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建国

对于绝大多数当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正式高考的人来说，不管他（她）考没考上，一九七七年无疑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但事情总有例外，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却有人在极度的失望中，伴着汗水、血水和泪水，度过了同样难忘的一九七七年。

汗水

七五年高中毕业后，我被上山下乡的洪流冲到了一县级农业科学研究所。也许有人担心知青到农科所接受再教育会不会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方面打折扣。这个请诸位放心，干农活终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而农科所最擅长折腾，除了开灰潭、捻河泥、撒猪粪等一应俱全外，什么早翻早，薄片深翻，折腾！这么说吧，凡是农技员能想到的“损招”（这里没有贬低农技员的意思），农工和知青都得折腾一番。顺便说一句，我们所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有口皆“碑”的，女知青只要没“特殊情况”，经常要挑担。一溜女知青每人肩挑一担大粪走在黄昏乡间的小路、窄窄的田埂上是该农科所的一道风景；而整天笑口常开的小丽，硬是磨炼成能从粪池里一手提拉起满满的一桶大粪而脸不改色心不跳。和该农科所毗邻的龙桥大队是全国早翻早的龙头，盖因其得天独厚的“地利”。

言归正传。干农活主要是玩命，谁玩命谁厉害。当然有些农活也要动点脑子加上手脚灵活。大概所里头头看我能玩命，“提拔”我当大田连副连长，辅佐老农工连长带头拼命。一天，我正在早春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做秧板，所办公室差人把我叫到了办公楼，让我准备准备，过会儿船靠岸后，去把一个“杀人犯”接到我们宿舍。就这样，一九七七年的早春三月，我开始和“杀人犯”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杀人犯”姓曹，理了一个当时非常显眼的板寸头（也许是从犯人头过渡来的），所以我们称他曹头。他原来在附近的尹山湖农场当知青。他的一个哥们儿在农场某知青连受了连长的气，约上他和另一哥们儿，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手持木棍守在连长的必经之路上，兜头一顿杀威棒后，往苏州城方向逃窜。还没进城，就被逮住了，罪名是企图谋杀共产党干部。幸亏时值“文革”后期，曹头又是从犯，下手又最轻，所以发配到我们所改造。这多少佐证了我们所的农活不是好饭水；要不然以为科研所活计轻松，想去我们那儿混饭吃的人，只要棒打连长之流即可奏效，既解恨又能跳槽，这样的好事谁不愿干？那连长们要长几个脑袋等着挨揍？

曹头平时言语不多，经常大块吃肉，饭量惊人。当然所谓大块吃肉主要是猪头肉。往往在月底前把十五块钱的工资用光，然后向我借钱，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悉数偿还；将到月底又告磬，如此循环。

刚开始几个星期，曹头认定我是上面指派监督他的。因为每次有什么重活脏活，总是让我们俩一起干。曹头干起活来也是一个玩命的主，硬是想用这个来压我一筹，好让我奈何他不得。有一次指派给我俩的活是用一上午运送一亩地的田菁，距离大概百米左右，工具当然是每人一根扁担加一根绳子。曹头一看机会来了，俩人当即心照不宣憋着劲拼命把担子码高。田菁不像水稻小麦，又湿又瓷，比重其大，把扁担压成了弓，担子两头几乎贴到地上。最后扁担断了换上新的接着挑。那一次是我这辈子挑过的最重的东西。曹头嘴上不说，心里大概觉得打了个平手。不过说实话，因为我比他高一头，我的担子应该会更重些。这次拼命给我留下的永久纪念是肩周炎（不懂医，瞎猜）。

