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立群
引子
“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小芳？”妻子的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多年了，我每次的答案都很一致，但每隔一些日子，她还是要再问一遍。
“真犯嫌，哪能人人都有小芳！”（“犯嫌”是南京话中讨厌的意思，用法也完全一样。）自从《小芳》这首歌风靡以来，小芳已成了旧情人的代名词，因为我也下过农村。《孽债》这部电视连续剧问世后，问起小芳，又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含义：没准不仅有小芳，还有个孩子呢！
“你老实交代，我既往不咎。”她脸上挂着诱人的微笑，无比温柔地靠在我身上。
“少来这一套，没得就是没得。你一定要掐到我说有，不是存心让你难受吗？”我耐心地解说。
妻子问不出结果，不久便呼呼大睡。我这边却翻转无眠，大脑里回**着《小芳》的曲调和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蒙蒙眬眬中，有些已经忘却了的记忆开始慢慢地从心底升腾起来。那是丝丝缕缕、淡淡的、苦中带甜的回忆，隐隐约约，在妖娆无边的桃花丛中，还真浮现出个青春活脱的小芳！
故事
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县的一个国营林场的水果大队，桃子小队。第一次看见小芳，就被她的美丽、鲜活震住了。那是到农场两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李、小刘被分配去给桃树施肥。当我到达时，远远看见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她。记得第一天下午抵达分场，几个同来有几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场。晚饭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里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达水果大队。“广阔天地”在城里听起来还有点诗情画意，空旷的山野，几十里不见人烟，走起来令人心寒无比。短小精悍脸色阴沉的程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所有的人，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还暗自懊恼，新老知青中一个漂亮的也没有，一个个都像蔫了的黄花。
每年开春前，队里集肥要“干塘”，挖出鱼塘积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负责挑的，有负责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问：“新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答：“唉。”
“挑过担子吗？”
“没得。”
“先试试。我和老王挖，你们挑。”她三下两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担泥。
小芳是个漂亮的农村女孩，天色无饰，漂亮得健康、自然、朴素。辫子又粗又长，摆动在腰下一点，走路时很有节奏的颤动幅度，恰到好处。一双不大却很传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嘴合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宽松的衣裤掩藏不住那令人羡慕的身材。
小芳的话音像山间的小溪，虽然带点土，却非常清脆，和南京人处长了，学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肤色好，淡黄色的皮肤非常细腻，干活一热，黄里透红，让人好不心怜。年轻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个人带活，带出一轮青春，一种光泽，一种韵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头的大美人，电影《春苗》里的形象：健康、敦实，能干活、能挣工分。
老王却对我们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夹生”。他动作慢，躬身用铁锹卖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搁到我们的竹篓上。看我们很累，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给他敬烟叶也不收。
收工时，小芳在我耳边悄声说：“老王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时，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非常重要。后来晓得，这队里还真有不少阶级敌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后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还有个和尚，被迫离庙，虽还俗，但又一直不结婚，于是上头有令，他在场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能乱说乱动。还有一个名中医，因为书记的大儿媳也是医生，一村不能藏二医，于是被勒令不许再走资本主义单干老路。
队里情况复杂，自己又非根红苗正，除了装聋作哑之外，阶级敌人这根弦更要绷得紧。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阶级敌人一起说话办事，要格外小心。
据说小芳原来和刘老师的儿子好，后来，小蒋一出现，就把她的心夺走了。刘老师是我们分场唯一的果树技术员，专门负责全场的苗圃，大家尊称他为老师。我们的果树育苗、嫁接、修枝等技术都是他教的。刘老师为人极为客气，总是悔人不倦，但他说话从不正视别人，即使在讲课时，脸上也鲜有笑容，也从不和人主动打招呼。他的状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分场的小学教书，是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
