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顾晓阳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学校里办了一个“流氓学习班”，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了进去。当时我十二岁，念小学五年级。

“学习班”一共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全校最知名的坏学生，有打架不要命的，有破坏公物狂（打灯泡、拆课桌椅、毁坏门窗），也有小偷小摸的。最多的是扰乱课堂秩序的“害群之马”。我的罪名却是：“抽烟，喝酒，唱黄色歌曲，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第一次抽烟，是从我父亲那儿偷来的“大中华”，我和朋友躲在门洞里，像干什么秘密勾当。他教我怎样把烟吸到肺里去。那天我连抽了两根，脑袋开始发晕，回家后觉得有点恶心，就拿了一个苹果躺在**吃，刚咬了两小口，便昏昏然睡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有梳妆台的人家里去抽，对着镜子，练习鼻孔吸入的技巧。

我父亲抽烟很凶，看书的时候一支接一支。我坐在他不易察觉的位置上，仔细观摩。他一口能吸掉整支烟的四分之一，吸过以后，许久许久才有一点点薄薄的青烟从嘴里或鼻孔漏出来，其余的皆不知去向。

开始，我和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技巧，我们反复练习过，没有成功。

不管把烟在肚子里憋多久，到喷出来时，仍是浓而色白，且与吸入的烟量大致相等。于是，大家对我父亲这种老烟鬼称羡不已。

事实上，我们抽烟时非常注意隐蔽。一般都是在大力家抽，一边抽一边放唱片。大力家刚被抄过一次，房间里空空****，唯独这架老俄国留声机幸存下来。有一天正放着《梁祝》，谢鸡子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喊：“快！警察来了！”余音未散，警察已进了门。他十分内行地问我们：“听什么哪？《梁祝》？”然后直奔留声机，拿了唱片就走。事后哥儿几个都是一身冷汗。谢鸡子儿说：“操，一耳朵就听出来是《梁祝》——丫准是个老‘晃儿’。”

我喝酒的历史比抽烟更长一些。有一阵子我们时兴卖破烂儿，我卖的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人民日报》，几乎一天不漏。大力的二哥抱出来比城砖还巨大的两本《资本论》，反倒不值几个钱。其他人从家里搜到的是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们去的是贡院的废品收购站，卖了钱，直奔东单食堂。大家围圆了坐一桌，每人要了一大碗散啤酒，颇有点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架式——“喝罢，将碎银子丢在桌上，唤店小二自来取去。”

我的班主任姓甄，外号叫“老牛”，小脑袋，浑身肌肉，眼睛只是两条缝儿，嘴巴闭不住。他是刚从中学毕业分来的高三学生。在我印象里，那时所有的中学都正在准备上山下乡，他为什么能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不得而知。“老牛”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现在回忆起来，根本想不出他教过我们什么课，是怎么教的；只记得他在课堂里命令我站起来，批评我，一次又一次地逼我写检查，或者在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原子弹爆炸成功、抗议苏联侵占珍宝岛等等等等）时趁天黑人乱踹我的屁股。如今我能写一点文章，大概跟甄老师当年苦心栽培我写检讨不无关系。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后，他不让我回家，非逼我写完一篇深刻检查不可，然后自己就去食堂吃饭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写了两行就趴在课桌上睡去。后来一位老师偶然进来看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大概我的回答相当凄惨，那老师想了一会儿，说：“算了，别写了，回家吃饭吧！”

那些年北京市公安局经常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万人公审大会”。说是“审”，实际上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先由首长讲话：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阶级敌人如何如何，然后就宣读判决。每次必有一批死刑犯伏法。犯人皆五花大绑，脚上戴镣，脖子上挂着牌子。三个警察，两个在左右，一人在背后揪着犯人衣领。当念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后面的警察一脚便将犯人踹倒在地，会场上群众的口号声顿起：“打倒×××！”“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场面热烈，而且极富戏剧性。死刑犯里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现行反革命”、逃亡地主、强奸犯、杀人犯……我至今还记得一位死囚的名字，叫夏杜克。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那年未满十八岁），父亲是个部级干部，家里生活优裕。但这小子却溜门撬锁，偷盗成性，就为这，给拉出去毙了。

我对班主任“老牛”最不理解的就在这儿：在“流氓学习班”期间，凡有“公审大会”枪毙人，他必命我去参加。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让我去“受教育”。人家那儿枪毙人，关我什么事呵？我在那儿能受什么教育啊？就因为我十二岁唱了句“黄歌儿”（“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多美丽”），离犯死罪可还远得很哪！是不是觉得我“罪”不“大”，“恶”不“极”，让我去跟人家多学几手（受教育），好早日将我绑赴刑场呵？

后来有一次，应该上午九点在“工体”北门集合，当天正好下起暴雨，我心一横，骑着自行车奔广渠门外买新鲜蔬菜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逃学。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初中生去东单体育场打篮球，傍晚饿了，就走到台基厂现在的松鹤楼的前身——一家上海小吃店吃饭。不知为什么，“店小二”看我们的眼神儿当时就不对，等我们点过菜，他又来问我们喝不喝酒，我们就叫了几瓶“小香槟”。吃喝完毕，我手里还攥着半个包子，大伙儿就往外走。一出门全傻了：门外居然已埋伏了一帮警察，像夹道欢迎似的，分两排站着，把我们堵在中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就在这家小吃店斜对面的正义路上，警察出动当然很便捷，但至今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出动抓我们。就算我们是自己找上门来“太岁头上动土”，可吃个便饭能算什么大罪过，犯得着惊动这么多民警叔叔吗？我已经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关起来，审了些什么，只记得审讯完毕，隔了很长时间，才又有人进来。来人说已经和我们每个人的学校联系过了，让我们明天各自找学校工宣队交代问题。然后他又特别走到我跟前，点着我的鼻子说：“别瞧你最小，你在这里头最坏，我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情况了，明天张队长和甄老师找你算账。”

我们一路往回走，都不说话。我手里剩的半个包子一口也吃不下去，路过东单公园时，顺手扔到树丛里了。我想起“老牛”那身结结实实的肌肉，想起他那缝隙似的眼睛，我与这两道缝隙对视了两年，却始终看不到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猜就更猜不到了。我想，我受“万人公审大会”的教育实在已经受够了。所有该当死罪的行为：书写反动日记、强奸、**、通奸、诱奸、猥亵……我也都了然于胸，只差身体力行了。所以，我已完全没有必要去学校了……在我正式逃学的初期，班主任“老牛”仍一心想挽救我。他让许多同学捎话来，希望我“悬崖勒马”。下班后，他常常有意骑车绕道我家门前过，企图把我抓个正着。那时我家附近正在建地铁，工地上堆着用不完的卵石。我在街角、树后和门洞里储备了不少石头，只要“老牛”从胡同经过，我就一阵乱石砸将过去。“老牛”在最后一次终于镇定下来，他捏住手闸停下车，一条腿跨在车梁上，冲我大喊：“姓顾的，你等着！毕业的时候找你算账！”架不住石头不长眼，他喊过后，即蹬车鼠窜而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许多快乐的时光。我讨厌学校，也看不起老师。后来我虽然又上过学，但逃学已成了习惯。我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在逃学期间自学，或从朋友们身上学到的。学校还常常使我联想到“万人公审大会”，至少在当时，学校和“万人公审大会”的确具有某种相同的气氛。我虽然逃了学，却无法从那种气氛中彻底挣脱出来，至今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