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雪月
我几乎一气呵成,仅用短短的时间就读完了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虽然书只是由许多的短篇组成,虽然只有每个人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可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与零零散散的碎片拼合起来却构成了我儿时所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步履维艰可没有人能为我搀扶,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大个子叔叔一样,在他最需要人们的理解、最需要曾经同舟共济的亲人陪他一起度过人生磨难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而回报他的却是那些不明是非的人们无情的诬陷、仇视的目光、羞辱的唾液、愤怒的鞭挞;面对的是被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雨冲刷后扭曲的心态及变形的面孔。他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一个人最起码对生的渴望,他感到了无助,他把最后的眼泪流给了我……人们总说,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清晰最深刻的。也许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会变得模糊,会失去诸多细节,而对孩童时的记忆却是完整的,每段时间、每个地点、每位人物和每个情节。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跟着母亲,就着席卷遍地的落叶和掀起满天尘埃的秋风,随着滚滚的下放洪流,登上了开往宁夏的火车,奔赴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部学校。宁夏平罗东临黄河、西环贺兰山,虽说是守着黄河,但那时的黄河却是掀着块块干裂的黄土皮,全然不见波涛翻滚、直扑苍穹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更找不到清代诗人法海名句中“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所描述的秀丽的景色。而我们要去的干校又正好坐落在一个灌区的边缘,真可谓是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下了火车,转乘干校派来的卡车穿过片片的沙丘,寥寥的湿地,来到了我们的住所。
干校专为第二批下放干部及家属增盖了两排平房,母亲与我被分到最边上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屋子。当时在下放的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盖的房,雪白的墙,油炸馒头蘸白糖。”听起来像一曲共产主义颂歌,直到住进去我才理解了这其中的含义:一幢用土坯垒起的新房,墙上浮满了白花花的盐碱。可那时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与油炸馒头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内容描写与政治形势的需要吧。离住处不远,有间破旧的小屋,四周围着粗细不一的枝条,枝条上密密麻麻地缠着铁丝,屋子的门窗全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听隔壁的阿姨对她的孩子们说,那个屋子里死过人,是用来关压“牛鬼蛇神”的地方,每天早晚都会出来放风,所以千万别到那玩儿,离得越远越好。幼小的我哪里懂得“牛鬼蛇神”真正的意义,但对鬼神却生出极大的好奇。于是,第二天我趁着早晨出去拾树枝捡煤块儿的时机,远远地站在那个小屋旁边,默默地等候着鬼神的出现。太阳懒洋洋地爬了上来,尽管还未进入冬季,但是寒风已经打透了我身上的棉衣,两只被冻僵的小手插进袖管里立刻凉透了全身,冻木的小脚早就没有了知觉,而我还是痴呆呆地望着那间鬼神出没的屋子。门终于打开了,我全身不由打了个寒战,侧身躲到了树后偷偷窥视。