小蒋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属于“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晒得铮亮，浑身是肌肉，做农活，打篮球，搞宣传，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认识他了。
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跳。
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产阶级，这叫“谈朋友”，或叫“搞对象”。这种关系也很简单，说好听的是比较含蓄，说不好听的叫压抑：只要俩人经常在一起，看电影、聊天，干活时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就是好上了。当然“好上了”也不是现在人所说的“搞上了”的意思。事过境迁，要想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看来很难。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关系都这么简单。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不过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饱暖思**”。当时，知青想回城的压力都很大，小蒋也不例外。他不仅有回城的压力，还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眼睛却盯着分场团委书记的位置，每次分场场长或书记来，他都忙得屁颠颠的。据说入党报告也呈上去多时，还忠实地每月一次地写思想汇报。因此，他很小心谨慎。
对**的自然向往，被熏红了的政治压抑着，化作无尽的、不着边际的闲聊。如果发现哪对男女可能有实质性的关系，更有好事者跟踪、窥探。如程队长和女知青“二吨半”的床头关系，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刘发现的。
程队长土生土长，参军、复员后做队长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农民兄弟的淳朴和善良磨了个精光。他长得古里古怪，还一天到晚拉着又黑又长的脸，好像别人都欠他的钱，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人，随时要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中有好斗打架、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队长。他掌握着本队知青的户口和档案。
“二吨半”是个胖姑娘，在吃得半饱的当时可是个稀有动物。说得一口悦耳的北方普通话，为人爽快，在男女关系上据说也是如此。父母显然是军队上的，但肯定不得志，说不定是林彪线上的人。
“二吨半”和程队长的事在知青中绘声绘色地扩散，结果，新鲜感和好奇心被满足后，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红苗正”，屁股上“没尾巴”的人，关上门恨恨地骂两声。胆大的对着程队长的老婆纵情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胆小的只好在心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来自于这知情后而又没处发泄的悲哀，谁也没胆量告发大权在握的“党的干部”。农村经过“四清”、“文革”，领导班子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比城市稳定。诬蔑党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罪，轻则开除，重则判刑。和他顶梁子，给小鞋穿，是便宜了你。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于是，这故事就像空气中回**了大半年的哀乐那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农场的日子很有规律，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两小时，星期天休息。知青们不开伙，食堂里大锅煮菜，大桶淘米，五分钱一盘素菜，一毛钱一盘搭荤的素菜，一毛五分钱一盘荤菜。
星期天，洗衣服，洗澡。夏天，跳到水塘里又游泳又洗澡。春秋冬洗澡，总是成群结队、男男女女一起走到汤泉镇上，来回走二十里路，连自行车都没有。好处是洗的是免费的温泉浴，特解乏。洗完即在小镇上撮一顿，出了馆子，再在地摊上顺便买个好吃得一塌带一抹的旺鸡蛋。我常和其他几人加入小蒋和小芳的行列。
做活的女人，此刻最美。平时干活，长发碍事，总是扎起辫子盘在头上，此刻，人如出水芙蓉，发似柔情万种的柳枝，长长的、密密地披垂下来，迎风飘逸。再饱餐一顿，更是满面红光。回来的路上要是能爬上个时速不到五公里的手扶拖拉机，那比在城里乘红旗轿车还风光。
便车不是每次都有，常常是十里路走下来，没见一辆手扶拖拉机。或者是人家在坐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上向你招手。更糟糕的是爬错了车。
有一次，我急猴猴地第一个爬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心里还很得意，但觉味道有点不对，再回头一看，同来的人，一个也没有跟着我爬上来，还个个都捂着嘴，只有小芳在招手叫我下去。我赶紧又跳下车，擦身而过的手扶拖拉机送来一股恶臭的巨浪，我差点儿被熏昏过去，定神再看，才知是运尿素的。身上、手上的浓烈的骚味，几个星期都没散尽。
