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汉新

毕业已经二十年了。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当年高考的文章，勾起了我对自己高考前后的回忆。虽然二十四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般人的高考到一月份接到录取通知时结束，而我的高考却延续到入校后三月份体检复查通过才算了结。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正式播出招生改革的消息。当时我们生产队正在三道沟边的一块田里种油菜。这条新闻犹如长长隧道里的一束亮光，让我看到了希望，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

不堪回首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高中毕业到那时，我回乡劳动已经一千多天了。当然在这之前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毕竟还算是个学生。毕业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个全劳力。一米七八的个头，什么重活都躲不过。多少文章写知青下乡苦，其实这回乡知青更苦，没有额外多分半份口粮，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因为回乡知青本来就是农民，那么受苦受难也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生来就是农民，那么你的命运就注定了，你不可能有与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同样的机会去受教育，去就业，去迁移。多少年来对干部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惩罚，除了刑事处罚就是遣送回乡，或是下放农村了。这样的制度太不公平了，大城市与小城镇不平等，城镇与乡村不平等，父母的地位更加大了这种不平等。最近户口制度的改革开始见诸报端，不知能到哪一天，才能真正达到“生来平等”的境界啊！

在农村，如果你的家庭成分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你也还有参军，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出纳、记工员、电工，或去大队或生产队加工厂，开手扶拖拉机等机会；如果父母还是队上的干部，你的机会也就更大。可如果你家的成分是地主富农，那日子就惨了。唯一的期望就等着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吧！

不幸的是，我妈妈娘家是地主，爸爸家是富农；爸爸在上中学时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更有甚者，“**”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才知道，爸爸在高中毕业后上师专前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时，还被当地给报了个三青团区分队长。“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国民党的连长、保长、乡长和三青团的区分队长是要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不知情，专案组也找不到人证，但也不做否定的结论，就拖了下来。这样地富反坏右五座大山，我的头上就压了两座半。那时象征性地讲“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没有结论的悬案，还不能体现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宽大”。

初中时要在大队学校入团简直就是妄想。高中时开明多了，第一学期第一批填写了志愿书并被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可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一直批不下来。后来，校长亲自出马，翻阅了档案，出具了证明，终于才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批准我入团。否则，回乡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入团，后面上大学的政审推荐也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龄，这样二十多个月待批，压抑使我变得沉默寡言。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一说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恶霸。姑且不论“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实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刚刚达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农，多是勤劳精明的农民，就像斯诺《西行漫记》中写的毛泽东的富农家庭，外祖父家是刚刚发起来的小地主。而我父亲家被评为富农实在是冤，住的是偏厢的学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拥挤。而贫下中农们却住着上房。太爷爷没有孩子，爷爷是被领养的，在宗族里地位较低，分不到好家产。但他非常勤俭，常说“只有饿死人，没有挤死人”，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钱都去买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贫下中农们，都对我说过，爷爷是村里最勤快的人。农闲时，当别人起床时，他已从县城挑回来一担粪水（他到城里给人倒尿盆）。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点时，他又让伯父和父亲去读书。父亲小时放牛，帮干农活，十二三岁才去上小学。土改时，当地的说法是“地主靠看，富农靠算”，算盘珠子一拨拉，当小学教师的伯父不算家里的劳动力，上师专的父亲也不算做劳动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里的人口，农忙季节需要请短工，就这样被算成了富农。要是爷爷不是被领养的，在村里的地位高一点，那么，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或富裕中农而已。同院爷爷的堂弟，不仅家产好，还开有药铺，但吃喝嫖赌，娶小老婆，刚好在解放前破败了，却成了贫农。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天道酬勤，可这人道，唉。

其实，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减轻城市负担，父亲积极响应，将母亲、我和妹妹送回乡下，那么，我也是一个“下乡”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响，就不会是这样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会是那么艰难。这个“积极响应”，就成了自做的枷锁，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学习一般，心里也还平静些。但如果高中入学考试全县第一，入学后每学期总有几门课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全年级第一，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难过天天过！！