从屋里最先走出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叔叔,后面紧跟着一个身着发白蓝布制服、低垂着脑袋的大个子叔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两人走到院子,年轻叔叔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抽烟,大个子叔叔开始围着栅栏走,他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地发着耀眼的光茫。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男男女女,有的向他啐唾沫,有的冲他扔石头,还有的用木棍狠狠地打他,嘴里喊着:“打死你这狗东西!”只见他用双手紧紧地捂着毛主席像章,不停地说:“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晚上,妈妈很晚很晚才能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想睡,就想等着妈妈回来问个明白。妈妈进屋后,我把热好的饭端到土台上,一边看着她吃一边问道:“妈妈,他们为什么叫那个大个子叔叔‘鬼’?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他没有亲人吗?”妈妈明白了我在问什么,眼眶渐渐红了起来,摸着我的脸说道:“孩子,你太小,还不懂这些事。那个大个子叔叔不是‘鬼’,他的亲人全都跟他划清了界线,他是好人。你爸爸现在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也被关在小黑屋里,唉!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妈妈的话我多一半没有听懂,但我知道了那个叔叔跟爸爸一样,都是好人。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在那个时刻站在栅栏边等他。
平罗的风沙很大,到处都是盐碱地,那里种不了果树,只有长在水渠两边的沙枣树。那沙枣树粗粗的高高的,沙枣在皮鲜肉嫩的时候是不会自然掉落的,只有在熟透干透时才会掉下来。我常常在树下捡些熟透的沙枣。野酸枣大小的沙枣干干的一层皮儿,皮下裹着一个硬硬的核,皮与核之间是一层薄薄的沙肉,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奢侈的零食了。我每次都要捡好多,回家后搁在妈妈缝制的纱布袋里,攒到看电影时抓一把边吃边看。一天早晨,我装了一口袋沙枣来到大个子叔叔的房前,等着他出来。我望啊盼啊,可把他等了出来,等人们骂够打够散开后,我慢慢走过去,轻轻地叫了声:“叔叔。”他奇怪地看着我,我赶紧从口袋中掏出沙枣连掉带揣地放到他的兜里。他低着头把手伸进兜里,当他抬眼再看我的时候眼里已经是充满了泪水。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在我面前流泪,他摸了摸我那冻红的脸蛋儿,扭过身子低着头走了。虽然他只是摸了一下我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却感觉像是爸爸的抚摸一样的亲切,我想他一定很喜欢我送给他的沙枣。那天起我每天都装满一口袋沙枣来等他,可再也没找到给他的机会,因为那个小小的院子已经改成了批斗他的会场。以后的那些日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挨斗挨打,我惊奇地发现他从没流过一滴眼泪,嘴中还是那几句:“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寒风卷着尘沙疯狂地抽在人们的脸上,水渠里的水已经开始上冻,那年的冬天就这样早早地到来了。可革命的热潮却是一浪高于一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越来越多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和“现行反革命”被挖了出来,批斗舞台越搭越大,很多的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十岁的我也没逃脱干系,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被老师揪着辫子仰头陪斗。