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有时在一起“提壶”。我知道，“提壶”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又有了新的含义。汉语的优越性在于语义随环境和音调而产生特殊的意义。男知青站在山冈上扯着嗓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不由得不让女知青打个冷战。或者，男知青笑眯眯地看着女知青说：“奶奶，你听我说。”这种流行的革命的句子，一下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意。言归正传，在当时的知青中，“提壶”就是打扑克。因为小芳喜欢“提壶”，我也常混迹其中。不论吵吵嚷嚷，大声吆喝地打，还是在一旁做小芳的参谋，我都不亦乐乎。
开春后的一个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聚在山冈上。有男有女，空气中自然就弥漫着暧昧，兴得一头核子又有文艺才能的人，开始即兴表演（核，读ｈｕ，指脸上的青春痘）。起先唱的歌都很“主流”，如八个样板戏片段、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些歌曲铿锵有力，和八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港台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别。
小芳的二胡独奏，是一曲知青不敢拉不敢唱的《苦菜花》，丝丝扣扣，如诉如泣，把众人带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在小芳的带动下，胆大的开始唱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不知谁领头唱起了《三套车》，立马把大家唱得如痴如醉，情绪低落，两眼发直，深感自己的前途和那匹百十年前的俄罗斯老马没什么不同。
孤月昏暗，天幕低垂，夜渐深了，女知青都先回去睡觉了。走了女知青，大家唱歌的兴头也没了，就转为吹牛聊天。我和几个男知青也悄悄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回房后，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夜风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苍凉且悲怆。我禁不住心生好奇，披了件外套，回到那山冈。这时只有三四个神情凄凉的男知青，地上多了半瓶山芋酒。他们看到我，也不觉意外，也不避讳。小李冲我欠意一笑说：“吵醒你了？”
“唱的什么歌？”我问。
“我们知青自己的歌。”平时吊儿郎当的小李，此时很严肃。吸了口烟，又唱了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滔滔的扬子江畔，有我那可爱的南京古城，是我的故乡……”小李音色浑厚，略带嘶哑，透着苍凉。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感受到当时内心的震撼，那种从心里往外渗透的寒意……过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南京知青之歌》，是南京五中知青任毅插队江浦时创作的。它表述了知青悲怆的思乡之情和强烈的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因此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刑。
这首歌是知青心声的自然流露。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的知青之歌是：“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向广阔的天地进军，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拜工农为师，担革命重任，开一代新风，做一辈新人。”（《向广阔的天地进军》）。播放的知青诗词是：“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脱一身皮炼一颗心，为消灭城乡‘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如今读起来，甜酸苦辣，百味俱全。
我从没敢公开和别人一起唱过《南京知青之歌》，只敢躲在被子里，含着热泪在心里哼道：“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我们队位于半山腰，四排平房。一间宿舍四张床，放上桌子，撑起蚊帐，挂上毛巾，立马显得很挤。春天一到，我常常一人到山冈上，图个清静，看点书。一天，我带着本英语书，独自坐在山冈上，痴痴地望着山下唯一的一条马路，蜿蜒南去，心神随公路上的车，驶往南面家的方向。
一片绿叶掉在我头上，我一抬头，小芳笑呵呵站在我身后。我挪了挪身子，她就在我身边坐下。异性的芬芳扑面飘来，让我心头一颤。还从没有和自己暗恋的姑娘这么靠近地坐过。表面上我却装得满不在乎。
“吃过了？” 她开启芳唇，露出碎玉般的牙齿。
“嗯。”我飞快地瞥了她一眼，点头答应道。
“哎哟，学外语呀？”她有点吃惊。那年头，外语就是英语。在读书无用的气氛里，学外语很邪门。
一驾飞机划过旷野的宁静，从头上飞过。
“坐过飞机吗？”小芳温柔地问。我本想幽默地哄她说坐过，但话到嘴边，又变了老老实实的“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又加了一句干巴巴、酸溜溜的话：“但坐过火车，去过北京、上海。”
旅游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即使城里长大的年轻人也很少到其他地方去玩。小芳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除了南京，哪儿都没去过，也没坐过火车，对北京、上海憧憬无比。
一时无语。我偷眼看小芳那透明的眸子，充满向往地注目着飞机消失。那年头，我不敢胡天胡地吹牛，给人的印象是说话不多、老实巴交的读书人。见到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惊慌，话未说脸先红。作为狗崽子，要想不受伤害，只有把自己深藏起来，时间长了也就变得很木讷。暗地里，活跃的思维常让我感到自己像《海港》里的钱有为。和小芳在一起的愉快就包括不言的默契，宁静中的自在。
