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琳

在北京，从小到大我一直住在作家协会大院。那是一座由三栋奶黄色的楼围成的院子，共九个单元。两个单元是拆迁户，一个单元属于我父亲所在的研究院，其他则住着作协和文联的人。像诗人李季、郭小川等那时都住那儿。还有鲁迅同时代的女作家白薇，她住我家隔壁单元的三层。

当时院里的小孩都知道她是“老姑娘”，而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觉得这三个字非常好笑。

她的穿着也十分与众不同。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夏天是浅色的，冬天是深色的。脚上穿着一双厚底男式皮鞋，一身一本正经的干部服，尤其是那裤子肥得像现在的裙裤，还有棱有角的，特别滑稽。

夏天的傍晚，下班回来，她不像其他人一样行色匆匆地往家赶，而是穿着一身肥肥大大的黑绸衣裙，裙子长得拖至脚面，戴一顶浅灰色的帽子，提着皮包，站在杨树下饶有兴致地、久久地看着我们跳皮筋。路人都看她，我们不看，只是专注地跳，可是心里却觉得好笑得要命。现在想，也许那时她非常地寂寞。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院的孩子大部分成了黑帮子弟。我和年龄差不多的一帮初中女孩们，不愿意到学校去挨骂，便都不去上学了，待在家里，开始是找书看。那时各家的书都没有被抄走，只是把报纸贴在玻璃的书柜门上，将“毒草”和“封资修”的东西禁锢在报纸后面，当然也就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乘之机。我对所有名著如屠格涅夫、莱蒙托夫、乔治·桑、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等的阅览，包括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探讨，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次性完成的。看完后大家还讨论，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对《悲惨世界》里沙威这个人物的争论。“文革”前，没有太多机会看小说，看一本非教科书的读物，自己都有负罪感，偷偷摸摸的。

对名著的崇拜，很快变成对作家的崇拜。那时大多数有名、有头衔的码字的都在牛棚里蹲着呢。一天，我们几个女孩敲开了白薇的门。她穿着一身灰不灰、蓝不蓝的干部服，其破烂的程度，想必应该不是追求时尚所致。头上戴着顶帽子，灰白的头发直直地垂在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庞上，微驼着背，两只脚趿着一双很破的鞋，在地上蹭着走路。以前独特的、让我们小孩觉得可笑的风格，没有了。

“奶奶好！”我们乖巧地叫着。

“嘘——”她把食指放在嘴上，像对托儿所小孩一样说，“叫姑姑。”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由得想起她以前的种种。

她住的是一间一套的房子，房间里家具很简单，不知是不是抄家以后剩下的。一张带写字架的单人床，一张硕大的书桌，一个单人沙发和一个书架。我们挤在沙发和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扭捏地叫了她“姑姑”。她便很高兴地到厨房拿出一罐白糖，舀出满满一勺递到我们面前，“吃糖！吃糖！”我们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的桌子上摊着一首写好的诗，大意是“革命战鼓震天响”之类，总之，“文革”运动具有煽动性，连她这岁数的文人都写了这类的诗。

她拿出了她年轻时的照片让我们看，真美，而且非常有魅力。再看看眼前的她，在我还很稚嫩的心里，第一次觉得岁月的残酷。她告诉我们，她结过婚，也有过孩子。后来，孩子夭折了，丈夫也离婚了。这样我们才知道，让我们笑了许多年的“老姑娘”原来名不符实。

我们走时，我想起和她借书。她很艰难地从壁橱里拿出几本过期的《人民文学》（“文革”开始，《人民文学》就停刊了）。我不太理解她的艰难，以为是文人大都不愿意借书给别人的原因。几天后，我去还书，她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还我书，从来没有人还过我书。”我先是不懂，后是惊愕，同时也明白了她“艰难”的原因，然后便是想哭。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人性能坏到这样，可是这种想哭的感觉一直藏在了我心里的什么地方。

很快地，出于自愿、半自愿或强迫，院里的孩子们纷纷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内蒙的牧区、陕西的黄土高原和云南的雨林地带等等。我们走了，也不懂应该向这个寂寞的老人道个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任何“礼”的约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经过招工、上学，等我们再回到作协大院时，已经成年了。听说了白薇和保姆的种种纠葛，也听说了她的亲属和她的一些事情。想想她不会再认识我了，便没有去打扰她。其实应该去的，在那样一个年代，能给我们这群她并不熟悉的女孩，那样亲近和真实感觉的人太少了。

每到周末，总能在家里听到邮递员高声喊：“白薇，信！”便想她还活着，也许不再寂寞。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带女儿到加拿大陪读。不久便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悼念她的文章，便知道，她去了。

文章中讲到她的种种辉煌，是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这辉煌随着她，随着风，飘去了。无声无息，无痕无迹。

走好，白薇姑姑。希望在那个世界，人性不会如此败落。不论何时，不论对谁，不论借什么东西，都会有借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