那时在我心中总会出现大个子叔叔的影子,他都没哭,我也不哭。散会之后,我又来到大个子叔叔的小院前想看看他,我觉得我也是他队伍中的一员了。可是没有见到他出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回家问妈妈他到哪儿去了,妈妈告诉我:“他死了,有人说他上吊了,有人说他病死了,谁也说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听到这里,我连哭带拽地非要去找他。我无法忘记抚在我脸上那亲切的手,永远也忘不掉他在我面前流下的眼泪。此刻我感觉我的泪和他的泪一点一点地在凝固,渐渐生出一份恨来,可又不知道该去恨谁,心里备感委屈可不知道为何委屈,我狠狠地抓起那袋沙枣一把扔了出去……一九七六年的秋季,我们一家来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放爸爸的骨灰时,我意外地见到了大个子叔叔的墓牌,是一个没有骨灰的墓牌。是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他走前连句话也没有留下,而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他的眼泪,一直珍藏到今天。
孤旅天涯
增哲是个诗人。
1989年6月17日,刘增哲踏上了清冷的列车,开始了已准备了一年的旅行。第一站是内蒙的赤峰,这是他在地图上找到的第一个目标,他想从那里进入内蒙大草原。临行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因为几千元是借的,也许要乞讨为生呢,或打打工,好点想法是到各地作协给作者们讲讲课赚点钱。”“这段路的艰难是难想像的,生死难卜,此信就作为告别了。但愿再见!”现在看来,增哲的起程并不悲壮,他当时也许只是有些兴奋和茫然,一种即将进入一种陌生的生活当中的兴奋与茫然。
靠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介绍,他顺利地进入了大草原。摔跤、骑马、喝酒,是豪爽的蒙古族牧民接待远方来客的仪式。第一次走上跤场,增哲心中直怵,与他对阵的是当地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第二名,刘增哲哪是对手?但不摔不行,牧民最看不起的是胆小的男人。刘增哲对一位会汉话的翻译说:“我只会点中国式摔跤……”没等翻译说完,那大汉挥了挥手说:“来吧!”于是二人开始转圈,增哲沉住气,他不能让对方抓住,否则他会被从头上抡出去。突然,他在大汉面前虚晃一下,然后猛地下蹲,一下子抄起大汉一条大腿,接着迅速用力一撞,大汉便重重地摔倒在地。刘增哲赢了,可他刚刚抬起头,就发现四周的牧民在愤怒的盯着他,有的小伙子已经拔出了腰刀!翻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用这种“阴着”。刘增哲赶紧一翻解释,大汉才怒气稍消,说“再来!”再来,刘增哲当然被抡得在草地上打滚。输赢不重要,敢拼就是好汉。摔跤完了是骑马,牧民们给他牵来了一匹三岁的黄骠马,从未骑过马的刘增哲脚一沾马蹬就被摔倒在地,一个跟头,激起了他的性子,几次摔倒后,他终于跨上了马背,还没有坐稳,那马便狂奔起来,耳边狂风呼呼,马蹄下草地象江河般向后奔流,一阵飞奔,刘增哲兴奋起来,他拉转马头,从呼喊着纵马追赶他的牧民们身边一闪而过,刘增哲开心之极!
“我骑上了骏马,草原就宽阔了许多,我睡在毡包里,梦中淌着乳白的香河……”
刘增哲成为蒙古包的客人,那从下午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的二锅头酒和草原清爽的气息使他心神沉醉,最醉人的是蒙族朋友的热情与豪迈。
这时他感觉到的是草原的壮美,蓝天白云,绿绿的大草地上转场的牧民骑在马上悠悠地走,白色古老的勒勒车慢慢地行进。他参加了牧民的婚礼,迎亲的马车从草原深处贴着白云急驰而来,新郎新娘围着蒙古包纵马追逐。从红日东升到满天星斗,刘增哲醉意难消。
还有一种感受,那便是对死亡的感受。这是他此次流浪一直在不停地追求的一种感受。他一人来到了蒙族牧民的一个坟地,那是一个山谷,按当地牧民的风俗,人去世后便被脱去衣服放置在山坡上,如同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刘增哲在墓地慢慢地走着,一地的白骨和裸尸使他陷入了沉思,沉思使他忍不住与躺在地上的尸骨交谈起来,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我在墓地、裸尸的山谷里孤独地沉思了一个世纪,山丹丹盛开着鲜红的花朵。颂经的敖包在她胸中燃祭着火红的太阳……这座山谷是死亡的生命的部落。