姐姐在看了电影《人生》（我仅看过小说）后给我写信说，我在农村过的日子比高加林还要苦。高加林家是贫农，村上不会也没有人敢欺负他。高加林到县城拉粪，是高考落第以后的事，不过是赶赶牛车，还有一位老头做伴，将脏活累活干了。我还在高中上学时，为“农业学大寨”，就到县城去掏粪拉粪；跟着牛群拾过粪；也曾周末骑着自行车到三五十里外去拾粪（公路两边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为“农业学大寨”积肥，已无野粪可拾，却年年有交几千斤野粪的指标）。天麻麻亮出门，自行车后座上架两只粪篓，下午五六点钟回来，载一百多斤牛粪，还要穿过县城（一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也是县城的主街道），面对那些对你视若无睹的同窗。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记得第一次看大部头的小说是姐姐看的《风雷》三本，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要有书看，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只是要帮母亲干活，放学回家要打猪草，找垫圈草，很少有时间看书。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书，常常拿自己的好东西给人或给别人用来换书看。农村学校的孩子书少，上高中时才读到《唐诗三百首》。回乡劳动的三年里，没什么书看，就读《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通读了好几遍，直到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后来领袖号召“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有什么就看什么。繁重的劳动，政策的歧视，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就是那几年的生活。

记得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里面呼喊：“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机会吧，只要有一个机会，一个。”

乡村学校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离村子只有几百米的下庙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上学还要自带凳子。下庙只有一年级，应该算做分校。二年级到上庙（娘娘庙小学，“**”开始后改为文革小学，后来又改成周家山学校），这里是公办学校，六个年级齐全，离家有三四里远，用的是高课桌，也不用自己带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贫下中农自己办学、自己管理学校、小学复设初中班等一系列最高指示，生产大队决定将原来的养猪场改办成学校，所有本大队的孩子都要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县地两级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不可否认，这种办学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状况，使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文革”至少还有另一不可否认之处，就是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状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使贫困农民看病吃药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里的校舍极其简陋，刚开始时高年级的课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带凳子。后来扩建校舍，打土墙盖房子，高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因为是“典型”，地县教育局还给拨过一点教学器具，记得有地球仪、干电池、一点电阻电容、可变电阻、万用表、马蹄型磁铁、螺线管电磁铁等，好像还有一点试管和玻璃瓶。由于没有药品试剂，化学课从来没有做过实验，只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敌敌畏等农药。物理课还用上面的仪器做过一点实验。初中二年级时，我与另外两个同学绘制学校的平面图，没有任何仪器，唯一的测量工具便是一根标了刻度的竹竿。

在拨来的这批器材里，还有一个篮球、一个足球和一个排球。课间休息时，三四百人在院子里抢，足球看谁踢得高，踢得远；篮球看谁扔得高，扔得远；排球看谁打得高，打得远。如果能在十分钟里有机会抢到几次，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修阳（平关）安（康）铁路时，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拾到钢筋，大队在修铁路桥洞时，顺手牵了些水泥，便浇筑了乒乓球台和独臂篮球杆。类似的篮球杆，我后来只见过两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学，还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当年，每次都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毕业时，也没有球网和球门。主要是因为学校的老师没有人会打排球和踢足球。

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毕业的教小学，高中毕业的教初中，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上课讲错了，你要指出他（她）讲的和课本上的不一样，他（她）会批评你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好在那年头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我的统计红线班上第一，比别人高出很多，否则倒霉的家庭出身就会被用来挨批了。这里有两个老师教得不错。一个是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物理老师（不知为何这样排课，他在那里只一年），一个是高中67级毕业的语文老师，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水平很高，讲一口蓝田关中话，上起课来，七情上脸，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语文课文现在我还能（也只能）用关中话背下来。现在我能写一点东西，要感谢他们的教诲。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学由“推荐”改成考试，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了正规的武候中学读高中。尽管图书室不开，课程设置也少，但毕竟是正规中学，老师也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后来能考上大学，无不得益于这两年的高中学习。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运也许又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当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学历考上了大学，但他们肯定上的不是由猪场改成的学校，他们的老师也不会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们的母亲也大概不会是文盲。