接下来的一次我现在想想还后怕：我和曹头差点动“兵器”。那天我俩的任务是用一袋烟的工夫把一灰潭的发酵物（红花草＋河泥＋大粪）挖出挑到水田里。水田刚犁过并灌满了水，一道道犁沟，看是好看，挑着重担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活像亡命之徒，又像刚学走路的婴儿，立场不稳，踉踉跄跄。肩上的担子还直晃**，中间绝对不能停，一停下来愈陷愈深，再开步就难了。干这活两大碗白米饭下肚一个小时即饿得前脊梁贴后脊梁。可能前一天曹头又思想汇报了，那天干活特别别扭，我催了他一下，他干脆耍赖不干了。这不是存心要我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嘛，当即和他大吵起来，几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最后还是我咬着牙挑完了泥潭。曹头当时还顶着杀人犯的头衔，万一给我一家伙往现成的潭里一埋当肥料怎么办？不过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累得喘不过气来，不想再让工作量加倍。事后我没和人提起这件事，从此曹头不再和我过不去，相反，有什么话都愿和我说。

和曹头在一起的好处是，他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相，女知青见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本来润秋时不时来我这里“提亲”，说杏子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看中你等等，自打陪练曹头后，润秋再也没敢靠近过我，也许怕我已沾上了煞气，近“杀者”煞嘛。现在反过来想，长相甜甜的杏子在当时能随遇而安，不求荣华富贵，在知青中找自己认为能依托终身的实在人（她大概是这么想的，和我不谋而合，惭愧），并有勇气讲出来，实属难能可贵。其实能随遇而安的人很少。男人不但自己折腾，最后还多半会找个比自己更折腾的人当家庭总指挥；话说回来，人不折腾，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不会有进步。矛盾！我当时就不甘心扎根农场一辈子（虽然嘴上都说要扎根一辈子），一点谈情说爱的心思也没有。这些都是题外话。回到正题，以后我被看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大概没人相信我在农场的那段经历。其实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不适应又能怎样？）；并且，一个人只要下了狠心，没有几件做不成的事。当然，小时候跟大哥练了几年石锁在关键时刻也起了点作用。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一辈子在农村的农民比我们要苦得多。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每个月还有十几块钱的工资和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的好处下面就可以看出。

血水

种植双季稻最痛苦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在更早的早春赤脚下到刺骨的水里做秧板外，当属盛夏的双抢。抢就是要把今天田里一片金黄的稻子变成明天一片碧绿的秧苗。于是，清晨三点起床拔秧苗，上午收割稻子，下午整地施肥，晚上脱粒，一天到晚只睡几个小时，忙得像散了架一样；只要人一放倒，不出一秒钟就能呼呼睡过去。有一天割稻的时候，天特别地闷，汗水已把浑身湿透了几回，太阳把脑袋照得像一团糨糊，地已分不清东西南北，人已分不清男女老幼，只知道一手抓稻秆，一手机械地挥动着带锯齿的镰刀。就这样还逞能，三行一刀地割（最玩命的割法），三行一刀，一刀三行，用力非常大，但前进速度快。就这样割着割着，突然感到右手一沉，用劲一拉，想到可能割到了手指，为时已晚，带齿的镰刀已一刀三行完成一个冲程。抽出左手一看，半截手指挂了下来。连忙用右手箍住撒腿往医务室跑。医务室的赤脚医生莲正不务正业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在蔬菜地里“支援”双抢，看到有人满手沾满了鲜血往医务室冲，扔下手中的农具也往回跑。莲姑娘是所里公认的大美人，平时没机会接近她，这次可是天赐良机（这苦肉计怎么没人想到？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怎奈莲自当赤脚医生以来只看过头疼脑热，蚊叮虫咬，最多也就是创口贴级的表皮划伤，从没见过这阵仗，等我伸出手给她看一分为二的手指时（里面还有稻草），顿时吓得花容失色，双手直哆嗦，闭着眼睛胡乱上了点红药水后塞给我一块纱布，让我赶紧上医院。好失望，白白浪费了一次鲜血换来的机会。乘公交车到医院，人们看到浑身泥巴一双红手（右手也染红了）的知青都很同情，从坐车，挂号到手术，一路加快。“冲到医院缝五针，好啦！”医生直埋怨赤脚医生怎么消毒也不做，也没人“送到医院缝五针”（所里没有活雷锋呗）。我当时心想，学了半天的二胡是拉不成了，说不定中国乐坛从此失去了一位二胡大师。