从此我说出一句哲人的话语:死亡和生命没有隔膜。”
沉寂的墓地与充满活力的草原、生与死之间似乎无比和谐,这种感觉在后来他吊在通天河畔悬崖边上的时候又得到了清晰的体验。那次是在青海玉树州,他骑着马跟在向导后面到一处藏民居住地去考察,走到通天河畔悬崖边上的一个大斜坡上,马的一个趔趄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于是他头冲下迅速向悬崖边滑去,滑到一半时,他的手臂和头撞在一块石头上,身体便改变了方向,脚朝下一直滑到悬崖边上,在双腿已悬空时,他抓住了一束带刺的荆棘……刘增哲此时心情意外地平静,他向下看,悬崖深处的通天河如一线细水闪着幽蓝的光。走在前面的向导半天才发现后面的刘增哲趴在悬崖边上,吓得大叫起来,他解下捆背包的绳子把刘增哲拉了上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不喊?”刘增哲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呼救,他只觉得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短,甚至模糊不清,那区别只在他是否轻轻地松一下手。
“生命背过脸去就是死亡,它本来在时空中就没有根本的界定。”
这是他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体验了死亡的恐怖之后写下的感受。茫茫大漠,与它相联的词汇是荒凉,沉寂,是死亡,刘增哲要寻找的正是这些。朋友与他告别时哭了,可他执意前往。他从且末进入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时是十月份,是沙漠中风最小的时候,刘增哲背了一大捆芦苇,在一群饿狼的跟随下走进沙漠,他一路走一路插下苇杆,以做返回的路标。他在沙漠之中走了四天,不知走了多远。大漠的沉寂叫人无法忍受,寂静地如听到远处有海潮之声,远方灰蓝色的地平线箍成一个恐怖的圆圈,仿佛随时会扼住生命的咽喉。孤烟如绳,弯弯地升上天空。大漠上在夜晚常有神秘的蓝光。这一切让他惊悸,让他在死寂中体验了生命的蓬勃。夜晚他在饿狼的嚎叫声中点燃苇杆,望着夜空等待黎明,中午他平躺在沙漠上接受太阳的沐浴(刘增哲说这叫“晒蛋”)。那温暖的感觉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看到一具干枯的尸体,他想问问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何流落至此,就象问自己,问这茫茫大漠。
“是因为你的广垠?是因为你的恐惧?是因为你悲怆的孤烟大绳,拉响了阴森的天钟?不知道。我并不想征服你。我知道,我也征服不了你。我只想走近你,贴在你宽阔的胸脯上,让我们交换一下心灵。”
刘增哲似乎开始进入一个新境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只想自己掌握一下自己的命运,自己完成自己。随意地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抛掷在这块虽然贫穷但朴实的土地上,接受狂风,接受严寒,接受死亡,这是我自己的抉择,所以我感到无比的洒脱。”
34岁,刘增哲已接近走完了人生的一半旅程,这时他似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憾,那就是他认为自己对生命还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于是他去寻找,把自己抛进一个陌生的,充满危险的境地,以检验生命真实的内容。
在准备起程时,他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一个人走。他也想搞一些赞助,但最后还是决定自费去,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收获。如果兜里有上万元本来不属于自己却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钱,他就无法进入困境。于是他靠卖东西和向朋友借,办了一张有三千多元的信用卡便上路了。