三年磨炼

高中毕业后的三年里，什么脏活重活累活我都干过。老家在秦（岭）巴（山）山间的盆地，汉江河的北边，县城东约十里。村西有一条堰河，汇入汉江，出村向北两三里，便到秦岭脚下。那三年里，我上山砍过柴，割过草（喂牛），采过青肥（容易沤烂的青嫩的植物，插秧前踩入泥下做肥料）；开山放炮运石；修过水库；修过公路和铁路；扛过木头。下面便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事。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汽油紧缺，汽车开不了，地区钢厂炼出的铁锭只能由架子车拉到几里外的火车站。生产大队揽到了这个副业，报酬在当时算是优厚的（也就是汽车的运费），队上派我出工。八月初的酷暑，人力车载着一千几百斤的铁锭，在柏油路面轧出近一寸深的槽，到下午两三点，风静蝉鸣，赤日炎炎，最能体会出以前写作文时乱用过的形容词“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记得当时曾写过：“汗珠落地摔八瓣，始信人间血泪钱”。

在凌口子修茶（店）张（家河）公路时，住在岩洞里，连天暴雨，不仅将新修的路冲毁，原来的山间小道不是被冲毁，便是淹在洪流下面，粮食送不上去，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后来粮食吃完了，只有水煮冬瓜，盐也没有了，辣椒便是唯一的作料。记得我们要回家时，刚送上去一点粮食，三个要回家的人只分到一斤多的面饼子（当年随便一顿就能吃一斤多饼子），可要走一百五十多里路才能到家。清晨五点多上路，扛上几十斤东西，直走到傍晚六点多才到家。渴了喝路边的溪水，饿了就打山上的青核桃，在河边的石头上砸去外面的青皮，再敲开吃里面的嫩仁，有的还没有长仁，白敲一场。核桃的青皮汁，把手和嘴皮都染成了黑色，后来嘴上生生脱掉一层皮。

上山扛木头，晚上没有被子没有床，围着一堆篝火，熬到天明。初春天气，夜间山风很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简易的窝棚里，烧饭没有锅盖，加之海拔高，只能吃夹生饭，伸手折两根树枝，就是筷子。

大队的学校是地县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地区教育局给拨了五万元修缮校舍。大队决定利用这笔钱盖一栋楼房。县上也给了些优惠，让大队上山去清林（即定期清理森林中的死树病树），将木材扛回来盖房。那年冬天，队上去万家坪转运木头。说到这万家坪，还有一段笑话。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时，有很多人不要去周家山，而要去万家坪。实际上，周家山离县城十几里，通公路，大半在平川，少半坡地；而万家坪却在约一百七八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不知是何方圣人给一个十几户的山村起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地名。也或许这里曾经繁荣过。

那时是冬天，我们住在万家坪。早饭后上四五十里外的林区，将经过粗处理的圆木或锯开的方木（另有一批人专门清林，截锯），扛到万家坪堆放寄存，让林业局检查站量验收，以后再扛回去。山间的小路，常常在谷底的溪边，时而左侧，时而右侧，常要踩着石头过河。为防上下坡打滑，山里干活时，脚上总是穿着草鞋，过河时也会时常踩在水里。扛着木头走（山里扛木头和挑担子，上坡时慢慢爬，平路和下坡总是小跑步，否则会更累），踩在水里并不觉得很凉，在停下来休息时，尤其是山风一吹，汗湿的棉衣贴在背上凉，**的双脚就更冷了。

说实话，秦岭山里有很美的地方，就我干过活的一些地方，听听地名就能想象：锅底滩，杨家峡，摩天岭，鸡公山，撑阳崖，铁门槛。这里两步三桥，山势巍巍，山道弯弯，跌宕起伏，逶迤连绵，本是赏心悦目的好地方，可当你汗流浃背，腹内空空，负重在肩时，真恨不能一脚踩平那千年的铁门槛，踏平那千山万壑。

在万家坪转运木头时，下过几天雪（雪下得不够大，没能封山，还要继续干活），风景正如《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词：“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可你不是来观赏风景的，扛着百多斤的木头，踩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不小心，肩上的木头撞在路边的树上，哗哗落下的雪灌进了脖子，透骨的凉。

晚上四个人（有时六个人）挤在一床（大多时间打地铺，或在楼上），盖一条破被子。那时一天要吃两三斤大米饭，常常是只有辣椒下饭，偶尔能向房东买点浆水菜或泡菜。从万家坪往回去扛木头，通常是一天去，两天回。有一次也是三天，但却扛了两根。扛一根到前面放下，再回去扛第二根，交叉接替，空手回走便算是歇息，那一天吃了五斤大米饭。当我最近把这件往事告诉九岁的女儿时，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现在五斤大米，我们一家三口可是要吃两三个星期的（当然还有别的东西）。

