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俊

我生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五五年初征兵，其时我已调到东北的一所中学工作，年龄正属应征之列。应征登记册上有我的名字，出生日期也换算成公历，按公历我是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恰逢与毛主席是同一天过生日。每年这一天，中南海贺声不断，全国报纸刊物祝寿诗文登场，举国开着大大小小的会，敬祝万寿无疆。其时，我虽也在家里接受亲人们的祝贺，吃长寿面、煮鸡蛋，但上述活动与我毫不相干。

意想不到，那场“**”，却让我与毛主席挂上了钩。

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那时我已是第二次被关进“牛棚”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莫须有罪名，将我戴高帽游街，反复批斗，关进私设监牢——“牛棚”。一九六八年七月末，我所在的中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军宣队、工宣队主宰和把持，在原有罪名上，又加以“反军黑干将”的新罪名，第二次将我专政。其打骂，酷刑之多，比一九六六年第一次专政时更甚。这时，我中学的“牛棚”中有近二十名被关师生，我和四五名“重犯”，还被戴上了十来斤重的脚镣。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上午，被关在“牛棚”里的二十来名师生正被逼“悔罪思过”，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认罪”材料。忽听校园锣鼓喧天，放鞭炮，喊口号，“大救星”、“大恩人”、“万寿无疆”、四个伟大之类，充斥云间。趁着监看我们的专政队员跑出去看热闹之机，一位难友问：“外面出什么事了？”另一个难友解答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还不知道？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呢，还能不热闹？”我不加思考地“哦”了一声：“哦！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是纸里包不住火，这番对话竟被同时在押的一位胡某记在心里。他将材料写到纸上，递交了专政队。那用意，是叫我们几位，特别是我，吃不了兜着走。

专政队长姓邵，是当地机修厂的一名工人，三十来岁，平时不仅怂恿年轻专政队员随便毒打“牛棚”难友，而且亲自动手，用钢鞭抽打受害者，受害人员都特别惧怕他。当天下午，这位专政队长进入“牛棚”，高声训话道：“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不老实！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寿辰，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立即双脚立正，右手向上高举：“万寿无疆！”接着，他摆出一副凶相大吼道：“你们当中的顽固分子，带着花岗岩去见上帝的反革命，胆敢自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今天是他的生日。真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我刚听说有人检举了。不知是谁自称今天也过生日，这样狗胆包天！是谁？站起来！”

大家的眼光立即聚到我身上。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报告！是我说的，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两个专政队员立即走上前来，气急败坏，连骂带叫，要对我采取“革命行动”。专政队长见是我站起来“报告”，先一愣神，接着向两个专政队员一摆手，两个专政队员停住了。他大声喊道：“什么？今天确实是你的生日？混蛋！你怎么可能跟伟大领袖同月同日生？你有资格跟伟大领袖同一天过生日吗？真是反动透顶！反动透顶！”他侧过脸问大家：“还有谁说过这样的话？”见没人吱声，他瞪眼对我说：“你胆大包天！这笔账一定要跟你算，你等着！”说完，示意全体专政队员，一起撤出了“牛棚”。

大家都在琢磨：这下老林算完了，专政队回去商量以后，不知会怎么收拾他呢。告密者自然是幸灾乐祸，美滋滋地等着领功。

说也奇怪，专政队对我不仅没有“收拾”，告密者领功的美梦也没能成真。没等多久，两个凶神恶煞的专政队员出现在“牛棚”门口，声严厉色地叫道：“胡×！出来！”告密者神色疑惑地慌忙走出“牛棚”。难友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个小时左右，胡某踉踉跄跄走回“牛棚”，只见他眼圈通红，鼻子铁青，两个脸蛋大红大肿，左手托着右肘，泪痕满面，低着头歪歪斜斜地走回床位，不敢瞅大家。

原来，是我几年前在另一所中学教的学生王沿在起作用。王沿参军复员后到机修厂，被派到我现在的中学任工宣队指导员，专政队直属工宣队领导。有一次，在厕所我遇见了他，趁没有别人，他问我，在他到这所中学前，有没有人打过我。我点点头。他低声说：“老师！我知道你是好人，受冤受屈。学生没有更大的能耐，我保证以后没有人敢打你。”这话真兑现了。虽说专政队长这次当众对我瞪眼喊叫，但好些时间以来，他见着我是和蔼有加，一反对别的“牛鬼蛇神”那种凶狠的常态。今日之事若换成别的难友，当场的毒打是免不了的，告密者也能立一功。谁知告密者不知内情，找错了冤魂，告错了阎王。

我又记起了在美国过生日。那是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赴美国，随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位于墨西哥湾的一座海滨城市。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是我的诞辰，更巧的是这年我恰好六十周岁。当天晚上，女儿女婿邀请了近二十位华人留学生、华人学者和家属，在装饰华丽的圣诞树和彩灯的陪衬下，大家餐饮欢乐，围着我唱《祝你生日快乐》。我吹熄蜡烛，切完生日蛋糕，大家一边分吃，一边谈笑风生，摄影录像，其乐融融。客人们轮流向我祝贺寿辰。此情此景，为我所过生日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