刘增哲很快就陷入困境。在内蒙古的赛汗塔拉,他的钱丢了,必须到呼和浩特才可以用信用卡支取现金,可他却无力买一张7元钱的车票。刘增哲束手无策,一直到傍晚,饥肠辘辘,最后他决定去要饭。他犹犹豫豫地走了几家饭馆,最后停在一位看样子已快吃完的中年妇女旁边,他鼓足勇气问:“你还吃不吃?不吃我就吃了。”这时他有一种被人抽了嘴巴的感觉,脸上火辣辣发烫。那位妇女看了他一眼,便把一个只剩菜汤的盘子端起倒在剩饭里推给他,刘增哲端起碗便吞了起来,这时他勇气倍增,又指指另一盘还有不少菜的盘子问:“这盘还吃不吃,不吃也给我吧。”于是他又得到一盘菜。晚上,刘增哲露天睡在了火车站台上,第二天中午依然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便又进入一家饭馆,见一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已吃完了,他上前对他说:“我是要饭的,能不能给我点饭吃?”那人看了看他,问:“你是要饭的?”“是。”“你是要饭的?”“是。”于是那人指指写着菜名的黑板说:“你随便点吧。”“你只给我来一碗饭和一碗肉汤就行。”那人大叫:“你这要饭的真他妈的贱!”刘增哲说:“我吃饱就行。”吃完饭,那人说:“跟我走吧。”刘增哲一愣,心说坏了,我碰上什么人了?走就走!他跟那人来到一个旅馆,那人说:“你还没地方住吧?我包了一间房,你住我这吧。”于是二人聊了起来,原来那人是呼市的一个建筑工程师,刘增哲也讲了自己的情况,那人非常高兴,趁着热乎劲,刘增哲说:“我的钱丢了,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我好买张车票。”那人说:“你这话怎么跟车站上的骗子说的一样呀?”刘增哲说:“那就当我骗你一次吧。”于是两人大笑。
刘增哲说:“我的命不错。”在困境中解决生存的课题,要饭似乎仅仅是一个小插曲。而从新疆进入西藏,刘增哲又一次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从南疆到北疆,刘增哲风餐露宿,独来独往,在孤独和寂寞中尽情领略着天山南北的壮丽。
“河里的溪水在哗哗流着天山的声韵,雪鸡的冠红,一点点,一点点。
哈萨克的马骑,叩响筑乃斯十月坚实的胸脯。”
但是西南神奇的土地还在召唤着他,刘增哲要翻越昆仑山,走完这次漂泊的后一半旅程。他来到了叶城,决定从这里上昆仑山。他在巴扎(集市)讨价还价地花十块钱买了一件可以套在棉大衣外面的破皮袄,30元买了一双白毡靴,一番打扮模样怪怪的,刘增哲非常高兴。可这时雪已封山,上山的车辆已寥寥无几,一连找了三天,终于花80元搭上一辆运面的卡车。前两个晚上,刘增哲为了省下两元钱的住宿费,便忍着寒冷在驾驶室过夜。车开到第三天距红柳滩还有100多里的时候坏了,无法修复,只有等待其它车辆来拖。可是这一等就是五天五夜,莽莽昆仑,寒冷寂寞,刘增哲和司机五天里只吃了两个馕饼,铝壶里的水冻成了冰坨。在昆仑山,死人之事并不新鲜。刘增哲和司机饿得要昏过去,连说话的劲也快没了。他们只有在中午时睡上一觉,而在昆仑山中的漫漫长夜只能蜷缩在寒冷中望着明月发呆。刘增哲看够了月亮,这时他想到死,这种一点点逼近的死亡与通天河畔那突如其来的威胁的感觉不一样,但他却不恐惧,心情依然平静。他打开日记本,在扉页上给妻子写下了简单的遗书:如果别人把这本日记交到你手中,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我的一万元人身保险费希望你替我保存好,当咱们儿子十八岁生日时你替我交给他,相信我的儿子会理解他的父亲……两个月后,我收到刘增哲从四川写来的信,第一句就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活过来了。”后来我知道了,这种高兴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用了九天时间,翻过昆仑山海拔7000米的界山大坂,进入了西藏。
刘增哲到达了西藏阿里,从狮泉河他背着背包徒步走入藏北草原。他计划用一天时间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可是一直走到天黑,他才发觉迷路了,他身上己无可充饥之物,荒芜寒冷的草原之夜又一次开始威胁他的生命。但这时他充满了一种挑战的情绪,他想看看怎么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在远处,他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走过去一看,是一段用土坯垒成的断墙,墙角有一堆牛粪,他点燃了牛粪,依偎在墙下度过了漫漫长夜。