从来没有看到别的地方修楼房像我们大队修学校那样，一层楼的水泥预制楼板硬是我们用肩膀抬上去的。上面的三层是用卷扬机和滑轮吊上去的。靠五万元的拨款修成一幢近二十个教室的楼房，可以想象设备的简陋和劳动强度的繁重。

在与我同龄的农村孩子中，生活过得比这艰苦的很多很多；在我高中的同学中，我的经历也不是最苦的；可在出国读博士的人群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我干活能吃苦，不挑拣，又能骑车出外办事，帮队干部写大会发言稿，各种“先进”总结材料和报告（有些上报到县里、地区，但从来也不告诉我。后来从别的渠道才得知）。在村里我人缘很好，有求必应，多次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村里大部分人还是忠厚老实的）。可好机会总是与我无缘。

不仅当地不给机会，连外来的机会都因家庭背景而被剥夺了，功亏一篑。高中毕业回乡几个月后，武候中学的校长托人带信让我去一趟。原来是学校师资紧张（用校长的原话：拉不开枪栓了），问我愿不愿意做代理教师。学校认为我的基础好，知识范围广，能胜任多门初中课程的教学。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可回来和生产队和大队讲，大队就是不同意。哪怕我愿意把三十六元的工资全部交给队上（队上一个劳动日才三五毛钱），工分随便给多少，自己负担伙食费，也还是不行。“你们都去坐轿了，谁来抬轿？”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帮”，我被抽去讲解揭批材料，当时县上有一个干部正好在此蹲点，听到了我的讲解，向大队建议让我去当民办教师，说我比现有大部分老师的能力强，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得更好。但教书是轻省活，就是不行。

艰难复习

其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广播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前，各种小道消息和各地摸底考试和模拟考试的试题已在流传。在高考的消息正式广播前，很多下乡知青都早已回城复习去了。在正式广播后，不管准不准假，他们都回家复习了。而我们回乡知青却只能继续奋战在田野，为“三秋”（秋收，秋种，秋粮入仓）而大忙。那年头，即便是正式考试，也少不了政审推荐，如果自己开溜去复习，到时大队不给在推荐表上盖章，政审通不过，考得再好也没用。

不能明着复习，就只好暗暗加劲。吃饭时间，晚上休息，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都利用上了。好在是秋天夜长，且三秋也不像三夏那样紧张，每晚还能看几个小时的书。就是上工干活时间，也都利用起来了。上工前看一道题，边干活边在心里琢磨，等想到有点眉目时，便借口上厕所，在地上画画，得出结果。然后看一道题，再去边干活边想。

什么是“度日如年”，我到此时才真正有了体会。一边想方设法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复习，一边挖空心思想法子找借口能请假去复习。我的鼻子经常流血，有时流起来吃云南白药的保险丸都止不住，村里的人都是知道的。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让鼻子流血，天天捂着一个塞着棉花的大蒜头鼻子。到了十一月初，农活不怎么忙了，终于请准了假，到汉中去“治病”，到父亲工作的学校专心复习了。此时，离公布的高考日期，只有四个星期了。期间还两次回去参加公社组织的模拟考试、登记报名和填写志愿。真正的复习时间只有三个星期左右。

那时，我与另外两个老师的孩子结成一个小组，一起复习。就当时能找到的复习资料，我们三人研究不出来的问题，老师也要颇费些思索。很庆幸我们这三个人后来全考上了。我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另外两个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其实以我们的成绩，能考取更好的学校。另外一个人的父亲是内部“右派”，都不敢报太高。我们都是按第一志愿被录取的。很多人由于高考复习紧张而掉肉，我的紧张不亚于任何人，体重却增加了四五公斤，真正的是“心宽体胖”。

考场分晓

说来真巧，十二月七日考试时，我的考场竟然就是原来高中的教室，有十几个当年同级同学同堂应试（后来对过一联：各人各命各有千秋）。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了！有一个支点了！！