“你家老头是干什么的？”（“你家老头”是南京方言，指爸爸。）“烧锅炉的。”我从不告诉别人爸爸的真实工作，已成习惯。
“不告诉我拉倒。”小芳嘴一撇，不再说话了。
小芳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那年头，多数人连小学也都没能好好上。她特别相信鬼魂，对科学解释天文现象绝对不信，而一口咬定有“人”操作日月星辰的起落，四季的变化。我常常想，如果让她去问“动脑筋爷爷”几个问题，保证能让“动脑筋爷爷”张口结舌，哑口无言。
同时她又很有实际生活的经验。我问她为什么到桃子小队工作，她说这儿离家最近，她又最爱吃桃子。她告诉我“桃饱李伤人，杏子树下抬死人”的民谚，还活龙活现地教过我一个治便秘的偏方：空腹吃俩梨子后，再喝一大杯凉开水，保证十分钟内拉肚子。
来这儿一个月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她提醒我要晒被子。结果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暖和，并做了个梦，梦见过去妈妈为我晒被子的身影。
一天，一个女知青吃午饭时突然厉声尖叫，指着碗里的一个米虫，“异怪死了！”（“异怪”就是“恶心”的意思。）闻声而来的小芳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筷子挑过来米虫，一口吞了，让没吃过米虫的我们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如同当年第一次见人吃螃蟹一样。从此以后，在缺油少荤的知青中，再也没听说有人埋怨过白白胖胖的米虫。
但小芳也有那么一种或是天真、或是心计的举动，让人不敢冲动。有一次我和她单独干活，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偶尔说起心脏的位置，我故意说在右胸，她竟然认真地说她的心在左边。我说人人都在右边，她的也一定在右边。她急了，挺着胸脯要让我摸。看着她热得带火的身材、细得发腻的皮肤、颤巍巍的**，我怦然心跳，赶紧四周看看，没敢轻举妄动。更糟糕的是，休息时，她竟把这事告诉其他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似乎这才意识到我在开玩笑，红着脸跑了。
去农场的第一年，最难熬的是黄梅天。尽管农场在江北，但那整整一个月，细雨霏霏，和江南无异。不出工固然好，在屋里待久了也憋得慌。十七岁是一个不怕雨的年龄，然而到了雨季才真正体会到城乡的另一大差别。撑一把雨伞，在如丝的雨中走着，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受到无微不至的滋润，令人陶醉。淋一头雨无所谓，淋湿衣服不在意，唯有那归来后满脚的烂泥让人懊恼不已。
黄梅天的政治学习更是没完没了、没日没夜。白天不出工，时常邀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这种“到处莺歌燕舞”的报告大同小异，十分雷同、枯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
小芳爷爷六十开外，白发斑斑，身板硬朗，满脸皱纹，阅尽人间沧桑却耳不聋、眼不花。他三代贫农，早年暗中帮助过新四军的伤病员，还结识了当今的一位省领导。但他心直口快，刚正不阿，因此没能入党。文革中这位一度倒霉的领导又在他家躲了几个月的“风头”，逃过大劫。后来党的阳光又暖洋洋地照在他身上，被“三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这也是小芳能从农村进农场的原因。
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让人终身难忘，因为他净说些离经叛道的事。说到抗日，先说日本人的罪行，没说几句套话就会说，其实真正的日本军人并没有在他的村子里烧杀**，真正的日本人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烧杀**的都是二鬼子和三鬼子。这些二鬼子、三鬼子长得又黑又瘦，最坏。二鬼子是朝鲜日本人，三鬼子是台湾日本人……嘿，大伙在下面听得来劲了。程队长赶快尖声地打断他的发言，请他控诉国民党的滔天罪行。于是，小芳爷爷开始大骂国民党兵杀人放火，惨无人道，可是骂了两声后又走了调——真正的国民党中央军，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也不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都是地方杂牌军……这下，底下听的人开始议论了。小时候，报刊、课本、老师的教导中，日本人、国民党军人都是烧杀**、嗜血如命的恶魔，对其仇恨“高万丈”。程队长干咳一声，瞪了下面一眼，全屋的几十个队员便噤若寒蝉。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知青，更是老老实实缩在角落里。程队长又堆上笑脸，请小芳爷爷控诉地主老财是如何剥削农民的。于是他又大骂地主老财，狼心狗肺，可是骂着骂着又离了谱——当长工经常吃不饱，饿得难受啊，但再饿再饿，也没饿死过人，直到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我们村上个个饿得骨瘦如柴，一年就饿死了十几口人……程队长小心翼翼提醒他，六一年、六二年是解放以后。小芳爷爷此时已讲得动了真感情，刹不住话啦，“你懂个屁。那年头，人人饿得发了昏。你知道那年你弟弟饿得把什么吃了吗？那年你奶奶被饿死，村里刚好接到破旧风俗立新风尚的指示，死人不许土葬，要火化。你大、你妈带头，火化了你奶奶，把骨灰放在锅灶上一罐子里。几天后，你大见灰没了，问你弟弟，他说吃了。你大问吃的是什么，你弟弟说是炒面。你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你大”就是你爸爸的意思。）小芳爷爷的话刚落音，程队长一声厉叫，也差点昏过去……黄梅天也使上厕所成了问题。我们宿舍里没有厕所，公共厕所离宿舍有二十米之遥。但阴雨绵绵的黄梅天之夜，睡得春情勃发，稀里糊涂的男同胞一泡尿憋醒了，掏出那东西就在门口放。第二天清晨，臊气熏天，路过的人，个个掩面，人人唾骂。