当太阳升起时,他感到了内心的激动,他看到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前行,走过一个个草滩,翻过一个个山坡,可以吃的只有草原上的积雪,有时他真想吃地上的牛粪。到了下午,他终于摔倒在一个雪坡上。天又要黑了,四周见不到人烟,他有了一种绝望的感觉,脑子中出现了一阵阵空白。正当他迷迷糊糊之际,忽然远处传来了狗的叫声,这使他一下子精神振奋,仿佛好长时间,他终于看到一只狗和一个骑马的藏族姑娘走了过来。他鼓起全身的力气喊道:“阿佳,恰通!”(大姐,我要喝茶!)说完便又瘫在地上。藏族姑娘跳下马,看了看他,便连他和背包一起背起来就走,绕过一个山包,便到了她家的帐篷,帐篷中只有一个老妈妈,她给他端来了香香的酥油茶、酸奶和糌粑……尽管语言不通,刘增哲在阿佳和阿妈的帐篷里度过了温暖的三天,她们用厥麻给他补养身体。他白天到水磨房看阿佳劳作,生命之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卓玛踏着彩靴,摇着长袖,草滩就倾斜了,溪水就惊动哗哗的水磨,粪火烧起来了,酥油茶就更香了,青稞酒就更醇了。”
第四天中午,刘增哲又要上路了。阿佳用头巾包了一包他最爱吃的炒青稞放进他的背包。走出帐篷时,他心中溢起留恋之情,不由自主地跪在了阿佳面前。阿佳弯腰用一块红布扎起他长长的乱发,这时他泪流满面。刘增哲站起后转身走去,他强忍着不再回头,走过一个山口,他还是转过身来,这时他看到阿佳跑上另一个山坡,向他唱起了送别的歌……刘增哲泪眼模糊,一咬牙,转身走下山坡,任凭泪水涌流,放声如唱歌般的一路大哭……这之后,是从狮泉河到日喀则,蜷缩在没有篷子的卡车上,七天七夜忍饥挨饿,只靠一把水果糖充饥的艰苦行程,是冒着塌方危险,搭卡车从西藏进入四川的五天五夜,然后他喊一声:“我活过来了。”我才体会出那喜悦中,他对自己强劲的生命力的自豪。
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到广西,刘增哲披头散发,破衣烂衫,翻山越岭,饥餐渴饮的四处漂泊,1990年8月17日,他终于结束了历时14个月426天旅程。当他回到北京走进拥挤的人群时,他却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痛苦生活结束后的失落。
他曾经寻找到了什么?
当他在巴颜喀拉山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与长年在此工作的三个小伙子一起度过中秋之夜,他们刚咬了一口他带来的月饼,便又狠狠摔在雪地上而放声大哭时;当他踩在贺兰山风化而即将脱落的山石上时;当他没命地奔跑逃避哈熊的追击时;当他泪流满面跪在老活佛面前,接受那珍贵的佛珠时;当他与佤族朋友一起插秧,坐在篝火旁听彝族朋友为他唱着祝福的歌,在侗族人家吃着手抓饭时;当他在原始森林面对毒蛇的袭击时;当流氓的尖刀扎进他的臀部,他强忍着腿的痛抖拿出烟来点燃时……他发现了什么?与艰险的抗争给了他不逃避生活的勇气,而在那些给了他无数温暖和爱的人民面前,他开始一层层地看清自己。在彝族寨子里,阿嫫煨好家中最后一块砣砣肉,阿达杀了家中最后一只下蛋鸡,说为他补养;临睡时,彝族大姐把自己的被子搭在他的被子上,她却一宿蜷缩在披毡里……刘增哲喃喃自语:“我凭什么?我凭什么!”他们说,你从北京来到这穷地方,和我们一起吃苦,是为了我们彝族。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坐在熊熊篝火旁的刘增哲听着这些话,感到了真正的羞涩,心咯噔咯噔如同从台阶上跌下来。扪心自问:“从北京出来到如今,我曾想到为这些人民服务过吗?是的,为这些纯朴且还艰辛的人民服务,应该是我一生为之努力的。”这是他真实而无法忘怀的体验。
当他在西藏,随着朝拜雪山的藏民一起长途叩拜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那众多的藏族人的匍匐、奉献,让我感到羞愧,我完全被震住了。我累了,我在新疆还给我老婆写信说,这一路太苦了,回去后我可以写上十年二十年,再也不出来了。然而在藏民族面前,我感到自己恶心,我打算以后还要重返,弥补遗憾同时再发现遗憾,再去弥补。这明明是我一生的追求。”
至此,我也许可以明白,这位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的普通干部,为何要做此远行了。走之前,增哲计划回来写一本书,朋友们说:“你的经历足以让你写出精彩的文字。”增哲却轻轻地说:“书我要写,可我早已觉得这不是我流浪的目的了,我只是去体验一下生命。”
体验生命,这话太简单,也太意味无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00