第一门考的是数学，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也特别紧张，腿一直抖个不停。初高中当了几年的数学课代表，可数学是当年四门考试得分最低的，只有六十多分。但中午休息时与其他人一交流，就知道已答得相当好了（尽管大多都认为自己考得不错）。后面的三门考试越来越镇定，成绩也比较理想。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周恩来逝世的日子，还能记得开头：“迎着扑面的北风，踏着细碎的雪花，我挑着箩筐，和村里社员一道，向河堤工地走去……”

考完后回家时，路过舅舅家，舅舅问我考得怎样，我很自信地说总评应该不会低于六十五分。后来知道总评是七十四分。当年整个地区有两万多考生，据说总评在七十分以上的不到五十人。而此前全地区每年工农兵学员招生就有二百多名。得知分数后，全家人暗暗喜在心头，然而丝毫不敢在外面有所流露。在那个年代，还要有大队推荐和政治审查，过不了这一关，再好的成绩也白搭。

暗度陈仓

我二姐当年上山下乡时，回到了老家（致命的错误）。刚回来时，完全是下乡知青的待遇。到后来有招工和招生的机会时，却被当做回乡知青看待。眼看别人一批一批地招走了，可就是不承认她下乡知青的身份。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不是被推掉，就是要研究研究。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在乡下待了九年后，地县有关部门发文下来，她才被承认是下乡知青，在十月被招工出去了。我妹妹放弃了报考中专的机会，以免目标太大，太招惹人注意，只希望我能顺利考上。

当年，我考高中的成绩比较好，就遭到别人的攻击：“他们家偷偷点着二百瓦的灯泡复习。”好像灯泡瓦数越高，复习的效果就越好。其实，村里家家都是十五瓦的灯泡，我们家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偷用二百瓦的灯泡。再说了，乡下的破房子，用二百瓦的灯泡还能不被发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想了很久很久，我们决定以低姿态，就说复习时间太短，考得不好，给别人垫背去了。那年全大队包括下乡知青有二三十人去考，也有在这里下乡的支部书记的外甥。很多人都讲自己考得很好，希望很大，只有我是个例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许是这个暗度陈仓，再加上几年来的积极表现，很惭愧，也有阿谀奉承和刻意讨好，让那些土皇上们认为给我的推荐表上盖章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空头人情，盖了也白盖。也许是大势所趋，全部报考者都被推荐。再说当年的政审推荐比以前宽松得多，没有了名额限制，大队公社都没有了生杀大权。交上了盖着红印的推荐表，我的心里才有了一些安稳。

体检风波

初选通过，接到通知到县医院体检。想我一米八的个头，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炼，视力又极佳，体检还不是走走过场？

第一个出乎意外的是血压，低压90，高压138，悬乎！高压再多两毫米就是高血压了（90／140）。

闷头一棍打来的是胸透：体检表被“留中不发”，说是还要复查：肺上有个钙化点。好在复查的有不少人，心里还不太紧张。下午复查还是通不过，说是我的钙化点太大，有指甲盖那样大（一般的钙化点只有米粒大小），尽管边界清晰，当天值班的是个刚进修学透视回来的大夫，不能做最后确定，两天后再透视会诊。看着大部分复查的人都通过了，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托同村人带个信回家，我赶着最后一班汽车到汉中和父亲商量，决定第二天到市医院、地区医院、地区卫校医院的放射科去检查，这些医院的级别都比县医院高，如果他们的结论是钙化点而不是活动病灶，事情就好办。我坚信自己不是“痨病鬼”，否则，怎么能顶得住多年来那么繁重的劳动呢？可这个钙化点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第二天到三个医院的放射科又是透视又拍胸片，反反复复好几次。这些地方大多有父亲的学生，都很同情我，尤其听说我成绩很好，政审也已通过。他们都肯定我的肺没有问题，仅仅是个钙化点，还请科长来会诊，签字并证明。从那时起，到入校后的体检复查，每次站在X光机前，我都会紧张得发颤。透视和拍胸片时，医生都让将胸部贴紧设备，把脖子仰起来。每当我把脖子仰起来靠在设备上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上绞刑套，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仿佛决定我命运的就是那随后的几秒钟！

