋辩论，会议开到**，吴稚晖十分激动，竟陡然离坐，到汪精卫面前跪下，求他改变态度，与蒋介石携手共赴时艰。“会场空气，至为激**。吴氏下跪，汪则躲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可见其行事龙跃虎走、毫无拘碍的态度。吴稚晖1949年后迁居台湾，时已80岁，仍与早年一样布袍土袄，大概很早他就抱定以清苦为乐的墨翟思想。他以辛亥元老的身份为蒋介石所用，可以直入蒋介石的官邸不待通报，但他与劳苦工农同在的思想却颇彻底，坐火车总是四等，与贩夫走卒为伍。有一次他在浦口坐渡轮，忘了带钱，收票员看他一个十足土包子，竟打了他一耳光，待下船见军政大员恭迎之，收票员竟下跪求饶，他则一笑了之。在重庆时，他住一间商店偏房，木板朽烂，漏风漏光，黑暗低小。曹聚仁先生说：“蒋介石到那去看他，有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早年王照（王小航）骂他是王八蛋，吴稚晖嬉皮笑脸，回敬一句：“小弟不姓王。”可见其机警敏锐，头脑的灵动。

早在民国初年，吴稚晖任国语统一会会长，六年后（1918年）编了一本《注音字典》，又写过不少“提倡科学、工艺救国”的文章，北伐途中，他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稍后冯玉祥曾致电骂他：“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做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冯玉祥也是诙谐百出的人物，骂人出以设问，真是入木三分直到骨，可这吴稚晖也是骂人专家，汪精卫、胡汉民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其议论风发，评骘当世人士，故落下疯狗的绰号。台湾作家张文伯先生记吴稚晖谈话，锋芒百出，说是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就必须听完，如果想中途溜走，他会狠狠盯你一眼，或者索性叫住你：“不要走！”他能把最粗俗的说成最美妙的东西。

当其在法国主持《新世纪报》之际，著有大量白话文鼓吹革命。用语村俗，滑稽突梯，诙谐百出。1908年的《臭皮囊》一文，有谓：“张之洞之徒，必悉置中国之前途于不问，而以一身系爱新觉罗氏之安危，又取一二岁之小孩，坐于聚义厅之虎皮褥子上，为彼等磕扁老死人头之主义。一毫无智识、本性温良之载沣，又奉之为摄政王，使其执强盗之刀。彼老娼那拉氏死后两日，其弟之女，新皇太后者，亦狡亦黠，第二之贱娼也。专为一食乳小儿，一诈黠小娼妇后日之衣食……”诸如精虫、屁、岂有此理、精虫卵蛋、乌龟王八……这些词语，都为他所爱用，非如此不足以说明问题。

反理学的思路在他文中特别明晰。他爱用人体、生理等词汇，乃是世事、世道、人物沦于下三路，肮脏的东西占了主流，他就必须以最切近的方式来还击，来消解胸中块垒；非此无以表达他的愤怒，非此无以尽快传播他的见解。当曹锟贿选时节，5000大洋买一票，完全将民意代表的作用扭曲，吴老当然看不过去，于是他骂道：人的精虫若都能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孙，然后一致投票选他老子做总统，根本就无须花钱收买议员。闻者自然忍俊不禁，噢，贿选总统原来如此。于是，“精虫总统”与“猪猡议员”恰好配成一联。

新文学家刘半农耗费多年精力搜寻《何典》一书，就是因了吴稚晖的推崇，他的用语、句式，乃至用意，都得此书的精髓，而更加的发扬光大。

半农表示：“吴老丈屡次三番地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它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此书便是《何典》。吴稚晖推崇清代落魄文人张南庄的那本诙谐小说《何典》，并夸大说，他做文章，秘诀都自《何典》来。刘半农印这本书来卖，鲁迅前后为它作过两则序跋，承认它有相当的可取之处。吴稚晖向人推荐，极赞其开场词中的两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觉得如此作文，风光摇曳，由土俗而臻于妙趣，真与众不同。吴先生的政论、杂文包括他的谈吐，得力于这种民间文学处甚多。他的种种表现，也沾了这种“民间文学”的气质，天壳海盖，架空楼阁，有一番触景生情，神出鬼没的效用，但他却是现代中国提倡科学的先知先觉。中国人尝讥笑法国航空机师在上海市郊的飞行表演，吴稚晖说：“大家不要笑，明天，满天飞机犹如蜻蜓的日子就来了！”其言可谓敏锐有味。他提倡科学的方式，推进科学的努力，影响过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只因行为的放诞而杂以诡异，才引来“疯子”的绰号。

他的名言如“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早年从孙中山先生，先生西去，又寄托全部希望于汪兆铭，后见此公无可作为，乃长喟，转而跟定蒋介石。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伊始，年过花甲的吴稚晖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他与政敌笔战，也可以用别人所不敢用的秽语相嘲骂。北伐以后，蒋氏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对蒋氏也确是鞠躬尽瘁。

李宗仁将吴稚晖称为“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这个定位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