拿着医生休息一个月的病假条去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拉着脸，坚决不让我回家，说会影响其他知青抓革命，促生产。知青听说后都很气愤，同病相怜吧。大家一致唆使我不辞而别。后来所里没追究我的不辞而别，大概看我作为反面教材留在所里，反而会影响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情绪。

“凯旋回家”，老妈自是犒赏有加，穷补。伤口还没全好，就急着赶回了所里。和一帮知青在一起惯了，在家反而闷得慌。再说，曹头还欠我钱哪。没想到一回到所里，就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

泪水

回到所里没两天，一个从没和我讲过一句话的知青把我悄悄叫到一边，告诉我他得到内部消息，知青马上可以考大学了。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每年推荐一两个人，又轮不到我们头上。他说这次是全面恢复高考。说实在的，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那个知青赌咒发誓，并说还没给其他知青讲过，我还是将信将疑，没把它当回事。本人生性木讷，不善言辞，属于不会主动去交朋友的那类人。奇怪的是，至少在出国之前，每到一个地方，总会交到非常好的朋友——君子之交的那种朋友，特别感激那些“伯乐”。过了十来天，果然正式消息出来了，虽然还有政审一条尾巴，毕竟希望大多了。知青那个高兴，大家奔走相告，重复着同样的消息。干起活来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高兴之余，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什么i×i＝1，1/x＋1/y＝1/xy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分数相加分母要相乘！收工后大家为这些谬论争得脸红耳赤，涌现出大量的才子才女。有人搬出了当数学老师的老爸，也有人搬出了复旦数学系毕业的大哥。该大哥辅导小弟之余，不忘用《费尔马大定理》、《回文数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震得我们一愣一愣。一些所领导看到知青那么欢欣鼓舞，如大难临头，紧急召开全所知青大会，重申扎根一辈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考上算你本事大，考不上还在我们手里”。那当口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自己是中举的料，不考则已，一考必中，哪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知青大会开过后，高考浪潮表面上看似偃旗息鼓了，暗中大家更加快了备考步伐。我宿舍反正有曹头挡着，收工后，胡乱吃点东西靠在**开始回忆学过的东西（还没机会回家拿课本），过了三个清静的傍晚。第四天，“好运”再次降临到我头上：所里通知我即刻去县招待所报到，参加南繁学习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就是说，翘首以待，志在必得的高考在即，我却要被迫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海南岛繁什么烦。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一个在海水里挣扎得精疲力竭的人，突然看到一根救命稻草，正用足最后一口气向它游去，那根稻草却被一阵风浪卷走了。有那么严重吗？有！“文革”中的政策说变就变，毫无章法。那几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就年年有变。前几年不是还小范围高考过一次吗？结果一张白卷，次年就取消了入学考试的尝试。今次高考，交白卷的人大概总是有的，那明年……简直不敢往下想。这里我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说一句，铁生兄的话也有一定道理，真在农村卖力干活的人，大体上是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复习的。至于交白卷成英雄，另当别论。七七、七八两年，从“文革”十届高中加上不少初中以及应届生中，考出了两届大学生。考上的，靠了些运气；而许多很有才华的初、高中同学、插兄插姐，因这样那样的缘故而没考上，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这样，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填表参加省初考之际，我踏上了去广州奔赴海南岛的列车。当列车启动冲向前方夜幕的那一刹那，我想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再也没法自持，重重的泪水夺眶而出（不好意思）。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要是到了伤心处，有泪不弹非好汉。

写在后面

七八年南繁结束后，赶回所汇报完工作匆匆上阵，终于圆了大学梦。但就像手上有了那道伤痕那样，再也没法完好如初了。这是一种过去的再也追不回来的痛。假如七七年我不被指派去南繁杂交水稻，又假如我在那次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不同的系科，说不定我的生活将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演变。历史无疑不能假定，只能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