到下午六点多，拿到三张被证明没有问题的胸片和三张透视单时，我才稍微心安地吃了两天来的第二顿饭。

县医院复查会诊总算是有惊无险，经验丰富的放射科长确认是钙化点，医院盖章放行。终于通过了第三关！

好事多磨

考试轻松地通过了，政审提心吊胆地通过了，体检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就等着发录取通知了。都说年前要发录取通知，要是领到通知，这个春节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高中同班同学西北农学院的录取通知到了，下乡知青北京钢铁学院的通知发了；一同复习的两人也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通知，可我的通知却音信杳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农夫心里如汤煮”啊！日子在一天天的等待中度过，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直到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接到通知的消息时，我绷到极限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什么坏消息也没有，就是接不到通知。如果像“回潮”那样只在一九七三年考了一次后就又变回去了，那，我不敢想下去，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病了，只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总是踩不到要踩的步子上，进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那时才能体会到为何韶关前一夜白了子胥头。

腊月二十九了，同院一个走亲戚回来的堂哥告诉我，我被录取了，还是西安交通大学。原来，重点大学先发，我的录取通知早就到了公社，那天收到通知的那位副主任要回家过年，就没有将通知送下来（值班的秘书后来却很快将别人的通知及时转送或通告了当事人）。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堂哥，让堂哥转告。堂哥却不是回家的，而是有事要去丈母娘家帮忙。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拖了下来，让人又是虚惊一场，好事多磨。

翌日，我骑车几十里到主任家问了详细情况，昏眩症不治而愈。历经坎坷，终于好梦成真。

记得录取通知中夹有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为入学后评定人民助学金用。我在“家庭能提供费用”栏填了十五元。父亲说：“儿子，只要能上学，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这确实是全家的心愿。报到后才发现，有些收入好得多的双职工家庭居然还不能提供此数，我得到丁级。毛主席语录有“做老实人不吃亏”，其实只有在大家都是老实人时老实人才不吃亏，否则老实人常常吃亏。

复查过关

虽然体检通过了，但为了确保在入校后的复查时万无一失，与当医生的舅舅商量后，决定按结核病治疗处理，打链霉素针吃雷咪芬药。吃药可以悄悄地进行，打针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任何地方（尤其是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打针都怕走漏风声，遭人告黑状，以致前功尽弃。舅舅就带来针管针头和酒精棉球，希望教会我姐姐和妹妹。但她们都很胆小，不管怎样鼓励，也不敢在亲人身上试针。想想一九七三年的“回潮”，一张白卷就将以后的高校招生推回到“推荐”。也许这一次会是我今生唯一的机会，我绝不能错过。我就学习给自己打针。在自己的屁股上打针，这个位置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时常不是扎深就是扎浅，有时要扎好几次才能到位。消毒就用缸子煮，酒精也不能保证浓度。一个多月，两侧屁股都有了又硬又大的疙瘩，也不敢停。干活（接到通知后还照样出工干活，否则怕队上不满意，若有人使坏，那年头的一纸公文，也有可能让学校给遣送回家）还得装作没事一样。就这样一直打到二月份去入学报到时。

入校后针是不能打了，可药还是照样吃。也不能在同学面前露一点馅，常常是将药带在身上，在宿舍里呷一口水，蹲在厕所里再把药咽下去。在体检复查前，还专门到省结核病院做过一次检查，确实健康正常。最后一次吃药是体检复查那天的中午，下午复查全部通过。到这时，我的高考才算画上了句号。

永存感激

我能上高中和大学，也是托了邓小平的福。我对一九七三年的“回潮”和后来的招生改革，确实衷心拥护，心存感激。当欧洲中文电视台转播邓公追悼会的实况时，尽管在自己的家里，我也是恭恭敬敬地站着看完的。特别感谢那些在困难时给过我支持和鼓励的人们，尤其是当年的武候中学校长，我铭记在心，刻骨不忘。“好言一句三冬暖”，很多时候，一句同情理解的话，就能给人很大安慰，增添勇气。

几千年来国人向往的理想社会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至少应该再加上两句“老者有其养，幼者有其学”。尤其是“幼者有其学”应不因父母所限，不受区域所制，不为衣食而苦，不为学费而愁。到学龄时，人尽能学，学尽其能，取之于社会；学成后，才尽其用，用尽所能，反馈于社会。

借毕业二十年之际我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下来，希望再也不会有人受这样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