那年秋收，程队长派我们去支援农民秋收，田间收割，烈日当空，干渴难耐。休息时，小芳带我们去农户家喝水。这家老农，满脸风霜，和蔼谦卑，为我们一一洗碗、倒水。小蒋像个“舌搭子”一样，问寒问暖。（“舌搭子”是南京人说好主动跟别人啰唆的那号人。）喝完水后出来，小蒋说：“老贫农对知青好，是革命的感情深，我们应向贫农学习。”大家点头附和。
小芳不开窍地笑着说：“他是地主。”
大家听了，吓了一跳。地主在我们的印象里，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是坏人，怎么会衣着破烂，一副忠厚可亲的样子呢。
小蒋责备小芳：“你怎么带我们去地主家喝水？”
小芳不以为然：“他家离得最近呗。”
小蒋咋呼道：“我们只能喝贫农的水！地主是阶级敌人，恨我们革命知青，谁能保证水中无毒？”那口气像高玉宝、刘文学，众人听得倒吸一口冷气。
小芳惊愕半响才涨红了脸说：“他在我们村住了一辈子，从小对我很好，要害你干什么！真是活二五。”头一扭，辫子一甩，跑开不理小蒋了。当时，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冲击知青多年所受的教育。大家思绪混乱，似乎有所觉悟，但又不能与人言。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年。年初，做了二十七年总理的周恩来去世。七月六日，朱德过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九月九日，“红太阳”终于合上了他那已经不再光芒照四方的双眼。十月六日，“四人帮”倒台……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大道、小道消息频传，日子过得还算顺。
当时的大事是每月一次的团组织生活，所有青年人，不论团员与否，都可参加。表面上，靠拢组织，列入共青团的帮教对象，以后上调才有希望。实际上，这组织生活能吸引人主要是可以和其他点的知青聚会，交朋友。出门在外，交几个狐朋狗友，相互有个照应。
对单身男女青年来说这组织生活也像每月一次的“社交”，大家拾掇得跟过节似的，口中哼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这年秋天，又遇到这种月会在深山老林的“夹皮沟”开，即我们场最偏远的茶叶队开，全队青年人走得只剩三个：我和另外两个“落后分子”。这两人，大字不识几个，只因为生在城里，居然也叫“知识青年”，虽识字不多，但肌肉不少。那天他们一定让我出个主意，吓唬一下其他点的知青。我灵机一动，让他俩裹着雨衣，抱成一团，从山坡上缓缓地滚下。他们练了几次就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选好地方，等待他人回来。
那天新月刚刚上悬，月光从树缝中泻下来，划破浓浓的夜色，映照在山谷的羊肠小道上。一股股阴森森、凉飕飕的山风从山脊梁上吹来，把大树变换成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魔影，时而还变换出旷野的低声哀嚎。我一人埋伏在槐树上，暗地里思量，相信科学是城里人的奢侈，在这空旷无人的山野里待久了，不由你不信神鬼。
大约十一点钟，我远远地看到一队男女，有说有笑地打着手电筒走来。待他们走近，我使劲摇响了树枝，那俩人便乘着夜色，不紧不慢地从坡上滚下来。
他们俩非常准确地从队伍中滚过，穿过每个人，吓得鬼哭狼嚎的男女青年四散逃命，竟没有一个人敢阻止这眼前黑糊糊的“怪物”。连平时处世干练的小蒋也被吓得眼睛发直，两腿打战，他手上还捏着一根手腕粗的棍子！
我从树上悄悄下来，假装从远处闻声跑来。只见几个女孩吓得哭成一团。小芳也在小蒋的肩头哭，让我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我既后悔也后怕，这种事如果追究下来，转眼可成为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那年头的政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也说不准。昨天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今天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老母临别之前，一再嘱咐，说话当心，做事三思。
好在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政治气氛开始宽松，没有人较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训了那俩小子一顿：“你看，团支部副书记的尿都被你们吓出来了。”他们嘻嘻哈哈，一边认错道歉，一边说：“我还以为你们共青团员都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呢。”
知青刚来常闹些常识性的笑话，对家畜**总是看得津津有味。时间一长，开窍不少。于是，愤愤不平的男知青一脸**邪地问女知青，为什么每家只养一只公鸡，几十只母鸡呀？狗是在打架还是在**？春天深夜的猫为什么叫得那么揪心？
那个时候，什么黄色的东西都看不到，人们穿的衣服的色彩比古代还单调。有一次，我在小李的铺盖下看到一张发黄的报纸，打开一看，有一张尼泊尔比兰德拉王后的照片，当即就被她的美丽惊呆了，传给大家看，他们也看得很兴奋，嘴上却把小李好好嘲笑了一番。
一天，小刘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们一个新发现，山上站着一匹五条腿的马！正当大家要起身去看个究竟，小芳突然亮起了她清脆的笑声，其他职工也都跟着大笑。我们被笑得莫名其妙，直到程队长虎着脸说：“腿你个！那匹马看到你小刘长得英俊，**啦！”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会相信，牛马的腿中之物竟会粗长如腿。
农场职工对性认识的普及、态度之随和常常让知青转不过脑筋来。我和小李与一群已婚妇女锄草，程队长的屋里人让小李猜谜解乏：“有个东西一拃长，一头有毛一头光，塞进去时呼呼响，拉出来时淌白浆。”大伙哄地大笑起来。小李和我想得都面红耳赤，不敢猜，小芳却脸不改色地说出了谜底：“哎哟，笑什么，笑什么，这个都不知道呀，真笨。是牙刷唉。”
小芳的父母不是农场的职工，他们住在离农场不远的村子里。我曾去过那村子，那儿的生活更加艰辛。贫瘠的土地，破败的村庄，农民承受着贫困苦难的煎熬，每日弯腰辛苦地劳作，对生命的幻想渐渐地变成了悲伤的宿命，祖祖辈辈都这样无奈地承继着先辈的苦难。他们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油菜、山芋、玉米、稻子、麦子，都愿意把命运托付给国营农场，让我看到人们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命运坚韧的忍耐。
那次去小芳父母的村子里，因为分场杀猪，分给各个队后，发现肉里有猪囊虫，通知我们不要吃，就地埋了。程队长却说，怕它个，照吃。在他的带动下，也有几个职工从食堂取走几块猪肉。知青们也很馋，但大家爱面子，只好暗自把口水往肚里咽。猪肉还剩很多，程队长叫我们给村民们送去。他特意关照，要给小芳的父母送一块。村民们明知肉里有猪囊虫，但对不要钱的肉，也都欢天喜地收下了。
那年过年没回家。“四人帮”打倒了，但两个“凡是”还在，场里继续组织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我在分场宣传队里拉小提琴，滥竽充数。小芳跳喜儿的北风吹，唱雪花飘。小李演大春，搂着小芳满台转，让我看得嘴上叫好，心里酸。
小芳会拉二胡，对小提琴特感兴趣，满怀娇嗔地多次让我教她。我总是笑笑，半真半假地说，这可不是要饭的二胡。看着她因情急而红润的脸，我安慰她说，将来一定把小提琴送给她，如果有一天我回城的话。
那年头，知青是狗的天敌。知青在农村干的最多的坏事就是偷鸡摸狗。一到冬天，所到之处，像闹狗瘟似的要死一批狗。我们那里也不例外。好在农村的狗，放养在外，又没有计划生育的指标，又没把那活儿给做了的传统，春风一吹，一片欣欣向荣的野外繁殖的景象。因此，狗的数量也不见少。
夏天时，小刘见一小狗，看它好玩，便拿些剩饭喂它。于是这狗就天天来我们这儿。过了几个月，小狗大长。
冬天农活虽少，人体的热量却需要大量的食物来补充，可我们的主食是中熟米外加辣油或老咸菜，肚里的油水严重不足，加之寂寞，嗅觉对荤腥的敏感突然大增。于是，打狗的主意就慢慢滋生了。
一天，小李小心翼翼地试探：“要是把这狗宰了，炖一大锅狗肉，那该有多么好啊！”他摇头晃脑把最后一句的声调拉得长长的，极具煽惑力。众人听罢，个个像威虎山“百鸡宴”上的土匪一样地热烈附和。于是也由不得小刘了。毕竟，狗也不是他的。
大家就计划在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时，把狗给宰了。看着即将成为肉汤的狗，大家那几天特别疼爱，都抢着多喂几口。可怜那狗哪知人心的险恶，开心地蹿前蹿后，仰着头，摇着尾巴，来得更勤。
可杀狗这事并不简单。万一这狗是村里革命干部或贫下中农的，追究起来，罪责不轻，所以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要是像杀猪那样，嚎叫起来，让队长或职工知道，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大伙一边看着摇头摆尾的狗，一边研究如何下手。打狗的招数有用棍子，用枪，用毒，用电……但都被一一否决。最后，看这一帮人确实不怎么高明，我忍不住说出了一个无声无血的经验，用绳套住狗头，两人一人拉一头，使劲一拉，往树上吊一个时辰，狗就死定了。
大家一致叫好。说干就干，小刘好言好语地把狗哄到僻静处，套上绳子，和小李两人一二三，一下子就了结了狗的性命。剥狗皮时，我忽然想到，到哪儿去烧这狗肉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大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青平时吃队里的食堂，自己不开伙，没锅、没灶、没有柴盐酱醋。想来想去，职工中，设备齐全而又可能帮忙的，只有小芳。于是大家的眼睛一齐望着小蒋。
小蒋平时台面上一本正经，革命口号喊得能冲破房顶，私下里却很“胎气”，即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在打狗吃狗的问题上，他一直站在广大的知青群众一边。可让他出头找小芳，有点为难他这个当“官”的。
小刘一看，火了，“操！关键时刻，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了。你不去我去。”没等小蒋说话，小刘就走了。大伙等了一袋烟的工夫，只见小刘春风满面地回来了。
元旦的晚上，演完节目后，狗肉也烧好了。大家趁着黑黢麻乌的夜色，把烧好的狗肉悄悄从小芳的厨房运到我们的房间里。一瓦盆狗肉刚端上来，正要下筷子，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拍得震天响，吓得胆小的差点翻窗而逃。
开门一看，一群女生在小芳的带领下吵吵嚷嚷地涌了进来。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二吨半”一进门，叉着腰，大着嗓门嚷道：“吃独食呀，真不够意思！”那年头，遇到这种事，叫见者有份。小李赶紧关门：“轻点声，轻点声！”
小王也骂小刘：“你这小炮子子的，有好吃的就把老娘忘啦！”
平时貌似文静的几个女知青已经上桌，趁其他人斗嘴的工夫，先自下筷了。其余的人也一拥而上。那一夜，对酒当歌，尽兴而散。
一九七七年是充满了变机的一年。忠厚的华国锋此时已“脱贫”，被周围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冠以“英明领袖”，捧得晕乎乎的。台下的邓小平却韬光养晦，呼之欲出。
开春后，农业学大寨的新**席卷农场，我们这次也没幸免，如火如荼地参加了劈山造平原。以往农业学大寨只停留于口号上，打倒“四人帮”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火眼金睛看穿以往下面只喊口号，没有行动的把戏，号召全国把农业学大寨落实在行动上。跃进分场决定以我们大队为重点，把一百亩坡地桃园平整为一百亩平原，同时，把二十亩低洼地的梨园也拉平。
我们轰轰烈烈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真正懂得了“生土”与“熟土”之间的区别。半米以下的生土，硬得和石头没有区别。一镐头下去，火星四溅，也顶多刨半寸深。抬土一杠子两百多斤，压得龇牙咧嘴，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两天的热情一过，常常想，难道当年杨白劳、田大江为地主打工会比这更苦、更累吗？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农场天天为大家提供午饭。因为不要钱，吃起来特别欢，有一次我一口气竟吃了两斤馒头！这时想起小芳爷爷说的，地主到秋收秋种时，也给长工们吃大鱼大肉白米饭。看来世道并没变。大家累得半死不活，着实体会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和晚上“挺尸”的睡觉，翻个身都困难啊。
正当大家沉浸在瞭望一马平川的平原的喜悦之中时，却传来今年要实行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的文件。这对我们无异于当头一棒，晕晕乎乎中明白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腰不疼的道理。一百亩的人造平原至少三年没产量！
随风而逝的桃花落英，转眼换作满树累累的果实，又到了夏天收获的季节。这一年，周围的农民偷桃子的事件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要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全队拿奖金的希望都寄托在不到九十亩的坡地桃树上。农场的职工和周围的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拉不下面子，于是，程队长就鼓动所有知青来巡逻，并反复交代任何人都不得吃桃子。
刚开始因为桃核不好销赃，真还不敢偷吃。一天，小芳来吃桃子，只见她手握一根拇指粗的棍子，消失在桃树中。半小时后，她笑呵呵地出来了。我问她，吃的桃核呢。她举起手中的棍子往地下一蹾说，埋了。我这才意识到她手中木棍的另一作用。
年轻人对朋友“胎气”，对外人却很忠于职守，与来偷桃子的插队知青和村民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打架。周围人要来报复的风声很紧。
男子汉值夜班，每队一个人。盛夏的上半夜，屋里溽热难熬，林中值班，反倒清凉。难熬的是下半夜，夜贼黑，天贼冷。夜深人静的山谷，凉风回**，梦幻在山风间升腾。除了像夜猫叫春一般揪心的风，还有那由风而起的哗哗的树叶声，很是撩人、很是瘆人、很是萧杀。每逢值班，我总是非常小心，非常害怕，从不敢偷懒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别人以哨声联系。
吹哨子是小芳的绝活，食指与拇指一勾，往小嘴里一放，哨声直冲云霄，几里之外都能听见。我用指头吹哨子，就是跟她学的。这种吹口哨的方法，城里的流氓、小痞漏才会，但山林里值夜班护林，彼此联络全靠这哨声。
在一个月白风稀的夜晚，一声撕裂心肺的惨叫，划破夜空。许多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人起来。第二天一早人们才发现小蒋被打死在桃林里。从流血的现场看，小蒋在被击中要害后，拖着重伤流血的身体，爬了近一百米，死在离宿舍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小蒋被埋在桃林后松林前的山冈上，背靠茫茫的林海，面朝西面的桃园。凶手没有被抓到。
小蒋死后一个月，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小蒋是老知青又是团支书，所以有自己的小房间。农村对死人住过的房间有忌讳，而我要清静，也就不管吉利不吉利了。
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高考已经静悄悄地在全国紧张地开始。这些年来，无产阶级一统天下，靠推荐上大学，实际上是靠父母的关系网和送礼。出身好、父母们又在台上的，当然“纲举目张”，下乡磨个屁股就接到上大学的推荐。出身好但父母们不在台上的，总可以看看革命战友吧，礼尚往来，堂而皇之，也接踵走之。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因成分不对，岂敢和革命干部称兄道弟？农场的日子，一直因为没有希望而妄自怅然，高考成了我回城的唯一救命稻草。
这时才发现来农场是个错误。插队的知青此刻都一溜烟地回城复习了。对他们来说，最多没有工分（不拿钱），而农民因为知青不分他们的口粮，正求之不得，因而皆大欢喜。而农场是国营企业，要走就开除你。那年头全国一盘棋，要是被任何国营企业开除，或者是没有档案，永远也甭想再进其他任何国营企业。谁也没吃豹子胆，敢冒这危险，只好找个安静的环境自学。
夏天收完桃子后，全队实行小承包制。所谓大承包是按组承包，而小承包是按人承包。大承包时，要是迟到几分钟，程队长一定会扯着他的公鸡嗓子在门前大喊大叫。小承包后，再也听不见他的嗓门了。小承包既让好几个斤斤计较的知青反目成仇，也促成了好几对知青鸳鸯。往往女的不能完成她们的承包定额，男的完成后就来帮忙。回家后，女的帮男的洗洗衣服，用煤气炉炒盘小菜。这时，感情最容易升华。漂泊的心需要的就是安慰，哪怕是一点点。
小承包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因为我主动放弃奖金，大家也不挤兑我。国营农场不许请假看书，却可“生病”。于是，我成了医务室的老病号。老知青赵医生，是个“赤脚医生”，平时管个头痛脑热的病，发发**之类的事，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我去“看病”，她应该知道我的病根，但她从不多问，总是要几天假，给几天假，还关切地问寒问暖，让我永远心存感激。
幸亏小承包和高考同时开始，不然，我和小芳可能不是今天的结局。因为我不去上工，免去相互帮忙的机会。我除了吃饭整天整夜的闭门不出。房间里弥漫着卷烟和山芋酒的混合味道，床很凌乱，是我辗转难眠的痕迹。桌子上摊满了书籍、草稿，地上摆着一台收音机，无聊地沉默着。
小芳偶尔来看我。有时她来，还给我带点吃的，让我暗暗憧憬着“素碗秉烛，红袖添香”的美景。表面上，我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们之间，或许由于小蒋的去世，或许由于我的高考，突然有了距离。我们之间往日的默契时时掺和着莫名的尴尬，令人窒息的宁静。
我的情绪时好时坏，心里充满矛盾，常常自问，为什么要冒被讥笑、被打击报复的风险？为什么不融入周围嘻嘻哈哈的人群中，做普通的一员？为什么这么含辛茹苦、挑灯熬夜？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过普通人的日子。白天耀眼的阳光，拌着红辣油的粗饭又使我恢复理智，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
孤闷啊，当时队里竟没有一个公开的志同道合的高考朋友。政策多变，坏消息一来，大家都信，赶快夹着尾巴过日子为上策。好消息一到，谁也不能确定这次不是又一次“回潮”。因此，即使十月二十三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招生改革的消息，表面上众人还都人五人六地继续装着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样子。暗地里，许多人都在复习，只是不“串联”。正是应了哲人的谶语：情到深处人孤独。
高考后的一天，小芳又来看我。那天，她身穿一件刚开始流行的连衣裙，平时乌黑而闪亮的辫子，此时却像高山温柔的瀑布，婉约地流泻在圆滚滚的芳肩，宛若天上飘下的仙女。我意会到她眼神里的含义，“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但我不敢想，也不敢迎接她的眼神，装作一派纯净，天蓝云白，我行我素。当时叫吃了秤砣，铁了心。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望眼欲穿的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我悄悄地收拾行装，在一个静悄悄的早晨，离开农场。除了领导，我谁也没告诉，包括小芳。
之前，我没有忘记我的诺言，把小提琴送给了小芳。在一个冬天的黄昏。小提琴递到她手里时，我们的手指轻轻接触。她的指尖光滑而冰冷，一丝疼痛划过我的心头。那一瞬间，是我们手指的唯一接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真的给我呀？”小芳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奇，口气上却有点揶揄。然而这时，也许她已经意识到我的离去，但她没问。瞬间的兴奋化为沉默的忧伤。她把小提琴贴在心口，眯着眼睛注目着西沉的斜阳，嘴边显现出一丝苦涩的血色微笑，目光柔柔。看着她这神情，我心头一阵冲动，一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暗暗战栗。时空在我周围凝固，那种感觉，像在万籁无声中，一把利剑一下一下地戳在我的心坎上。我仿佛听到她心底的挣扎，我压抑着冲动，却感到自己的心被揪得很疼、很痛。
就这样，在残冬的夕阳映照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我狠心埋葬了两年来的暗恋。用一丝虚伪、两点矜持、三成世故、四分胆怯。心绪如乱麻一般，我不能够毫不在乎。尽管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尽管爱莫能助的愧痛始终缠绕着我，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我却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样地窝囊、那样地怅然。
二月的气候，依然挟着深深的寒意。田野、山峦无遮无拦，阴飕飕的山风直往脖子里灌，透心凉。八点钟的天，依然灰蒙蒙的，压抑。吃了最后一顿辣油稀饭，抽了最后一根卷烟，我一夜无眠，为了小芳。凝望蜘蛛网稀疏、房梁毕现的屋顶，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接的过往残片，直到天明。
当我坐入进城的早班汽车里，在回头一瞥的瞬间，透过车窗沾满尘土的玻璃，恍惚看见小芳伫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的孤独身影，寒风萧瑟，云鬓飞乱。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汽车轰隆隆地离开桃园的山冈，小芳的身影慢慢被抛弃在远方。一滴泪珠滚入嘴角，咸咸的。
佛主说，良善的友情是人生最大的礼物。当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注销了城市的户口，自愿在烈日下、寒风中干原始的体力劳动，用青春的汗水换取勉强裹腹的口粮和上调的一线希望。在茫茫的旷野中，在低湿的房屋里，耳听萧萧落叶，面迎凄凄冷风，小芳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村旁……”
尾声
“还真能吹呢。”妻子看完后，轻轻地称赞了一声。
我松了口气。她却话锋一转，关切但不失温柔地问：“你写的可都是真的？”
“写下来的事儿嘛，总是半真半假。艺术来源于……”我有点得意地想给她上堂文学创作理论课。
“这么说这事是真的？”她的音调更加关切，“那你和小芳真有一腿？”
“没得、没得，我和她没有任何‘超越友谊的关系’……”我感到她的声调在升高，赶忙解释。
“你们要是有个孩子也是很有可能的啰？”妻子不顾我的辩白，穷追不舍地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
“那怎么可能呢。我做事从不留后患。”我有点急了。
“好你个小子，这下子给老娘问出来了吧！”妻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大声喝道，原先的温柔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了一脸杀气。
“没、没……不、不。”我被妻子的脸色吓得两腿打战，语无伦次。我定了一下神，才缓过气来，恢复了往日的敏锐，“你听我说。人家说，初恋无性，况且是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
“可你们那么年轻。人们也说，春风不问路。”
“那是八十年代的春风。”
“……”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没有回过那农场，脸色阴沉的程队长有没有承包桃场？医务室的赵医生是否回了城？小芳头上的大辫子换成了什么样的发式？其余的知青，是不是也没忘记那漫山的桃花开得无拘无束，忘情而热情，那遍野的落英，伤情而悲情？是不是也没忘记在那欲火中烧、翻转难眠的夜晚，房顶上传来的夜猫叫春声？但愿岁月已抚平了我们青春的痛苦、怅然，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